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那年冬天的闷罐车吗？＂李大牛拍着我的肩膀问道，眼睛里闪烁着回忆的光芒。

我点点头，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旅程。

1971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呼啸着穿过村子的每个角落，仿佛在送别我们这群即将远行的年轻人。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母亲叫醒了，她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简单的行囊——两件旧棉袄，几双粗布袜子，还有几个玉米面饼子。

＂永海，吃了饭就走吧，别让村里人等着。＂母亲一边往我碗里添粥，一边抹着眼角。

爷爷硬是拄着他那根磨得发亮的老拐杖，从村里一直送我到县城，足足走了十五里地。

路上他一直念叨着：＂小海啊，当兵好啊，张家总算出了个军人了！你爷爷我年轻时候也想去参军，可惜那会儿家里穷，走不开啊。＂

我叫张永海，那年刚满十八岁，瘦瘦高高的个子，黝黑的脸庞，还带着几分乡下小伙子的腼腆和倔强。

在县武装部的欢送大会上，县长讲了一通鼓舞人心的话，我们这些新兵站得笔直，心里却是忐忑不安——毕竟大多数人连县城都没出过，何况是要到远方的军营去。

欢送大会结束后，我们这群新兵排成两列长队，浩浩荡荡地向火车站进发。

沿途乡亲们夹道欢送，有的挥手，有的喊着亲人的名字，还有的抹着眼泪。

＂永海，给俺爹写信啊！＂刘大婶喊道，她儿子和我同村，也在这批新兵中。

＂放心吧大婶，我一定帮他写！＂我大声回应，心里却不禁想起自己那不识字的父母，他们连信都看不懂。

短短三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近一个小时，每一步都走得那么慢，似乎在依依不舍地告别家乡的每一寸土地。

到了火车站，接兵的王连长把我们分成几批，我和另外六十多名新兵被安排上了一辆闷罐车。

说是闷罐车，可不是开玩笑的，整个车厢就一个小窗户，大家都围着那个窗户想看外面的世界。

我挤了半天也没挤上去，只好坐在铺着草席的地板上，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啃着临行前发的大饼，心里盘算着部队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火车开了一夜，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声音节奏分明，像是一首送别的歌，伴随着我们驶向未知的未来。

中途火车停了几次，但我们根本不知道到了哪里，只能通过小窗户看到站台上匆匆走过的人影。

第二天中午我们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被青山环抱的小站台，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清香。

下了火车，又坐了两个小时的解放牌卡车，沿着崎岖的山路，一路颠簸，终于到了新兵连。

新兵连位于一个山谷中，几排低矮的平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脚下，门前的旗杆上，鲜红的军旗迎风飘扬。

刚放下行李，我们就被带去吃午饭。

那是我在部队的第一顿饭——二米饭配炒白菜，看着简单，但对于我这个从来没吃饱过饭的农村娃来说，简直是天大的福气。

＂来，吃饱了才有力气训练。＂炊事班的老班长笑呵呵地给我们每人盛了满满一大碗饭。

我连着吃了三大碗饭，直到肚子撑得不行才停下来，那种饱腹感是家乡从未有过的奢侈。

新兵连的生活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但也比我想象的有条理得多。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天还是黑沉沉的，山谷中弥漫着薄雾，我们在哨声中迅速穿好军装，叠好被子。

先是五公里的晨跑，绕着山脚下的训练场跑圈，初冬的寒气刺入肺部，疼得直喘粗气，但没人敢停下来。

然后是站军姿、列队训练、军事理论学习，下午是体能训练和武器操作，每天的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训练强度大得让我这个在农村干惯了农活的小伙子都吃不消，第一周下来，我的手掌磨出了血泡，脚后跟也破了皮。

那段日子里，我最大的安慰就是认识了李大牛，他是我们县城东边小村的，比我大两岁，肩膀宽厚，手臂有力，一脸憨厚的笑容下藏着一颗热心肠。

每次训练我快坚持不住了，他就会在旁边悄悄地鼓励我：＂张永海，挺住啊，咱们可是代表张家营子去当兵的，不能给家乡丢脸！＂

晚上熄灯后，我们躺在铺位上小声聊天，说着家乡的事，说着对未来的憧憬，那些话语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温暖。

＂我爹说了，当兵回来至少能当个队长，村里人都得敬我三分。＂李大牛笑着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我就想学点本事，回去能帮家里过上好日子。＂我望着黑暗中的天花板，轻声说道。

