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党走了41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被坏人利用，我尽到最后的努力，洒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

这是王范在自尽前留下的绝命信，字字泣血，句句忠心。他为什么会写下这样的遗书自尽，身上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1905年出生的王范，打小就在江苏如东海边练拳，晒得黝黑的胳膊甚至都能扛起近百斤的渔获。

1926年，当小学教师王盈朝把镰刀锤头的徽章别在他胸口时，这个21岁的青年还不知道，自己往后的人生会有多么曲折。大革命失败后，他带着80多个农民在秘密据点里开党组会议，土布褂子别着勃朗宁，鞋底还沾着盐碱地的泥。

1930年逃亡上海的时候，他在十六铺码头扛大包，看见英国巡捕抽中国苦力的耳光，咬牙把心中的愤恨压下去。次年他就考上了巡捕，靠着那一身硬功夫和灵活的脑子，在弄堂里混得开。

不久之后，他就和打入巡捕房的党员取得联系。此后，王范虽然身上穿藏青色制服，腰别警棍，却在巡逻时把情报塞进烟盒，交给弄堂口卖茶叶蛋的地下交通员。叛徒白某叛变后，组织就让他盯着这个好色之徒。

某天深夜，他看见白某钻进妓院，就让酒铺伙计尾随，自己则绕到后门放信号。红队队员翻墙而入时，他躲在街角偷偷吹了声警哨，混乱中听见叛徒的惨叫。这事儿后来被陈赓笑称“红色包打听的妙手”。

1932年，叛徒在街角认出了王范，却怎么也叫不出名字，面对叛徒，王范破口就大骂“你调戏良家妇女的时候被我教训过”，审案的特务抓耳挠腮时，他心里清楚，只要熬过这关，就能见到延安的太阳。

在监狱的五年里，他跟陶铸一起挑水，把镣铐磨出齿痕，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叶剑英把他从牢里接出来，他拍着满身灰说：“总算从铁窗大学毕业了。”

延安的窑洞比上海的弄堂要亮堂得多。王范在中央党校啃着窝头学习，毕业后就到了保安处工作，整天揣着笔记本在黄土坡上转悠。

1941年破获“汉中特训班”的时候，他带着侦察员在雪地里一蹲就是好几天，这才抓住一个特务的马脚，顺藤摸瓜挖出了几十个潜伏者。毛主席在边区会议上拍着桌子说：“这个王范，该给他戴朵大红花！”

后来有人叫他“锄奸模范”，他却摆摆手，说这样的荣誉称号可比不上老乡们送的小米粥暖乎。

1945年去热河时，他骑在马上看土匪“黑龙”张奎武的告示，夜里就带公安队摸进匪窝，那时土匪还在抽大烟，他一脚踹开门，枪口顶住了张奎武的脑门。这次行动中，一举抓住了三百多名土匪。

那阵子老百姓更是编顺口溜夸他：“王厅长一来，土匪跑光光。”

1949年王范跟着李克农进北京的时候，李克农让他负责毛主席听戏的保卫，他带着队员把自己负责的区域简直翻了个遍，就连后台的煤堆都扒拉过。事后李克农还笑他：“你比梅兰芳还会唱戏。”他摸摸后脑勺，觉得保卫首长比上台唱戏难多了。

1955年当上海市检察长的时候，王范常常穿着中山装在办公室踱步。黄浦江边的检察院大楼里，他盯着卷宗说：“清案要慎重，可抓可不抓的最好就别抓。”这话传到外面，就成了“右倾”的把柄。

1958年的冬天，他从检察长变成七一公社的工业副部长，连降十级的文件下来的时候，他正在田头帮老乡挑粪。有人偷偷告诉他：“这件事毛主席都知道了，正发脾气呢。”

果然没过多久，毛主席在上海视察的时候就把他叫到了身边：“王范，怎么回事？”他看着主席鬓角的白发，喉咙发紧得说不出话。陈毅就在旁边打圆场：“他现在是上海的‘包打听’。”

毛主席一听这话就笑了：“当年延安的‘红色包打听’，怎么能去挑粪？”顿了顿又说道：“王范是老革命，不能这样处理啊。”

后来王范就被调到了闵行当区长，可他心里清楚，有些坎儿，不是毛主席一句话就能迈过去的。

1967年的批斗会简直就像一场无休止的噩梦。“造反派”把他拉到南京体育学院，让他跪在碎玻璃上，脖子挂着“叛徒特务”的牌子。他想起1932年在监狱里挨老虎凳的日子，那时候都没掉过一滴泪，现在却看着墙上毛主席的画像难掩委屈。

他想进京找主席，可到了北京才知道，城门楼子下全是戴红袖章的人。陈毅想帮他，却被骂作“二月逆流”，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回到南京写信，谁知道信还没来得及寄出，就被抄家的人搜了出来。

1月11日那晚，他坐在书桌前写遗书。给妻子的信里，他反复叮嘱“把孩子带大，救中国”。给毛主席的信里，他写自己“入党 41 年，问心无愧，只能洒血尽忠”。此外，还有一封驳斥诬陷的“交代材料”。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拿起抽屉里的手枪，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一直到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为王范召开追悼会，悼词中明确评价他“襟怀坦白、刚直不阿”，但当时还是保留了“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表述”。一直到1983年，经过中央组织部复查，王范这才获得彻底平反，恢复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

如今南京的档案馆里，还存着那封217字的绝命书，纸页泛黄，却像永不褪色的血印，刻着一个老共产党员最后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