嗅态
观察商业榜样，输出榜样观察
作者 | 石灿
图片 | 《北上》剧照
影视剧《北上》已迎来大结局，剧中人物的命运轨迹，恰似现实中人们接受时代洗礼的缩影。
在剧末，阳光洒落在大运河上，游轮之上，夏凤华与谢望和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这一形式，在往昔大运河上被称作船婚，曾是河上人家的传统习俗，如今在剧中重现，承载着别样的寓意。
结局一幕，主要演员都在游轮之上
他们以花街为中心，曾北上北京城，如今身处江淮大运河，一去一回，勾勒了一场别致的人生叙事线。
夏凤华在快递领域披荆斩棘，却因过度劳累身患重病；谢望和投身互联网行业，满心以为能在资本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却没料到成为了资本博弈中的棋子。而他们的小时玩伴绍星池、周海阔，也在“北漂”中逐渐迷失自我。
近几年，一个现象悄然兴起：不断有人因为身体生病，无奈选择离开北京。这座曾承载着无数人梦想的城市，快节奏的生活、高强度的工作，让许多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身体不堪重负。有的人长期熬夜加班，积劳成疾，却因高昂的医疗费用和紧张的医疗资源，难以得到充分治疗；有的人在高压环境下，精神高度紧绷，患上各类心身疾病，最终只能返乡调养。
这些挫折背后，是行业叙事的误导，也是自我修行的课题。行业内对快速扩张、高额回报的过度宣扬，使得他们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盲目狂奔，忽略了风险与自身的承受极限。
当人们低下头关照自身时，一场关于回归的叙事才真正开始。
01
冒险的“文化投资”
在影视圈摸爬滚打二十多年，导演姚晓峰心底始终藏着一个愿望——拍一部和家乡江苏有关的戏。2018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文化热度一路高涨。就在这一年，姚晓峰偶然读到徐则臣的小说《北上》，当下一拍大腿，决定将它影视化改编。
那时，《北上》刚问世不久，还没拿下茅盾文学奖，影视化的前景就像蒙着一层厚纱，投资改编，无疑是一场冒险。可这小说用船运人的命运，串起运河百年风云，借当下人寻根，发现大家都源自同一条船的独特视角，让姚晓峰一下瞅见了其中巨大的“叙事价值”。
说干就干，姚晓峰找到徐则臣，两人在南京一碰面，短短两小时，合作意向就基本谈妥了。这就好比在文化市场里，精准挖到一支潜力无限的“潜力股”，虽说前期风险高，可一旦改编成功，收获的文化与商业回报，那简直不可估量。
改编工作刚起步，难题就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姚晓峰直言，《北上》在体量和结构上，更像电影。它那三段式的年代故事，1900年代、1930年代、21世纪初，在改编成电视剧时，很难完美交织。毕竟观众追剧，习惯跟着一家人或一个人的成长轨迹，这种矛盾，使得剧本改了三稿，都没能成功。
2019年，小说《北上》斩获茅盾文学奖，关注度瞬间爆棚。这荣誉，让改编压力“噌”地一下增大，可也把作品规格提上去了，商业潜力进一步放大。这就像企业发展遇瓶颈时，意外收获强大品牌效应，资源、期待一股脑涌来，怎么突破瓶颈，把压力转化为动力，成了决定成败的关键。
剧中角色夏凤华
为了破局，姚晓峰特意请来知名编剧赵冬苓。赵冬苓研读小说后发现，原著主体故事大多围绕清朝时外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和当代故事需求对不上号，而且当代部分，戏剧冲突不够，人物关系也缺乏实效。
创作团队的破局妙招，源自一场“行万里路”的探索。他们踏上沿运河江苏段的采风之路。
这一路，走访了近百位船民，收集到大量珍贵的口述史。一聊才知道，船民们长期以船为家，生活、娱乐、采买，全在船上，这些独特生存活动，慢慢孕育出别具一格的船舶文化。即便上岸后，有了官方提供的房子、活动中心，日子安逸了，可船民们眼里，还是透着浓浓的失落感。
采风期间，赵冬苓没碰上能直接塞进剧本的完整故事，倒积累了不少零碎片段。不过，凭借丰富人生阅历和深厚知识储备，她在运河边用心感受、找寻灵感。
这些零碎片段，就像星星点点的光，在她创作大纲时，自然而然融入其中，像周爷爷、花街、小吃等元素，都来自这儿。
剧中，花街六户人家在一起喝茶
