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发电厂的午休时间，一名工友悄声问他：‘老毛，你抽屉里那张合影是谁？’他微微一愣，把照片塞回去，压低嗓门叮嘱：‘替我保密。’”

这位新转业的军人名叫毛万才，时年三十八岁。厂里档案上写得清清楚楚：1954年从东北某军区后勤部门转业，职务是设备科普通干事。可相片里的那位“伟人”，正是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于是，同事们感到纳闷：一名普通复员军官，为何能与领袖同框？

事情要从二十年前说起。1916年仲夏，湖南韶山冲一个贫寒农家迎来第十个孩子，取名毛泽青。乡亲们不知道，这个瘦小婴孩是毛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位，比排行第三的毛润之整整小了二十三岁。家里无钱供学，他只上过两年私塾，九岁就跟着儿童团站岗放哨，十五岁便与比自己小七岁的庞淑宜结为童养媳。

庞淑宜出身乞丐家庭，起初不识字。毛泽青却很知冷暖，他个头高，脾气和气，经常把地里最重的农活揽下，让小媳妇在屋里缝补浆洗。旧社会里女人地位卑微，庞淑宜常说：“进了毛家，至少不挨打，也不用再讨饭。”这份质朴的满足，成了两人后来患难与共的底色。

1937年卢沟桥炮火点燃华北，日伪在墙上贴出“通缉毛泽东”的画像。湘潭山村也不太平，毛家屡受盘查。刚满二十一岁的毛泽青索性挑着一个包袱离家，谎称“外出做生意”，实则奔延安。一个多月泥泞跋涉，他终于在窑洞里见到三哥。兄弟俩说起遭难的大姐毛泽建、二哥毛泽华，都抹了眼泪。毛主席递给他一支老汉阳造，叮嘱：“革命要靠两件东西——理论和枪杆子。”

在抗大，他改名“毛万才”，一边学文化，一边做炊事、运粮、算账。会算盘还是毛泽民亲手教的。日军轰炸时，一发炮弹在他身旁爆炸，震聋右耳。从那以后，他常偏头倾听，却从不抱怨。

抗战结束后，他已是晋绥军区供给处会计。身份始终保密，连老家人都以为他在外跑布匹生意。直到1949年湘潭解放，一名解放军把口信带给庞淑宜：“毛泽青同志在部队，过段时间回来接你。”十二年的等待化作奔波，她连夜坐船到长沙。军营里，1米95的大个子和瘦小的妻子抱在一起。庞淑宜哭着说：“有人欺负咱，三哥一定给我们出气！”毛泽青立刻板脸：“革命可不是给自家撑腰的。”这一幕，小兵记得清清楚楚。

建国后，夫妻俩随部队南下北上。佳木斯的冬天冷得人牙齿打颤，他却坚持亲自搬运大米；战士抬一袋，他就抬两袋。1953年秋，毛主席寄来三百元并附信：“努力学习，认真工作。”信件被保管在旧皮箱最底层，连孩子也不能随便翻看。

1954年，部队精简。毛泽青脱下军装，到阜新发电厂当普通干部。薪水不高，可他如释重负——“再没人因为我是主席弟弟而另眼相看。”那张全家福却露了馅：一次夜班，同事想借笔，在抽屉里摸出照片。画面上有毛主席、李敏、李讷，还有他自己。于是便出现了开头那句对话。毛泽青笑笑：“我现在叫毛万才，这事别说。”

有人劝他改回本名，写信上京：“看在领袖的面子，起码能混个处长。”他当场拍桌子：“不改！我干活凭的是两只手。”不得不说，这股犟劲儿在当时并不多见。

1956年，他调往沈阳，又很快到抚顺市政公司任党委书记。庞淑宜仍住60平方米小楼，对孩子们千叮万嘱：“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别给毛主席抹黑。”她扫街、买菜、排队买煤票，跟邻居打招呼从不自报身份。直到一位老大妈惊呼：“原来你是毛主席弟媳妇！”消息这才传开。

1958年8月，毛主席赴抚顺视察。市委通知：第二天上午到机关听取指示。偏巧孩子高烧，夫妻俩去了医院。等他们赶回家，车队已远。朋友悄悄告诉他：“主席原本要见你。”两口子懊恼不已，庞淑宜急得直掉泪，那张未能补上的合影成了永远的遗憾。

1974年秋，他们再度接到“来北京看看”的口信，收拾好行李，进了中南海门，却因主席身体恶化而取消会见。守在招待所几日无果，毛泽青只得对妻子说：“健康要紧，别添麻烦。”那一年，他已是耳背花白的老党委书记。

后来，毛泽青对外仍自称毛万才。邻里若问照片，他或含糊笑答，或一闪而过。1988年他病逝时，遗嘱只有一句：“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儿女们把那张老照片和主席书信一起放进档案袋，封存至今。

如果说这段往事有什么力量，那便是普通人面对荣耀的心静如水。试想一下，倘若他真乘机提级、调京，也许早就被人津津乐道；然而历史最终记住的，是他在粮仓、在码头、在发电车间留下的汗水——还有那句轻声叮嘱：“替我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