新兵连的三个月训练很快就过去了，我们从懵懂的农村小伙子逐渐蜕变成了有纪律、有担当的军人。

有一次，我帮连里写了一期黑板报，用了一些文艺性的语言赞美部队生活，配上了自己画的简单插图。

没想到被带兵的李指导员看中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那是一间朝南的小屋，墙上贴满了各种宣传画和标语。

＂张永海，你这文笔不错啊，以前上过什么学没有？＂李指导员坐在桌后，翻着我写的稿子问道。

＂报告指导员，初中毕业，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写字。＂我立正回答，心里却忐忑不安，生怕自己写的东西有什么不妥之处。

＂好，很好。＂李指导员笑着点点头，＂连里正好缺个宣传员，你有空就多写点文章，咱们部队需要这样有文化的兵。＂

新兵分配那天，整个训练场上人头攒动，各连队的带兵干部来挑选新兵，气氛既紧张又兴奋。

我和李大牛分开了，他去了工兵连，我则被分到了炮兵连，这意味着我们以后见面的机会会少很多。

分别前一晚，我们俩躺在床上聊到深夜，窗外的月光洒在地板上，形成一道银色的光带。

＂张永海，咱们虽然分到不同连队，但还在一个团里，有空就来找我玩啊！＂李大牛拍着胸脯说，声音里带着不舍。

＂一定，咱们是一起坐闷罐车来的兄弟，这辈子都忘不了。＂我故作轻松地回答，心里却满是不舍。

到了炮兵连，我被分到了二排三班，班长是个东北大汉，姓郭，脾气暴躁但心地善良。

＂新兵蛋子，在我这儿可不能偷懒，每天保证你练到腿软！＂郭班长第一天就给我下了＂马威＂。

我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刻苦训练，很快从一个新兵蛋子变成了能独立操作火炮的老兵。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都会抽空练字写作，有时候是抄报纸上的文章，有时候是记录连队生活的点滴。

1972年春天的一次演习中，天公不作美，连降三天大雨，演习场变成了泥潭。

我们连顶着大雨，拖着沉重的火炮，硬是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指定位置，并准确完成了射击任务。

连队表现突出，团里要写一篇报道宣传我们连的事迹。

恰好连队指导员知道我写得一手好文章，就找我帮忙起草。

＂小张，你写得要真实，要生动，让读的人感受到我们炮兵连的精神！＂指导员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篇《火力支援，我们永远在前》的文章，描写了战士们在恶劣天气下依然坚守岗位的精神。

文章被团里采用后还送到了军区刊物上发表，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刷出来，那种成就感难以言表。

这事引起了上级注意，1973年初，我被选送参加军区的文学创作培训班，为期两个月。

培训班设在军区大院内，环境比我们营区好太多了，食堂里每天都有肉，宿舍里还有电灯和暖气。

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从写作技巧到文学理论，每天都有新收获。

培训结束后，我被调到团宣传班工作，开始了我的军旅写作生涯。

回到团里那天，李大牛特意来接我，一把抱住我：＂张文学家，可想死我了！＂

＂去你的，什么文学家，我还是咱张家营子的永海。＂我笑着推开他，心里却暖烘烘的。

宣传班的工作比一线战士轻松多了，但责任一点不小。

我每天穿梭在各连队之间，采访先进事迹，撰写宣传稿件，编写墙报和简报，有时还要拍照片。

晚上回到宿舍，我常常要挑灯夜战，修改稿件，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我的文章风格朴实真挚，不玩花哨，就是写战士们的日常生活和训练，特别受基层战士喜爱。

两年下来，我在军区文艺汇刊上发表了十多篇作品，还有几篇被军报采用，在部队里小有名气。

1975年春天，团里通知我提干，这对一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事。

我第一时间给家里写信报喜，没想到父亲回信却不那么热情：＂当了干部就更走不了了，你妹还等着你赚钱娶亲呢。＂

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明白父亲的担忧——在他眼里，当兵只是一条出路，最终还是要回家的。

提干后，我调往师部宣传科工作，工作环境和条件又有了质的提升。

师部大院位于城市郊区，四周绿树环绕，中间是一排排整齐的办公楼和宿舍楼，比起营区的平房，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在师部，我认识了许多有才华的人，也开阔了眼界，学会了照相、剪辑，甚至还学会了开车。

有一次，军务科临时缺人手，我被借调过去帮忙整理文件，那是1977年的冬天，正赶上年终总结。

军务科办公室比宣传科更加庄严肃穆，墙上挂着作战地图，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和报表。