姚晓峰也收获满满。他仔细观察运河周边环境，琢磨着运河和花街、小巷、小院的关系，为后续拍摄的场景搭建、镜头语言运用，早早做准备。后来拍摄时，为了呈现不同年代的花街世界，改造街道、小巷、码头，搭建小院、调运船只，这些场景构建工作，都离不开采风时的观察与构思。
从叙事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主创团队不断丰富“产品内容”，用真实生活细节，精心打造独特文化体验，提升作品吸引力和竞争力，好让它在影视市场崭露头角。
02
剧情的动力驱动模型
赵冬苓对作品改编见解深刻。她认为，原著只是素材。过去部分经典文学改编不成功，原因在于过于忠实原著，没有意识到改编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编剧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原著后面，而应在改编过程中发挥自身的创作主动性，融入个人的理解和创意，让改编作品拥有独立的生命力。
赵冬苓在接到改编任务时，所面临的首个难题，恰似企业遭遇原材料无法满足生产需求，不得不重新探寻与构建“可用资源”。
赵冬苓的老家位于山东济宁，那是运河边上的大码头。年少时，她急切地渴望摆脱家乡熟人社会的生活模式。15岁那年，她来到大城市——济南，自此从熟人社会迈入陌生人社会，这一转变迫使她迅速成长与独立。
然而，随着年龄渐长、阅历渐丰，赵冬苓发现，曾经一心想要抛弃的家乡传统，实则蕴含着诸多美好。就拿最细微的邻里关系来说，它早已如同血液一般，融入她的生命，难以割舍。
剧中人物谢望和
赵冬苓深知，剧中所有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存在“出走”与“回归”的经历。这种普遍存在的文化心理，正是年代剧吸引观众的关键所在。
文化母体堪称内容创作的肥沃土壤，而“出走与回归”的心理模式便深深扎根其中。从古至今，“出走与回归”这一叙事模式始终贯穿于中国文化传统叙事之中。当然，它并非一成不变的单一模式，而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部分文人出仕为官，这无疑是一种“出走”；而告老还乡、回归故里，则是“回归”。
到了近现代，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这种叙事愈发常见。
此时的“出走”，是对旧有社会秩序、封建礼教的有力反抗；而“回归”时，却惊觉故乡早已物是人非，这般“回归”满含无奈与反思，淋漓尽致地展现出社会变迁对个体的巨大冲击。这一时期，“出走与回归”的叙事承载着对民族命运、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与时代紧密相连。
步入当代文化，“出走与回归”已然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与个人成长、文化认同紧密交织。
电视剧《北上》中花街少年的经历便是典型。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渴望挣脱家乡传统生活的束缚，奔赴大城市闯荡，这便是“出走”；随着年龄增长，闯荡受挫，他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是自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选择“回归”。
在具体的情节设计上，赵冬苓以2000年京沪高速通车作为故事的起点，随后倒推设计故事，重点聚焦90年代一批人的成长。
剧中人物夏凤华和谢望和一吻定情
她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故事的终点要延伸至当代。而京沪高速通车可作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尽管运河的衰落时间实际上更早，但从这一节点开启创作，能够在有限的故事跨度内，更为精准地展现人物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的变迁轨迹。
这种调整，恰似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对产品定位进行优化，是在有限创作资源下，对叙事框架的精心打磨。
