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未寄的信

＂喂，老周，李国强走了。＂电话那头，马师傅的声音沙哑得不像话。

我放下黑色的转盘电话，听筒碰撞机身发出清脆的响声，窗外是北京的深夜，城市的灯火渐次熄灭。

李国强，我的发小，我们曾在同一个大院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参加知青下乡，一起回城。

如今，他却先我一步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点燃一支＂红塔山＂，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缭绕。墙上那张我和李国强的老照片，是七十年代初我们在生产队拍的，两个十七八岁的毛头小子，穿着打了补丁的灰色衣裳，却笑得那么灿烂。

那时候，我们住在县城同一个机械厂的大院里，他家在东头5号楼，我家在西头2号楼。每天早晨，我们一起背着书包上学，放学后一起在大院的水泥场地上踢破布缝的球。

冬天的时候，大院的广播喇叭里传来《东方红》的旋律，我们就在结了冰的水泥地上滑冰，用铁丝缠在鞋底上当冰刀，冻得手脚通红也不肯回家。

夏夜纳凉，李国强总能讲出最有趣的故事，大院里的孩子们围着他，就像围着一个宝藏。

＂志明，你说咱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十五岁那年，我们躺在大院的水泥台阶上看星星，李国强突然问我。

＂当然是对国家有用的人啊，为人民服务嘛。＂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这是那个年代我们都会给出的标准答案。

＂我想做个了不起的人，让全县城的人都认识我。＂李国强的眼睛闪闪发亮，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那是六十年代末的事了，不久后我们就一起响应号召，下乡当了知青。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挤在土坯房里，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点着煤油灯看几本破旧的书籍。有一次，李国强病了，高烧不退，我走了十里山路到公社借了二十块钱给他买药。

＂志明，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还会加倍奉还。＂他握着我的手，虚弱却坚定地说。

我拍拍他的肩膀：＂咱俩谁跟谁啊，好好养病吧。＂

熬过了知青岁月，我们终于回到了城里。八十年代初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我们这些年轻人也摩拳擦掌，想在新时代闯出一片天地。

我通过考试进入一家国企当了办事员，后来慢慢升到了科长。李国强则敏锐地嗅到了改革开放的机遇，毅然下海经商，开了一家小五金店。

＂周志明，你这么有本事，怎么不敢下海呢？＂他总是拎着一瓶二锅头来我家，笑着拍我的肩膀，＂看我以后发达了，第一个带你吃香的喝辣的。＂

我当时刚结婚，家里添了台黑白电视机和一台二八自行车，觉得已经很满足了。我笑着回应：＂到时候我可得沾你的光，坐坐你的桑塔纳。＂

＂那是必须的！不过啊，你要是现在跟我干，将来说不定开的是奔驰！＂李国强拍着胸脯保证，那股子劲头，让人不由得相信他能成功。

我媳妇小刘在一旁撇嘴：＂就你那个破五金店，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还奔驰呢！＂

李国强不以为然：＂嫂子，你等着瞧，不出三年，保准让你们另眼相看！＂

小刘那时候不喜欢李国强，总说他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但我了解李国强，他是那种认准了一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的人。

果然，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李国强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的小店扩大了，还开始代销一些紧俏的工业品。赚了钱的李国强没忘记朋友，隔三差五就拎着稀罕物来我家，有时是几尺好布，有时是几罐蜜饯水果。

我那时候已经在单位站稳了脚跟，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单位分了一套四十平米的筒子楼住房，虽然是筒子楼，要跟别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但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不错了。

八六年，李国强娶了纺织厂的技术能手张秀兰，红红火火地操办了婚事。婚宴上，李国强搂着我的肩膀：＂老周，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啊！＂

我不解地问：＂这话从何说起？＂

＂要不是当年你借给我那二十块钱，我可能早就交代在生产队了。＂李国强喝得脸通红，＂你的那份恩情，我李国强记在心里呢！＂

我摇摇头：＂咱们之间别说这些。＂

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轨迹渐渐分开。我依然在国企朝九晚五，李国强则忙着四处跑业务，扩大生意。