军务科的工作严谨而繁琐，每一份文件都关系到部队的战备和训练计划，一个数字错了，可能就会导致整个训练计划混乱。

我习惯了写作时的认真，对每个标点符号都一丝不苟，这正好适合军务工作的要求。

军务科长钱铁山，是个老军人，参过志愿军，右腿还留着弹片，走路时微微跛行。

他脾气倔得很，对工作一丝不苟，常常为了一个数据和别人争论半天，但为人直爽，从不拐弯抹角。

他看了我整理的文件，眼睛一亮，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你这心思细，做事认真，比那些老油条强多了！我跟宣传科要人，你愿意来军务科不？＂

真没想到，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从宣传科转到了军务科，开始了一段全新的军旅生涯。

＂可我不懂军务工作啊。＂我有些担忧地说。

＂不懂可以学嘛，你这么聪明，一个月保证上手。＂钱科长信心满满地说。

军务工作和宣传工作完全不同，我起初很不适应，常常为一个数据犯愁，为一份报表发呆。

军令如山，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日期都不能有半点差错，这种压力比写文章大多了。

头几个月，我经常加班到深夜，向科里的老同志请教业务知识，把各种军事法规和条例抄在笔记本上反复研读。

晚上回到宿舍，常常累得倒头就睡，连梦都是各种表格和数据。

有一次，我整理档案时发现了一处前任留下的文件错误，涉及到一个重要演习的时间安排。

要是按照原计划执行，可能会和另一个兄弟部队的演习时间冲突，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甚至安全事故。

我犹豫了很久，不知道该不该指出这个错误——毕竟那是前任军务参谋留下的，万一我理解错了呢？

但责任感最终战胜了顾虑，我鼓起勇气向钱科长报告了这个问题。

＂你确定？＂钱科长眉头紧锁，手里的烟头明明灭灭。

＂是的，我反复核对过三遍了。＂我递过去我做的对比表，手心冒汗。

钱科长仔细看了我的分析，沉默了好一会，最后站起身：＂走，咱们去找团长！＂

最终，在我的发现基础上，团里调整了演习计划，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混乱。

从那以后，钱科长对我更加器重，军务科的同事们也把我当成了自己人，不再把我当作宣传科来的＂外行＂。

1980年初夏，我们接到任务，参加军区组织的一次重要演习，地点在青山河谷地带。

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但地形复杂，通讯条件差，是检验部队实战能力的绝佳场所。

作为军务参谋，我负责通讯联络和文件传递工作，每天在各个据点之间奔波，确保信息畅通。

演习第二天凌晨，天空突然乌云密布，闪电划破夜空，随即大雨倾盆而下。

山区突降暴雨，青山河水位急剧上涨，我所在的临时指挥所位于河边，情况十分危急。

＂快！把文件和通讯设备搬到高处！＂我听到警报后立即组织人手抢救物资。

士兵们在雨中奔跑，搬运着箱子和设备，泥水已经没过了脚踝。

正当我们搬运最后一批文件时，一股山洪突然冲下来，汹涌的水流瞬间淹没了营地。

我被卷入了湍急的水流中，冰冷的河水灌进鼻子和嘴巴，眼前一片黑暗。

在水中挣扎的瞬间，我死死抱住装有机密文件的防水箱，那是本次演习的全部计划和评估资料，绝对不能丢失。

＂张参谋！抓住绳子！＂远处传来战友们的呼喊声。

我挣扎着抓住了他们抛来的绳索，被拖上了岸，但腿部在激流中被石头划伤，鲜血直流。

那次意外让我腿部受了伤，在医院躺了一个月。

病床上，我坚持完成了演习的总结报告，护士小王每次来换药都笑我：＂张参谋，就你这样还写报告，命都不要了。＂

钱科长来看我时，眼圈都红了：＂小张啊，你这人真是铁打的！为了那箱子文件，命都不要了！养好伤回来，有你的好消息。＂

也就是那次之后，我被提拔为副军务科长。

工作更忙了，责任更大了，但我内心的满足感也越来越强。

从一个农村娃到军务科副科长，这在当时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

1982年冬天，我抽空回了趟家，带了些部队发的年货和我这些年积攒的津贴。

家里的老房子还是那样，低矮逼仄，但父亲给院子扩建了一间砖房，算是我们家的＂新屋子＂。

母亲看到我穿着军装回来，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儿啊，你这一走就是十多年，都快认不出来了。＂

