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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这两个西方主要区域，在政治领域既有共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些差异的形成与历史脉络紧密相连，同时美国的孤立主义理念和关税政策也有着独特的逻辑。

在政治共性方面，美国与欧洲均属于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宪政体系，秉持国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二者的差异更为突出，中国人认知中的“西方”内部实际具有高度多样性。

欧美政治与社会理念的核心差异及根源

欧洲拥有悠久的社会主义传统，尽管其中的政党并非中国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政党，但存在具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政党传统，这一传统在法国、德国表现尤为明显，英国亦是如此。

英国工党虽有特殊性，不过当前英国保守党已呈分裂态势，英国或将进入较长时期的工党执政阶段。

欧洲内部各国差异显著，如北欧地区普遍实行高福利政策，英国具有强烈的费边主义倾向，德国秉持法团主义理念，法国左翼明显偏向社会主义，其共产党是欧洲实力最强的共产党，意大利左翼的历史传统可追溯至马志尼领导的青年意大利运动。

社会主义起源于欧洲，使得欧洲的左翼传统十分深厚。

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是更强调自由而非平等的国家，这与欧洲推崇政府管制、倾向“大政府”的理念差异显著。尽管美国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大政府”架构，但社会层面普遍反对“大政府”，且存在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更为浓厚，更强调自由至上，甚至愿意为此承受严重的社会不公与不平等。许多在欧洲早已普及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政策，在美国不仅尚未实现，社会主流观念甚至认为无需推行此类政策。

可见，大西洋两岸在政治与社会理念上差异极大。

即便在一年内分别在美国、英国各停留三个月，也能感受到二者的不同，而英国与美国在某些方面仍有一定相似性；若渡海前往法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受；再从法国前往西班牙、意大利，又会接触到全新的社会与政治状态，足见欧洲内部及欧美之间的差异。

当代美国与欧洲的差异，实则是历史脉络延续的结果。

美国作为“新大陆”，是欧洲白人较晚殖民的区域，其定居农业发展相对滞后，而美国自殖民时代起便与欧洲社会形成了差异，且这些差异对当今欧美社会差异的形成仍有持续影响。

具体而言，美国与欧洲自殖民时代起便存在三个显著差异。

第一，美国的封建贵族传统极为薄弱。

不能完全否认美国存在封建贵族元素，如北美十三州曾有英国国教势力及公爵领地划分，美国南方种植园地区也曾出现贵族阶层，弗吉尼亚王朝便是典型代表，但总体而言，美国社会以平民为主体，封建传统从未形成气候。

第二，美国基本摆脱了欧洲式的宗教结构。

欧洲无论是天主教社会还是英国圣公会体系，宗教不仅是信仰载体，更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管理体制，教堂既是宗教活动场所，也是社会活动中心，领主会在此组织民众交税、安排教堂公田耕作、发布公共信息。

而美国的宗教格局极为混乱，始终未能形成稳定的教区体系，

核心原因在于无人为教堂神职人员提供薪资支持。欧洲宗教社会兼具的社会管理、福利保障与教育功能，在美国从未出现，美国宗教发展呈现“混乱流动”特征，当时称为“宗教大觉醒”。

美国宗教团体的生存依赖自身传教与社会捐款，其宗教体系的等级森严性与封建性远弱于欧洲，思想氛围更活跃、开放，但也导致邪教现象频发。

第三，美国长期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

美国真正意义上的“强大政府”形成于内战之后，且最初是以军管形式呈现，即北方在击败南方后对其实施军管，但即便如此，强大的中央政府架构仍未完全确立。美国中央政府真正具备“强大”属性，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那时政府对社会经济的干预范围大幅扩大。而欧洲各国民众早已习惯“强政府”模式，这也是欧洲较早出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萌芽的重要原因。

欧洲历史上长期面临生死存亡的战争威胁，很早就进入“总体战”状态，最早可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法国实行全民皆兵，所有适龄人员参军作战，所有钢铁厂、铁匠铺转而生产武器装备，政府官员全面管控社会财富与粮食资源。

此后，普鲁士、沙皇俄国等欧洲国家也相继形成类似的“强政府”传统，英国因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外部威胁相对较小，“强政府”特征较弱，美国地理位置更为偏远，长期缺乏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现实需求，且美国早期移民多为受欧洲政府迫害者，对中央政府与常备陆军天然抵触，《联邦党人文集》的核心目的之一便是说服民众接受建立中央政府的必要性，而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州政府已能满足治理需求。

综上，美国因缺乏强大政府传统、封建传统薄弱、无欧洲式宗教社会结构，最终形成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国家形态，即便同属白人社会，二者差异也十分显著。但美国与欧洲并非完全割裂，自殖民时代起，美国经济便未形成自给自足的体系，特朗普提出的“与欧洲割裂”政策缺乏现实基础。

美国农民与中国传统农民存在本质区别，中国传统农民的产品交换范围通常局限于家乡周边30里以内，多数人一生活动范围不超过家乡50里；

而美国即使是最偏远农场的生产活动，也从一开始就融入资本主义大生产体系，成为全球贸易与市场经济的一部分，美国农业生产并非以满足国内需求为目标，从一开始美国就并非是一个“经济体”。

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与南北双方分别与英国建立紧密经济联系密切相关，南方的棉花、北方的小麦均主要销往英国。因此，美国农民从本质上属于“企业家”（farmer），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美国经济自始至终与欧洲保持紧密联系。