九十年代初，他开始接一些乡镇企业的订单，生产一些简单的五金件。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他干脆开了一家小型五金加工厂，还给我送来第一批出厂的产品，一脸自豪。

我那会儿已经当上了科长，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单位里进行了几次改革，效益不太好，但铁饭碗还是稳当的。

我们联系渐渐少了，只是逢年过节偶尔通个电话，问候一声。九八年，国企改革大潮来临，我们厂被兼并重组，我被下岗了。

那段时间很难熬，四十多岁的年纪，找工作处处碰壁。我摆过地摊，发过传单，当过保安，什么活都干过。小刘没有抱怨过一句，默默地在社区医院做着护士工作，撑起了家里的一片天。

我没好意思告诉李国强我下岗的事。一来觉得难以启齿，二来也不想让他看到我落魄的样子。毕竟在他心里，我一直是那个稳重、有主见的老周啊。

可我不知道，马师傅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了李国强。马师傅，我们大院的老人了，退休后在李国强厂里看门，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接到噩耗的第二天，我坐上了回家乡的列车。车厢里挤满了打工的人和返乡的旅客，我抱着一束白菊花，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

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变成了田野村庄，春天的麦田泛着嫩绿，这是我们共同生长的土地啊。

＂老周，有烟吗？＂邻座的中年人递过来一个塑料杯子，想借个火。

我摇摇头：＂戒了。＂

＂那可真是可惜啊，现在的芙蓉王、红双喜多香啊。＂中年人遗憾地说道。

我没有回应，只是默默地看着窗外。其实我不是戒烟了，而是口袋里连买烟的钱都不宽裕。下岗后的生活，让我学会了精打细算。

到了县城已是傍晚，我直奔李国强家。他家在县城新开发的小区里，是一栋六层楼房的三层，电梯坏了，我爬着楼梯上去，气喘吁吁。

灵堂设在院子里，白色的挽联在风中轻轻摇曳。李国强的遗像上，他还是那么精神，嘴角带着我熟悉的笑容，似乎下一秒就会开口叫我＂老周＂。

＂志明哥，你可算来了。＂张秀兰，李国强的妻子，红着眼睛迎上来。她比我们小几岁，如今也已是两鬓斑白的中年妇人，眼角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痕迹。

＂秀兰，我来晚了。＂我上前鞠躬，心里酸楚难言。

＂国强走得太突然了，前一天还在厂里转悠，说要准备新的订单，第二天早上起来喝口水，突然就...＂张秀兰哽咽着说不下去。

＂他...他走得痛苦吗？＂我轻声问道。

张秀兰摇摇头：＂医生说是心梗，走得很快，没受什么罪。就是...就是走得太突然，什么话都没来得及交代。＂

我在灵堂前放下白菊花，望着李国强的遗像，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无忧无虑的童年，艰苦的知青岁月，充满希望的改革年代...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回忆。

灵堂里陆续有人来吊唁，有他的生意伙伴，有街坊邻居，还有我们当年的老同学。大家围在一起，回忆着李国强的点点滴滴。

＂国强这人最讲义气了，记得有一次我家急用钱，他二话没说就借给我五千块。＂

＂是啊，他那个厂子虽然不大，但从来不拖欠工人工资，每个月准时发放。＂

＂我记得他最爱吃红烧肉，每次来我饭店都要点一份，说是想起了他妈妈的手艺...＂

听着这些话，我的思绪回到了过去。记得知青点那次生病，李国强病得迷迷糊糊，还惦记着生产队分配的活儿没干完，怕连累我们。还有他结婚那天，非要拉着我喝交杯酒，说我是他最好的兄弟...

