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全面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策略应该从单一的规避美国关税模式向“跟着客户走”和“朝着市场走”演变，以维持出口市场份额和开拓新兴市场

文｜叶冬艳 欧阳辉

2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加征关税。2月13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宣布美国将对所有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政策。该政策旨在使美国对各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与这些国家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税率相等。2月26日，特朗普宣称将从4月2日起对欧盟征收25%的关税。2月27日，特朗普表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25%关税将从3月4日起实施，同时在已加10%的基础上再对中国加征10%。

当地时间3月4日，特朗普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收25%关税的决定正式生效。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当天宣布即日起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也表示于3月9日宣布相应措施。

特朗普一直认为关税政策是一把“有力武器”，可以减少贸易逆差，保护美国制造业，并通过关税手段实现诸如边境安全等更广泛的政策目标。

然而，本文发现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后果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有所下降，但两国的全球贸易总值和全球贸易差额并没有受到影响，两国的直接贸易额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

在2018年贸易战期间，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转口贸易、出海到墨西哥和东盟等地建厂绕开美国关税。但如果美国全面加征关税，这一策略的效用将减低，甚至失效。在美国全面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策略应该从单一的规避美国关税模式向“跟着客户走”和“朝着市场走”演变，以维持出口市场份额和开拓新兴市场。

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贸易战？

2018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而2025年再次上台后，又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这表明特朗普对外贸易政策的延续性和深层次目标。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最首要原因是美国的长期巨额贸易逆差。目前，美国是世界最大贸易逆差国。图1是美国近十年贸易逆差。2024年逆差1.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3.19%，创历史最高。美国的贸易逆差自从2021年起一直维持在1万亿美元以上。

表1是近十年美国与主要经济体贸易差额。2024年，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逆差2954亿美元，中国仍然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欧盟、东盟、墨西哥、日本、加拿大等经济体。

美国长期对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逆差。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4198亿美元，而2024年仍然维持在3000亿美元左右。特朗普政府认为，贸易逆差反映了不公平贸易，中国通过倾销、补贴、强制技术转让等手段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类似地，美国也长期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保持大量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对这些经济体加征关税，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另一目的是保护本土产业。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提高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外国商品价格，迫使企业将生产转移回美国，从而振兴本土制造业。另外，特朗普认为，中国等国政府对本国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导致美国的钢铁、铝、光伏、半导体等产业受到冲击。高关税可以限制这些外国企业的竞争，保护美国企业。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还有国内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的考量。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包括美国的蓝领工人、农民和制造业工人，他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受到严重冲击。通过贸易战，特朗普可以向这些选民证明，他正在兑现“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承诺，保护美国就业。特朗普认为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崛起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因此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等方式对中国施压，试图延缓中国的发展。

从2018年的贸易冲击到2025年新一轮加征关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仍然围绕“保护主义”和“遏制竞争对手”展开。未来，这种贸易冲突可能会升级，特别是在科技和关键产业领域，特朗普可能采取更多措施，例如全面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欧市场、加强供应链脱钩等。

2018年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影响

在上一个任期内，特朗普政府大打与中国的贸易战，希望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带动制造业回流以及压制中国的发展。在讨论特朗普政府再次挥舞关税大棒之前，我们先分析2018年中美贸易战对中美两国贸易的影响。

在特朗普上一任期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先后通过“2017年特别301报告”将中国纳入“优先观察清单”，对中国发起“301”调查。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特朗普政府对华施加了大范围关税政策，先后进行了五轮行动，对中国共计5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关税。

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简称PIIE）的测算，这导致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自2018年初的3.1%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的高点；后于2020年3月开始降至19.3%附近，仍处于较高水平。作为应对措施，中国也对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进口美国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自2018年初的8%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8%的高点；后于2020年6月开始降至20.7%。

贸易战对美国贸易的影响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2019年，美国贸易逆差为8509亿美元，相比2018年有所收窄，但2020年贸易逆差反弹至9023亿美元。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大幅增长18.70%、达10711亿美元。此后，美国贸易逆差一直维持在万亿美元以上。

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近420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此后，虽在新冠疫情期间有所波动，但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是在逐步下降的。2019年下降到3451亿美元、低于2017年的3755亿美元，2023年更是下降至3000亿美元以下。

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在减少，但美国对东盟、墨西哥的贸易逆差大幅上升。2018年，美国对东盟贸易逆差991亿美元；2021年，美国对东盟逆差是1921亿美元，此后几年一直维持在2000亿美元以上。墨西哥的情况也类似，美国对墨西哥的逆差从2018年的809亿美元增长到2024年的1718亿美元。

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对全球的贸易逆差是在上升的。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有所下降，但美国对东盟、墨西哥等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大幅上升。

与2018年相比，2019年美国全球贸易总值下降了1.59%，但2021年就反弹至4.59万亿美元、超过2018年的4.20万亿美元。美国贸易总值在2022年高达5.31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此后两年都维持在5万亿美元以上。

表2是近十年美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总额。2015年至2018年，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排在欧盟以后。实际上，自2019年起，墨西哥、加拿大与美国贸易额就超过中美贸易额，中国从最大贸易伙伴变成第四大贸易伙伴，只有在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中美贸易额超过墨西哥、加拿大与美国贸易额。中国占美国贸易份额在逐步降低，但又大幅高于第五大贸易伙伴的东盟，预计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会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从贸易的角度来看，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既没有降低美国的贸易总额，也没有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贸易战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估算，贸易战拉低了2019年美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6%。而且新冠疫情期间，贸易战加剧了全球供应链中断，进一步影响了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后，进口商品（如消费电子、家电、家具等）价格上涨，美国消费者生活成本提高。2021年开始，美国通胀率大幅上升，在2022年6月一度高达9%，虽然部分原因来自疫情后的经济刺激，但贸易战加征关税的成本传导也是一大因素。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重要市场，贸易战导致中国减少大豆、猪肉、玉米等农产品的进口。2018年，美国大豆对华出口暴跌，农民受到严重打击，政府不得不推出280亿美元农业补贴帮助农民。虽然2020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中国恢复部分农产品采购，但美国农业仍受损。