父亲还是那样，不苟言笑，但眼神里满是骄傲：＂当了官了？那以后就别回来了吧。＂

我知道父亲是心疼我，也是替我自豪，就笑着回答：＂您老放心，我不会忘了家的。＂

村里人都来看我，七嘴八舌地问着部队的事，还有不少年轻人向我咨询参军的事情。

我妹妹已经出嫁了，嫁到了邻村一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家，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回部队前，我给家里留了钱，承诺以后每个月都寄生活费回来，父亲一开始不肯要，最后在母亲的劝说下才收下。

1983年初，部队准备推荐几名优秀军官去军事学院深造，这是提升军官素质、培养高级指挥人才的重要途径。

我被列入名单，这让我既惊讶又兴奋——按照惯例，从军校毕业回来，至少能提拔一级，前途不可限量。

正当我为这个机会兴奋不已的时候，家里却传来了噩耗——父亲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地里，被乡亲们送到了县医院。

电报是村支书拍的，简短的几个字却如同晴天霹雳：＂父病重，速归。＂

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抓住这难得的晋升机会，还是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

军校的机会多么难得，全团就我一个名额，但父亲的病情又那么危急，母亲年迈多病，一个人根本照顾不了。

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脑海中不断闪现父亲佝偻的背影和母亲期盼的眼神。

＂钱科长，我想请探亲假。＂最终，我鼓起勇气向钱科长提出了请求，声音有些颤抖。

＂探亲假？你疯了？军校的机会多难得，全团就你一个名额！＂钱科长拍着桌子吼道，脸都涨红了。

＂我知道，可是……＂我把家里的情况和盘托出，声音哽咽。

钱科长沉默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挂钟滴答的声音。

良久，他叹了口气，眼神中流露出理解和同情：＂先回去看看吧，半个月假期，早去早回。＂

＂谢谢科长！＂我感激地说，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回到家乡后，父亲的病情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医生说是脑溢血引发的偏瘫，右半身几乎失去了知觉。

他躺在县医院简陋的病床上，呼吸粗重，目光呆滞，那个曾经挺拔如松的父亲，如今却如此脆弱。

母亲日夜守在病床前，眼睛哭得通红，看到我回来，扑到我怀里大哭：＂永海啊，你爹这次怕是不行了……＂

我安慰母亲，同时四处奔走，找专家会诊，买药送检查，短短几天就花光了我带回来的积蓄。

好在父亲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医生说可以转院到省城去治疗，那里的医疗条件更好。

但费用是个大问题，仅靠我的工资和家里微薄的收入，根本支撑不了高昂的医疗费。

除了照顾父亲，我还发现家乡的教育状况堪忧。

村小学只有两名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其他科目根本没人教。

孩子们大多辍学在家帮忙干农活，十几岁的孩子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

一天晚上，我借着煤油灯给几个邻居家的孩子讲解数学题，他们那渴望知识的眼神深深触动了我。

＂张叔叔，你能不能天天教我们啊？＂一个小女孩怯生生地问道。

＂张叔叔要回部队啊，没法天天教你们。＂我摸着她的头，心里却升起了一个念头。

假期结束前，我去看了村小学，那是几间破旧的土坯房，下雨天屋顶漏水，冬天寒风透壁。

校长老赵是我小学时的老师，如今已经满头白发，他看到我很高兴：＂永海啊，当年就知道你有出息！现在是大官了吧？＂

＂什么大官，就是个小军官。＂我谦虚地说，＂学校现在怎么样啊？＂

老赵摇摇头，叹了口气：＂哪像个学校啊，老师跑光了，孩子也越来越少，村里人都觉得读书没用。＂

听了这些，我心里越发沉重，回部队的路上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回部队后，我直接去见了团长马志强，一个威严但心地善良的老军人。

他的办公室简朴整洁，墙上挂着几幅军事地图，桌上摆着一个马克杯，里面插着几支钢笔。

＂团长，我想申请转业。＂我站得笔直，声音坚定，尽管心里忐忑不安。

＂为什么？＂马团长放下手中的文件，双眼直视我，眼神锐利如刀。

我一五一十地道出了家乡的情况和我的想法：＂我想回去照顾父母，同时也想改变家乡的教育状况。

特别是看到那些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神，我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也许在部队我能走得更高，但家乡更需要我。＂

马团长沉思片刻，从抽屉里拿出一支烟点上，深吸一口，烟雾在阳光下形成了一道淡蓝色的帘幕。

＂小张，你知道吗，当年我也面临过类似的选择。＂他的声音低沉而沧桑。

他讲述了自己年轻时为了部队放弃回乡照顾双亲的故事，父母在他不在身边的时候相继去世，留下的只有遗憾和愧疚。

说到动情处，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我后悔吗？说不后悔是假的，但这就是军人的宿命啊。＂