在人物设计方面，赵冬苓同样煞费苦心。原著中有邵星池、谢望和周海阔三人，在此基础上，她增添了马思艺这一角色。起初，她本打算围绕三个男孩与马思艺展开故事，但考虑到马思艺的形象难以成为观众心目中的女一号，于是又新创出夏凤华这一角色，同时加入陈睿，最终构建起六户人家的故事架构。
赵冬苓坦言，创作《北上》时，自己的野心较大。倘若只写三户人家，创作难度会小很多。然而，她希望迎接挑战，最终选择写成六户人家。这无疑增加了观众认清18个人物的难度，对她自身的创作，以及观众的理解都构成了不小的挑战。
03
花街人生物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提出，叙事能融合历史、文化与个体选择，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影响。把这一理论运用到《北上》的分析中，能让我们对该剧叙事有新的理解。
故事开篇，展现了运河边花街小院里孩子们的成长场景。少年们在石板路上嬉笑奔跑、偷瓜嬉闹，运河不仅是他们生活的背景，更深深融入他们的生命，赋予他们水乡的柔韧温情与江湖儿女的侠肝义胆。
在这里，运河经济的兴盛托举着百姓的生活，每一个生活细节，哪怕是孩子们啃过的西瓜皮，都折射出运河经济带特有的韵律。
剧中主要角色小时候
随着剧情推进，时代的巨轮滚滚而来。2000年，京沪高速贯通，改变了花街原有的宁静与秩序。交通方式的变革对传统水运的冲击，成为剧中人物命运的转折点。曾经以“跑船”为生的人们面临巨大生活压力，而运河边长大的少年们也迎来青春的成人礼，“北上”成为他们共同的选择。
北京在《北上》里是快节奏叙事的代表。这里充满机遇与挑战，新事物不断涌现，竞争异常激烈。剧中一些角色投身创业，迅速应对商业机会与危机，他们的拼搏、迷茫与压力，是特定经济环境下的真实反应。
剧作巧妙运用双重叙事结构，北京写字楼里跳动的数据流与运河古道上商旅的足迹相互交织。多线叙事尽管复杂，但既能展现出运河千年的历史纵深感，也生动呈现出时代发展的脉络。
运河，在剧中既是故事发生的实质性场所，也是主角们心中的精神依托。无论身处何方，运河给予他们的故乡回忆、开放视野，始终是他们不断向前的精神动力。
花街的叙事节奏与北京大不一样，更显舒缓。它专注于邻里日常和人物成长，有着独特的经济生态。花街没有北京那种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而是依靠传统的生活交易和邻里互助维持运转。在这样的环境下，人物命运和传统生活方式、邻里关系以及花街自身发展紧密相连，叙事节奏自然较为缓慢。
剧组搭建运河、花街、小院等场景时，巧妙融入经济元素。2000年，运河经济繁荣，在谢老大带领下，几户人家生活富足，从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日子优渥。后来，谢老大投资失败，到2007年，几户人家陷入衰败，物品依旧却尽显萧条。再到运河生意治理开发，花街经济好转，小院也焕然一新。
剧中主要角色小时候
剧组为还原2000年花街的繁荣，精心搜罗那个年代的生活用品、招牌等道具，细致打造出充满烟火气的花街经济氛围。这些场景变化不仅反映时代变迁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也是推动剧情的经济线索，让观众真切感受到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人物命运。
剧中第一集的4分钟长镜头十分经典。导演和美术团队精心规划花街小院的搭建，院子布局、各户位置都反复斟酌。
导演想用长镜头展现小院环境与人物，融入主题。这个镜头呈现出花街经济叙事下人物的生活状态，人物活动、场景布置都反映当时花街的经济水平和生活方式。
拍摄过程困难重重，镜头调度复杂，演员走位和设备拍摄都要精准，且长时间拍摄考验演员体力与专注力。最初镜头设计6分多钟，最终保留了4分钟。
导演坚持保留这个长镜头，是因为它对观众理解花街人物和故事很关键，像一个微观样本，浓缩了花街的经济生活与人物关系。
剧情照应现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北上”的梦想，最重要的是，逐梦过程中，借由外界的磨砺照见真实的自我，在内心深处构建起独属于自己的理想“北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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