贸易战对中国贸易的影响

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中国贸易总值下降0.96%，但2020年就反弹至2018年水平以上。此后四年，中国贸易总值维持在5.5万亿美元以上，在2022年更是高达6.25万亿美元、创历史最高。

2012年至2022年，美国都是中国出口最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占中国出口的18.99%；2018年，不少厂家为规避关税而突击出口，占比上升至19.18%；相应地，2019年，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下降到了16.73%。2020年至2022年，美国仍是中国出口最大目的地，但所占份额逐年下降。

再看近十年中国全球贸易差额。中国贸易顺差在2018年跌到近十年最低点，但在2019年同比增长20%，与贸易战爆发前的2017年持平。此后，贸易顺差逐步增长，在2024年创下992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18年接近4200亿美元、创历史峰值，2024年下降到了3000亿美元以下。与此同时，中国对欧盟、东盟、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大幅增长。2018年，中国对欧盟、东盟的顺差分别是1045亿美元、524亿美元、301亿美元，2024年分别增长到2466亿美元、1911亿美元、711亿美元。

因此，中美贸易战的后果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有所下降，但两国的全球贸易总值和全球贸易差额都没有受到影响，两国的贸易额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转口贸易模式的兴起，为中国周边和墨西哥等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这次贸易战不一样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期间，虽然美国也对欧盟、墨西哥、加拿大和日韩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但只针对钢铁、铝制品和汽车零部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转口贸易规避美国关税。另外，许多中国企业出海到墨西哥、东盟等地建厂，是为了借助这些国家的贸易协议及关税优势绕开美国关税。

但此次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不只是针对中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加征关税。比如，对传统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加征25%的关税；对其他国家实行“对等关税政策”，与美国关税相差较大的越南、印度、泰国、巴西可能面临大幅度的关税上升。在全面加征关税后，中国企业为规避美国关税而实行的转口贸易和出海策略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失效。

在美国全面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策略应逐步从单一的规避美国关税模式向“跟着客户走”即维护既有客户和“朝着市场走”即开拓新的市场而演变。这两种模式曾被日本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广泛应用。

“跟着客户走”是为服务已经建立的主要客户（尤其是跨国客户）而选择海外布局。

20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口强劲，尤其是在欧美市场，日本产品如丰田、本田汽车及松下、索尼电子产品备受欢迎。本田、丰田等汽车制造商为了应对美国对进口日本汽车的限制，纷纷在美国建立生产工厂。这不仅可以规避关税，还能更快响应本地客户需求。索尼、松下等企业也在美国和欧洲设立研发中心与生产基地，以便更接近主要客户。

中国企业也可以直接到美国投资建厂或并购本土品牌或企业。福耀玻璃是中国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商，为应对美国对中国汽车玻璃的反倾销税，2014年在美国俄亥俄州投资建厂。不仅规避了关税，还提升了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比亚迪在美国加州建立了电动巴士组装厂。通过本地组装，比亚迪不仅降低了关税成本，还获得了美国政府的订单。而海尔通过收购美国通用电气（GE）的家电业务，进一步扩大了在美国市场的份额。通过并购，海尔可以直接利用美国的品牌、渠道和生产设施，规避关税并降低贸易壁垒的影响。

“朝着市场走”指的是企业主动开拓和进入有潜力的海外市场，以获得新的增长机会。这一策略更具前瞻性。

随着日本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经济进入长期低迷阶段，企业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而亚洲地区（如中国、东南亚）的经济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市场的焦点。松下、三菱等公司在中国和东南亚建立工厂，不仅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还为了开拓这些新兴市场。无印良品、优衣库等日本零售品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布局亚洲市场，以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

“朝着市场走”能够规避单一市场风险、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美国全面加征关税使企业面临重大出口风险，而新兴市场（如东南亚、非洲、拉美）的消费能力正在快速增长。东南亚正成为全球制造业和消费的热点地区，而非洲和南美洲逐渐形成对基础设备、消费电子等产品的巨大需求。比如，小米在印度深耕多年，不仅建立了强大的销售渠道和生产基地，还成功超越三星成为印度市场的智能手机领军品牌。

在美国全面加征关税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采取“跟着客户走”和“朝着市场走”的双重策略具有高度合理性。跟随客户布局，以维持出口市场份额；开拓新兴市场，实现市场多元化与品牌国际化。未来，中国企业需要更加灵活地结合两种策略，通过优化全球供应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和本地化运营，形成在国际市场中的长期竞争力。

企业出海时，可能会面对多种风险，比如：汇率波动、市场需要变化、文化差异、法律法规差异等等。而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并非特别友好，中国企业出海，特别是到美国和欧洲等地建厂，还需要注意地缘政治风险。美国和欧洲可能因政治压力调整外资政策，增加审查或限制，影响企业运营。中美、中欧关系紧张可能导致中国企业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面临制裁或资产冻结。欧美对高科技领域的技术出口限制可能影响中国企业的技术获取和创新。部分欧美民众对中国企业持负面看法，可能引发抵制或抗议，影响企业形象。

（作者叶冬艳为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欧阳辉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杰出院长讲席教授、高级副院长；编辑：王延春）

责编 | 张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