我静静地听着，感受到他话语中的苦涩和无奈。

。

我尊重你的决定，小张，但军校的机会真的很难得，你再考虑考虑。＂最后，马团长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回到宿舍，辗转反侧，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

这时，一封家书送到了我手上，是母亲请村里的小学老师写的：

＂永海啊，你爹的病好些了，你别挂念了，安心在部队工作吧。

你爹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最自豪的就是你当了军官，常常对村里人夸你。

我们老了，没几年活头了，你的路还长着呢，别为了我们耽误了前程啊……＂

看着母亲歪歪扭扭的手印和字里行间的关心，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下来。

经过几天的思考，我做出了决定：申请放弃军校深造的机会，但不立即转业，而是申请休假半年，回家照顾父亲，同时考察家乡教育情况。

这一次，马团长和钱科长都同意了我的请求，给了我特批的长假。

半年的假期，我一边照顾父亲康复，一边在村小学义务教课，晚上还开设了成人扫盲班，教村里的大人们认字写字。

最让我欣慰的是，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能够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动了，脸上也有了笑容。

有一天，父亲拄着拐杖来到学校看我上课，坐在教室后面，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

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休假期满后，我回到部队，向马团长和钱科长详细汇报了家乡的情况和我的打算。

＂我想申请转业，回去建设家乡，特别是改善那里的教育状况。＂我的语气坚定而诚恳。

马团长沉思良久，最终点头同意：＂你是个好军人，也会是个好老师。。我尊重你的选择。＂

就这样，1985年底，我从军务科长的职位上光荣转业。

。

＂小张，你记住，当兵的本色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能丢！＂钱科长握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李大牛已经结婚生子，当时已经是工兵连的副连长了，军装上别着闪亮的勋章。

他紧紧抱住我：＂张永海，你小子可别忘了咱们的兄弟情！有空来看我，带着你家孩子来！＂

＂怎么会忘？咱们一个炕上睡过觉的交情！＂我笑着说，心里却满是不舍。

离开军营的那天，天空飘着细雨，仿佛也在为我送行。

我站在大院门口，回望着这个生活了十五年的地方，鲜红的军旗在雨中显得格外醒目。

回到家乡后，我先是照顾父亲康复，然后凭借在部队积累的经验和组织能力，说服村里成立了民办学校。

开始时很艰难，村里人不理解，认为我是＂吃饱了撑的＂，背后议论纷纷。

＂当大官不当，回来教书，脑子坏了吧？＂有人这样说。

但我不为所动，利用自己的积蓄和向战友们借的钱，把家里的新房子改造成了教室，添置了桌椅和黑板。

我把军队的纪律和精神带到了学校，每天早上带着孩子们列队，升国旗，读书，就像当年在部队一样。

学校刚开始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慢慢地，看到孩子们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来了。

三年后，在县教育局的支持下，学校被正式纳入公办体系，我也成为了正式的教师和校长。

十年间，我们学校培养出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那是李大婶家的小孙子，考上了省师范学院。

这个消息在村里引起了轰动，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孩子们如今都长大成人，有的成了医生，有的当了教师，还有不少参军入伍，保家卫国。

我最引以为豪的是，村里读书识字的风气越来越浓，现在家家户户都把孩子送到学校念书，考大学已经不再是稀罕事。

前几年，我回军营看望老战友，才知道当年我带过的一个小兵现在已经是团长了。

他知道我回来，专门设宴招待，酒桌上战友们谈笑风生，仿佛回到了当年的军营生活。

他敬我一杯酒：＂张科长，当年要不是您教我怎么写报告，我可能早就被连里淘汰了。

。＂

听着这话，我心中百感交集，眼角不禁湿润了。

如今，我已过古稀之年，回首往事，依然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或许我放弃了军旅的高职，但军人的精神和品质却在乡村教育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出了绚丽的花朵。

我的学校如今已经成为县里的示范学校，校园里绿树成荫，教学楼崭新明亮，操场上孩子们朝气蓬勃。

每当看到孩子们穿着整齐的校服，在操场上做早操，我就仿佛看到了当年军营里的情景，心中满是欣慰。

每每夜深人静，我常常会梦见那年冬天的闷罐车，梦见穿着军装的自己，年轻而充满希望。

在梦里，列车的轰鸣声中，似乎还回荡着那句话：＂你还记得那年冬天的闷罐车吗？＂

那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启程，也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