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在中央警卫师师部大院里,一名炊事员拍了拍警卫师师长刘辉山肩上的少将肩章,竖起大拇指,随后又拍了拍自己空空的肩膀,口中“呃呃啊啊”地叫着,意思是为何自己什么都没有?
刘辉山见状心酸不已,决心去帮对方做些什么。这位炊事员可不普通,他是一位老红军,想必大家都听说过授衔时的一句话——红军不下校,但最初这炊事员的确没有任何军衔,基本争取过后也只是少尉,为什么会如此特殊呢?
翻看此人的档案就会发现,他特殊的不仅仅是军衔这一项,短短几行字,就有太多不寻常的信息。
“姓名:哑巴
年龄:30岁左右
籍贯:四川大渡河一带
入伍时间:1935年6月
部队级别:政治保卫大队炊事员”
如果要概括的话,他姓名不详、年龄不详、籍贯不详,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正常情况下部队都不会要,但他却可以进入能接近中央领导的政治保卫大队中,实在是神奇。其实他的经历特别令人感动,这一切,还要从长征时说起。
1935年6月,红军强渡大渡河后,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不过长征的终点究竟在哪里,还是处于走一步算一步的状态,只希望能早日北上与其他几支主力会合。
由于对这一带不熟悉,侦查员肖世杰奉命跟几个战士去找向导,走到安顺场附近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壮年汉子,涌起的第一个念头是怀疑。
当时周遭百姓为躲避战争都躲到深山里,青壮年基本也被国民党拉了壮丁,此时突然有独身一人的男子在转悠,肖世杰就猜测对方是特务。他们走上前去说话,发现对方似乎听不见,嘴里也只发出“啊啊啊”这样的声音,这更可疑了。
这到底是情报探子还是刺杀死士?出于谨慎,肖世杰手一挥,几人就将对方绑起来带了回去。
回到部队,那人既不能写也不能说,只能靠比划来进行大致交流,红军当时的处境很危险,在没搞清楚身份之前,谁也不敢贸然放走,所以就强迫他跟着行军。
等过了几天,肖世杰终于确定这人不是装的,部队首长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让他返回家乡。但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那人通过手势了解到红军让他回去,拼命地摆手,他死活要跟着队伍一起走。
组织想到是自己的失误导致对方被带了出来,如今又已走出一两百里地,送回去没这个条件,让一个聋哑人单独走这么远又不放心,所以几位领导商量后同意了。
由于搞不清他的名字,后来大家都称呼他为哑巴。
哑巴这种难沟通的状态,去作战部队不太合适,就安排他去炊事班帮忙,翻越雪山时,炊事班的人不比作战人员轻松。山路崎岖,空气稀薄,他们负重前行特别劳累。
有一天哑巴看到一位小战士走着走着就倒在地上,连忙过去将人扶起,然后将小战士背后的大锅接了过来,从此那口锅就一直由哑巴背着,成了他的标志,还幸运地救过他一命。
过草地时,红军遭遇敌机空袭,有一枚炸弹朝着他呼啸而去,旁人见状连忙呼喊让他躲避,然而他是聋哑人,根本听不见。“砰”的一声后,大家都以为哑巴要牺牲了,硝烟散尽就去找他的遗体。
幸运的是,那口锅盖住了他身体的大部分,性命无忧,就是没得到保护的右腿被弹片划伤,缝了20多针。哑巴性子非常坚韧,等稍微恢复就不再接受照顾,别人怎么样他也怎么样,而且他虽然不会说话,但见人就是笑脸,也给到大家很多帮助。
有与他一起走过长征的同志后来回忆:为减轻别人的负担,哑巴的肩上经常要扛起上百斤的担子,其他同志走不动时,他会接过别人的背包和枪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他都特别乐观,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当然,哑巴除了为别人服务外,自己也是有期望的,他很想要一件红军军装。由于长征时条件艰苦,后勤部门没办法做新军装,他一路都穿着参军时的常服,每次看到同志们身上带有红色五星的衣帽,他就非常羡慕。
直到长征将要结束、条件有所好转时,上级才给哑巴发了一套军装,虽然他没办法表达,但他细细摸索、久久不愿放下的姿态已表露了内心的激动。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哑巴被编入中央军委警卫员第三连炊事班做挑夫,同时也要兼顾喂马、烧火等工作,中央首长都非常熟悉他。