夜深了，人渐渐散去，张秀兰走过来，轻声对我说：＂志明哥，国强有东西留给你，晚上我给你留门，你来我屋里取。＂

我有些诧异，但还是点了点头。

李国强家的客房简单整洁，墙上挂着几张老照片，有我们知青时代的合影，也有他和张秀兰的结婚照。。

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县城的夜晚比北京安静多了，只有偶尔传来的狗吠声。

在我的记忆里，李国强一直是那个充满活力、豪爽大方的人。他说话做事总是那么痛快，笑起来爽朗开怀。却没想到，他竟然先我一步离开了人世。

深夜，院子里只剩下几盏昏黄的灯。我轻轻敲开张秀兰的房门，她已经换下了丧服，穿着朴素的家居服，眼睛依然红肿。

＂志明哥，来，坐。＂她给我倒了杯热水，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国强去年写的，他说如果有一天他先走了，一定要交给你。＂

我接过信封，分量不重，却似有千钧。回到住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封信和一张银行卡。

＂志明老弟：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别伤心，咱爷们不兴这个。

去年听马师傅说你下岗了，这么多年了还在为生计发愁。我想联系你，可又怕你嫌我多事，你那股倔脾气我太了解了。我去北京找过你两次，只远远地看了你一眼，看你在路边摆摊卖袜子，瘦了好多，人也憔悴了，我的心都碎了。

记得咱们十八岁那年，在村后的老槐树下埋下的时光盒吗？。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约定我一直记在心上。

这张卡里有五万块钱，是我这些年存的一点心意。你别嫌少，也别拒绝。就当是还你当年在知青点上借给我的那二十块钱，利息高了点。哈哈！

你有本事，就是太死心眼，跟着那个厂子干到最后。其实改行不丢人，我那厂子如果你愿意来，随时欢迎。不过我了解你，你肯定不会来。那就拿这钱重新开始，别辜负了咱们当年的誓言。

记住，人这辈子能有几个知根知底的兄弟？别推辞，就当帮我完成一个心愿。

人生在世，图的不就是个心安理得吗？我李国强这辈子没啥大出息，但对得起家人朋友，没有什么遗憾了。就是咱们这些年聚少离多，有点可惜。等你老了，也回到这片土地上，咱们再好好聊聊。

国强

1998年10月＂

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窗外，家乡的夜空繁星点点，一如当年我们仰望过的样子。

我攥紧了那张银行卡，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个场景。那是知青点的冬天，李国强病得很重，我去公社借钱给他买药，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大雪，我踩着厚厚的积雪走了三个多小时。

当时，李国强见到药就激动得哭了：＂志明，你是我亲兄弟啊！＂

现在轮到我落泪了。李国强，你这个死倔的家伙，为啥非要这样呢？

我翻出随身携带的钱包，里面夹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是我和李国强十八岁时拍的。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志明、国强，1970年夏，插队时摄。＂

第二天清晨，我来到厨房，看见张秀兰正在准备早饭。那是一间朴素的厨房，案板上放着新鲜的青菜和一块五花肉。

＂志明哥，来吃点吧，你昨天一天都没好好吃东西。＂张秀兰招呼我。

我坐下来，看着她熟练地切菜、炒菜，动作麻利而准确。

＂国强生前最爱吃这个红烧肉，每次我做他都能吃两大碗米饭。＂张秀兰一边炒菜一边说，声音里带着笑意和思念。

我突然说道：＂秀兰，昨晚的信我看了。＂

张秀兰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炒菜：＂国强其实一直很担心你。去年他得知你下岗的消息后，坐立不安，立刻就去了北京。回来后，他就写了那封信，说有一天万一他不在了，一定要把钱交给你。＂

＂可是...为什么他不直接联系我呢？＂我疑惑地问。

张秀兰将炒好的菜盛进盘子，叹了口气：＂他怕伤你的自尊心。他说你这人倔得很，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

我苦笑一声：＂他倒是了解我。＂

＂国强常说，你们俩是一辈子的兄弟。他生病这段时间，总念叨着你，说亏欠你良多。＂张秀兰红着眼圈，＂他最后几天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整理一些老物件，说是要留给你。＂

