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关键时潘汉年私见汪精卫，12年后坦白，毛主席：此人不可信用

潘汉年，这名字在党史卷册里并不罕见。江苏宜兴，书香子弟，家庭富足，天赋里揉杂着恣意和拘谨。没人预想过他会卷入后来的风云。16岁时，还只是偷偷往报刊投点文章的少年罢了，文学、诗意、隐隐约约的理想。父亲是个旧派学者，母亲温文尔雅，家里到处是书卷气。要是按照家人的设想走下去，他完全可以成为学者、诗人一类，安静地活在自己的角落。可好像骨子里就很难被岁月驯服。

进了上海，他认识了郭沫若、郁达夫那帮人，投身“创造社”，上台演讲、参加讨论，有那么点少年得志的轻狂在里面。文人圈子热闹归热闹，可潘汉年慢慢发现，仅靠笔头解决不了社会的难题，光空谈文学，还是鞭长莫及。社会剧烈变动，1925年他决断加入共产党，从容而急切地站到了风口浪尖。北伐时期，党内宣传工作紧锣密鼓，他的组织才干一展无遗，气氛紧张，没人能闲着。潘汉年带着一股子冲劲，进退间，赢得了不少老同志的认可。这一点从一些老党员回忆录里也能看到，无人怀疑过他的决断力。

欢喜日子总归短。大革命失败，他一下子滑入地下工作。他负责中共江苏省委的宣传工作，那些年，上海租界的狭窄房间、昏黄台灯下的文件、保密密码，实打实锤炼了潘汉年的意志。渐渐地，他察觉到情报在整个革命体系中的分量，局势动荡，每一分情报都能救命，没人敢怠慢。

历史节点很快来到1931年——顾顺章变节了。这个突发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共特科的命运。泄密、抓捕，风声鹤唳，中央被迫换血，大批同志流亡。潘汉年被推上前台，开始负责情报系统。他那时候经验并不丰富，但脑子反应快，同步调动了不少可靠关系，建立了新的秘密联络线。外面混乱，他往往还能找到些线索，摸准敌人下一步棋，这对后来的党组织来简直是救命稻草。

但有一点内情，外人其实并不怎么知晓——潘汉年很擅长和“特殊人物”打交道，不管是投机政客还是文化名流，他都能从缝隙间撬出对组织有用的信息。用现在的话就是灵活度极高。1943年的大背景理应更凶险，抗战局面焦头烂额，汪精卫和日本一面联手，一面维持内部架空，伪政权和国民党、共产党三方博弈，谁都不信谁。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那时的局势，情报工作绝非只做纸面分析。潘汉年判断现有的公开抗战已走到瓶颈，不走动背后的信息链路，很难突破困局。汪精卫的位置虽低贱名声，但他把持的伪政府、有很多明面下掩饰不了的内耗。潘汉年私下计划着要与汪精卫建立接触，当然不能直接报告领导层，毕竟那会儿这种举动和玩火差不多。会面前，计划一层套一层，甚至做了几套应急防线。

但事后回溯，潘汉年倒不像初衷那么顺利。他没拿到什么关键成果，和汪精卫的秘密会谈也没泄露出去。最大的纰漏是，他根本没将此番接触向组织做详细汇报，这才成了后来所有风波的导火索。同志关系的那点信任裂痕，恐怕从这一刻就开始了。不过那时谁又会想到多年后它会变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呢？

战争结束后，1955年的某场高层会议进行时，整个社会气候紧张，整风运动不断，政治斗争几乎无处不在。这期间，潘汉年递交的一份报告搅动了风云。他自己主动，向陈毅和上级坦白1943年与汪精卫私下接触一事。陈毅接到材料后脸色越来越黑，会议气氛突然转冷。毛主席看到材料也斩钉截铁，雷霆震怒。其实挺多人感到不可思议，这个人居然敢独断专行到这步田地？毛主席的反应很快命令罗瑞卿采取果断措施，直接逮捕潘汉年。

从外人毛主席不是在纠结细节，而是坚信党内不容许任何失序和隐瞒的行为。特别是像潘汉年这种地位的人，情报部门当家的小心思其实逃不过主席的底线。罗瑞卿那一晚带着公安人员，突然闯入潘汉年家。他没挣扎、也没争辩，只收拾了几件随身物品，径直进了功德林。当年的老同事们反应各异，舆论开始发酵，有些人暗中表示惋惜，也有人落井下石。潘汉年当晚什么都不旁人看不出他的情绪，但谁心里都明白，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处分，背后牵连太多历史恩怨。

这事爆开后，党内启动清算，李克农提供的对潘汉年的“黑材料”一条条印证，细节写得熟稔，好像所有的蛛丝马迹早就被人着意保留过。潘汉年背上“内奸”标签。他固然有过失，但老实人谁又能完全躲开突如其来的风头？潘汉年自己其实很明白，他的命运早已经和党国连在一起，为了集体利益，个人荣辱就当一场消耗。

日后，陈云始终关注案情进展。他比任何人更清楚战争年代的具体复杂情形。陈云私下曾与不少老同志交流，调阅历史档案，力图还原潘汉年事件的真实经过。到了70年代末，党内气氛稍有松动，陈云拍板，潘汉年案件开始重新审查。实地调查、重新访谈证人，结果并没有谁发现潘汉年真正叛变的证据。恰恰相反，多数党内人士回忆潘汉年始终是为党卖命，没有半点私心杂念。政策调整、气候变迁，这才让这位昔日功臣等来了一纸平反。

不过潘汉年自己倒是没有因被平反而欢呼。内心的纠结和往事始终挥之不去。随着年岁变大，他对过往下的决定时常摇摆不定。日记里写的往事，本意好像不是自辩，而是追问当年选择是否真的合理。身处大潮中，无论对错，个体的力量都太小了。平反或名誉恢复于他而言，只是一张纸、一个程序，他掂量过，不把荣誉挂在嘴边，隐忍不发。到临终前，什么都没有说。被误解、被恢复，所有的故事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

风雨之后，潘汉年连同无数未竟的往事，刻进了党史的每一页。有些迷雾可能永远没法全部澄清。可现实总是这样，有功亦有过，一个人能承受多少荣誉就要承受多少背叛。是不是还有其他像他一样在历史夹缝里挣扎过，却最终消失在舆论彼岸？这事恐怕没有绝对答案。历史本身，有时也接受混沌与不完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