北美地区的开发，与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奴隶贸易）密不可分，这也决定了美国既是与欧洲存在显著差异的独立经济体，又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隶属于英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即便在独立后，这种联系也未中断。

美国孤立主义的演变、本质及依赖条件

美国历史上长期不参与欧洲战争，却始终是跨大西洋贸易体系的重要成员，与英国保持紧密联系。

如今的美国虽占据全球霸主地位，但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内，其与国际政治的关联度较低，很少参与欧洲及旧大陆的国际关系事务，这与华盛顿提出的“远离欧洲”的忠告密切相关。

不过，美国的孤立主义理念在麦金莱时期向菲律宾扩张后发生了一些改变，同时美国还长期推行门罗主义，强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简称美国人的美洲”，这种孤立主义与门罗主义并存的双重外交理念长期存在，在特朗普时期再次显现。

实际上，美国的孤立主义存在普遍的误读，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与世界无关”，但事实上，美国的孤立主义是“搭英国的便车”。

美国推行孤立主义时，还提出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其本质是“不承担全球责任，但要平等进入全球市场”。

美国的孤立主义并非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华盛顿当年讲的孤立主义其实主要指的是避免卷入欧洲当时的大国结盟体系，不到万不得已不参加世界大战。

华盛顿提出这一理念，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实力弱小，美国独立实际上离不开法国的支持。

路易十六为支援美国革命，海军方面，法国直接派遣舰队参与作战；

陆军方面，法国提供了战役中四分之三的火炮，且派出的兵力占美法联军总兵力的一半。那时美国本土民兵的战斗力有限，若没有法国的军事支援，美军难以击败英军。

法国为支援美国革命消耗了大量财力与军力，最终导致国内财政体系崩溃。为解决财政危机，法国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而这一事件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路易十六的统治也随之走向终结。

那时美国的国力甚至无法征服加拿大，因此不得不采取孤立政策。

后来，美国实力逐渐膨胀，但1812年的第二次英美战争给了美国沉重打击，英国军队甚至烧毁了白宫，西点军校也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若当时西点要塞被攻破，英国军舰沿河流而上，美国的命运难以预料。

在美国孤立主义理念有效的时期，英国尚未衰落，即便美国在工业革命后GDP成为世界第一，其金融资本仍与英国金融资本紧密相连，美国工业背后不乏英国资本的支持，且英美在诸多领域存在共识，美国在英国殖民地也能获得诸多利益，因此美国得以分享英国的全球市场，英美最终走向和解。

英国为美国的孤立主义提供了全球帝国的军事安全保障，而当英国无法同时应对与多个大国的战争时，情况开始改变。

一战期间，英国意识到自身难以同时与两个大国开战，美国在二战参战前便已开始承担部分责任。当时英国与美国达成默契，欧洲爆发战争后，英国将亚太地区的力量调往欧洲，亚太地区的安全则交由美国负责，美澳军事同盟便起源于此。

新加坡被山下奉文率领的日军攻陷后，澳大利亚面临严重威胁，美国直接提供支持，当时澳大利亚空军使用的飞机，机身是英国的，引擎却由美国提供，因为英国将引擎拆走用于欧洲战场，最终由美国修复引擎。

由此可见，美国的孤立主义并非绝对，其有效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的全球军事安全保障，一旦英国衰落，美国若不承担全球责任，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便会面临崩溃风险，二战的爆发便是例证。

从国内因素来看，美国孤立主义理念的演变与“两个美国”的存在密切相关，即“民族主义的美国”和“全球帝国的美国”，这种分化在二战后逐渐显现。

二战前的美国，民族主义色彩更浓厚，通过搭英国便车、推行门罗主义称霸美洲、垄断美洲市场便已满足。

二战后，美国不得不承担全球责任，进而形成全球帝国形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本配置、要素配置，开拓全球市场，一部分人因此享受全球市场的红利，但同时也导致国内社会分化——资本为追求更高利润，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美国本土工人面临失业问题。

由此，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形态在美国逐渐崩溃，因为美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而美国工人仍以本土为主，这种矛盾最终引发国内分歧。

特朗普时期孤立主义与关税政策的真实目的

特朗普时期的孤立主义，与华盛顿时代的孤立主义截然不同，前者是美国民粹阶层和底层平民对精英阶层的反抗，后者则是美国精英阶层为维护国家利益选择的务实策略。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也并非表面那般简单，尽管特朗普本人因出身房地产行业和综艺领域，对复杂的全球贸易了解有限，对关税的理解较为浅显，但他的关税政策背后蕴含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目的。

特朗普对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并非单纯为了增加税收，因为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美国与加、墨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极高，墨西哥许多工厂和加拿大的部分资本由美国掌控，对加、墨加征关税，实则相当于美国对自身加征关税。

特朗普此举的真实目的，是通过关税手段逼迫加拿大和墨西哥配合其边境政策，例如要求墨西哥阻止移民进入美国，同时防止中国产品通过“绕道加工”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即中国铝材运往墨西哥加工成铝制门窗后，以“墨西哥制造”的名义进入美国。

而特朗普对中国加征关税，更多是出于经济目的，试图将中国产品挤出美国市场，这与美国以往通过加关税要求中国在全球问题上与其合作的目的有所不同。

特朗普对欧洲加征关税，则是为了迫使欧洲在全球战略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可见其关税政策兼具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针对不同国家，目的各有侧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