当时毛主席喜欢边散步边思考问题,为了不打断他的思绪,就出现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见面也不要打招呼。不过哑巴是特例,每次看到毛主席,他会放下手中的工作,飞奔过去与主席握手。毛主席见到是他也不生气,拍拍他的肩膀作为回应。
另外,朱老总对哑巴也是印象深刻,有一次他在路上发现哑巴光着脚在挑水,顿时气愤地将警卫营营长叫过来质问:你这个营长怎么当的?哑巴同志为什么光着脚挑水?要是再让我看到这种情况,你这个营长就别再当了。
营长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当即委屈地表示:老总,物资方面我们有统一的时间发,另外如果坏了可以及时申领,哑巴同志是认死理的人,他草鞋前几天坏了没有上报,就等着发,我也是才知道。
既然不是克扣,朱老总的火气就消了不少,他走到哑巴身边取下脖子上的毛巾,为哑巴擦汗,然后竖起了大拇指。
往后的时间里,哑巴一直默默在后勤战线上奉献着,也有过几次为革命冒死的经历。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后,中央决定放弃延安,以复杂的地形来与敌周旋。
当部队转移至王家湾,敌人咬得很死,最危险时双方相距不过百余米,幸好我军及时躲避没有被发现行踪。
但这种处境非常危险,完全是在赌,搞不好就有被歼灭的风险,只有把敌人打退,主动权才算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可此时又不敢使用电台,想联络己方部队也只能靠人把消息传递出去。
哑巴自告奋勇表示自己去,把情报弄得很小系在腰间,装成讨饭的,成功找到附近的一个团,及时解除危险。
如果是其他战士去,容易被发现不说,还可能会暴露部队的位置。而哑巴这种身体情况,敌人不会在意他,就有了机会。后来陕北被严重封锁,哑巴也多次奉命化装进入敌占区购买药品、物资,国民党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又聋又哑的残疾人,竟可以成为解放军。
新中国成立后,哑巴依然留在中央警卫部队当中,这时条件好了,有自来水,无需整天挑水劈柴,但他闲不住,每天还是努力去找事做。
这时哑巴已经是老革命了,洗菜、切菜等活新兵们都抢着做,他只好拿着扫把到处转悠,一见到树叶落下就过去扫。后来他发现大院里每逢周末澡堂人就很多,就特意赶过去帮忙收门票、维持秩序。
本来哑巴查出冠心病后,上级就不让他再干活,希望他能养好身体安度余生。但半年后哑巴身体稍微康复,又找到师部要求分配工作。
师长拗不过他,只好安排他去营区荒地开发出来的果园里,这一干就是16年。
1955年大授衔时,警卫师师长和政委都是少将军衔,但哑巴却什么都没有。为此师长刘辉山特意开了个会说:既然已经实行军衔制,我们就应该给哑巴一个明确的身份。他独身一人,部队就是他的家,他为师里、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师就得管他一辈子。
随后刘辉山向组织反映,评衔小组的人考虑到哑巴没有参与过任何战斗,就给予了少尉军衔,成了老红军中军衔最低的人。
不过哑巴对此并没有在意,一直兢兢业业在果园里工作,晚年还享受了副师级待遇。1983年6月14日,哑巴病逝,骨灰被安葬在了八宝山,编号“277”。由于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骨灰盒上只能标注“哑巴同志”。
《解放军报》为他发布了讣告,工作人员在整理他遗物时,发现他所留下的东西仅有长征后期为他发的那套军装、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六枚勋章和奖章!真正的不忘初心啊。
后来组织一直没有放弃哑巴的身份问题,经过对族谱等一系列查证,最终确定哑巴名叫熊世皮,生于1894年,家乡是四川省泸定县磨西镇海螺沟竹麻场下熊家。
如果还是旧社会,哑巴同志可能很早就过世了,但红军队伍没有嫌弃他,双方一起进步一起成长,最终他也有一个很好的晚年,令人欣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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