吃过早饭，张秀兰带我来到李国强的书房。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和文件。墙上挂着他的营业执照和几张合影。书桌上摆着一台老旧的录音机和一叠磁带。

＂这是国强最近一段时间录的，他说病好了要给你寄去。＂张秀兰拿出一盘磁带，＂我也不知道里面录了什么。＂

我接过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磁带嘎吱嘎吱地转动着，然后传来李国强熟悉的声音：

＂老周，好久不见了啊！听马师傅说你过得不太如意，我挺担心的。我这人嘴笨，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就录个磁带吧。眼下这个社会变化太快了，像咱们这样的人，跟不上节奏也正常。但是老周，你别灰心啊，咱们可是从那么苦的年代过来的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医生说是劳累过度，要我好好休息。可厂子里的事情多，也离不开人啊。我在想啊，等我病好了，去北京找你，咱们好好喝一场，就像当年在知青点一样，拎着老白干，坐在田埂上，天南海北地聊...＂

。李国强的声音中透着疲惫，却依然那么豪爽亲切。

＂他录了好几盘，这只是其中一盘。＂张秀兰说道，＂他说等病好了，要把这些都整理好，给你一个惊喜。＂

葬礼结束后的第三天，我独自来到我们曾经插队的村子。这个村子已经变了模样，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田间地头竖起了路灯，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我按照记忆中的路线，来到了村后的那棵老槐树。那棵老槐树依然健在，树干更粗壮了，树冠遮天蔽日。槐花开了，香气四溢，引来不少蜜蜂在花丛中嗡嗡作响。

记得当年，我和李国强经常在这棵树下乘凉，聊天，畅想未来。那是我们青春最美好的时光，虽然物质匮乏，但心灵却是富足的。

我按照记忆中的位置挖掘，果然找到了那个生锈的铁盒子。铁盒子已经锈迹斑斑，但还算完好。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有两张发黄的纸条，写着我们十八岁时的誓言。

！——李国强，1970年8月15日＂

＂国强，我们一起努力，一辈子做好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周志明，1970年8月15日＂

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我们站在槐树下的合影，背面写着：＂为了记住我们的誓言，特此留念。＂

我坐在槐树下，泪水再也控制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李国强，你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而我却辜负了你的期望。我本该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却因为自尊心作祟，躲避不见。

我取出一张纸，写下了我的回信：

＂国强：

收到你的信和银行卡了。你这个倔脾气的家伙，总是喜欢逞强。你知道吗？我最近几年过得确实不太如意，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誓言。

我会用这笔钱资助几个贫困学生，就用你我的名义设立一个小小的助学金，帮助那些像当年的我们一样怀揣梦想却囊中羞涩的孩子。这样，我们的友谊就能传承下去，延续我们共同的价值和信念。

谢谢你，我的老兄弟。你走得太突然，我们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但是不要紧，槐树还在，誓言犹在，我们的情谊会一直延续下去。

志明

2001年5月20日＂

写完信，我把它和从钱包里取出的两百元钱一起放进铁盒子，重新埋回了槐树下。这是我对李国强最后的承诺，也是对我们友谊的纪念。

回到县城，我来到李国强的墓前。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小字：＂永远怀念他的善良与真诚＂。

我跪在李国强的坟前，将那两张泛黄的纸条和我写的回信一起烧给他：＂国强，你放心走吧。我会拿这笔钱资助几个贫困学生，就用你我的名义。我们的约定，我会继续坚守。＂

风吹过麦田，掠过我们曾经奔跑嬉戏的土地。远处，几个孩子在田间追逐打闹，笑声清脆悦耳，就像当年的我们。

我知道，有些情感和承诺，会超越生死，延续到永远。李国强的离去，让我明白了友情的珍贵，也让我懂得了生命的短暂与脆弱。

回到北京后，我用李国强留给我的钱，在我们曾经就读的母校设立了一个名为＂志强助学金＂的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