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内阁本质上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张居正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行使皇权还越线指挥六部，所以，他的悲剧是根本不可避免的。
洪武十三年（1380），利用宰相胡维庸造反事件，朱元璋直接将中书省给废了。以中书、门下两省被废为拐点，宰相这一群体从此消失于历史。
由于尚书省也不再设置尚书令和左右仆射，所以，明朝事实上就成为了皇帝直接指挥六部干活的格局。
是的，本质上来说，明朝皇帝是将皇帝和宰相的活给一肩挑了，将宫廷和相府的职能合二为一。
但这种设计它存在一个致命缺陷，就是，皇帝必须得有充沛的精力和能力应对冗杂的事务，一旦皇帝无法应对，那么皇权被分割也就是注定的事。
朱元璋是亲手打天下的猛人，不仅精力充沛，而且心力强有足够的韧劲，更是对天下事务都有自己的认知体系，所以处理起来也基本没什么难度。
成祖朱棣由于有军旅生涯和坐镇地方履历的助力，不管是精力还是能力也都在线，不存在疲于应对和无力应对的情况。但他们的子孙由于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管是精力还是能力都是不能和太祖、成祖相比的。
于是，内阁的的权力比重就逐渐被加重。此后，明朝的奏章就先到了内阁手中，内阁阅读完之后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向皇帝提出几条建议，称为“票拟”，皇帝觉得可行就撕掉“票拟”条子，自己用红笔写出正式决策意见，称为“批红”。
此时的内阁由于有了“票拟”的权力，已经比在太祖朝时干专业秘书的活上升了好几个层级，有了左右皇帝意志的可能。
所以，宫廷和百官的信息资源都在向内阁集中，内阁充当了六部等部门和皇帝之间信息的链接者。
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皇帝又人为给内阁和宫廷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那就是太监群体。最初时，皇帝还能自己“批红”，后来由于精力的下降连“批红”的权力都下放给了太监，明代有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
这其实很好理解，当宰相制度被废之后，此前宰相的岗位职责必然会转接到皇帝身上，虽然皇帝赋予了内阁“票拟”的权力，但工作量还是同样的大。比如，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这八天内，皇帝一共收到一千一百六十份奏章，共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情需要朱元璋来处理。
按照这个比例，后世皇帝的工作量只能更大，皇帝手拿内阁的“票拟”进行批红都是一件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所以，司礼监的应运而生也就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皇帝可信任的人也就只有身边的太监。
加上皇帝经验的缺乏不想在大臣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能和避免同文官集团短兵相接的考虑，就经常躲在内宫不见大臣，这就更给太监提供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明朝的刘瑾、魏忠贤就是这样通过对“批红”权的垄断从而拿捏明朝百官的。也可以这么说，明朝太监就相当于事实上的宰相和皇帝，为什么大家称刘瑾为“站皇帝”，原因就在这里：
谁垄断了信息，谁掌控了决策权，谁就是帝国真正的主宰。
如此就出现了一个奇葩现象，就是，凡是想有所作为的大臣都不得不弯下身子和太监搞好关系，有些趋炎附势的家伙居然以剃掉胡须的丑态来向太监示好。张居正能够成为内阁首辅并有所作为就是因为和太监搞好了关系。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由于太监只是依附于皇权的存在，所以，皇帝要想收拾太监也只是一句话的事，很容易，并不会出现东汉、唐朝那样太监左右皇帝废立的事。
但内阁虽然权力比重被加重，可他们的官阶毕竟只是五品，且只是皇帝私人顾问和秘书的角色，所以他们本质上是没有指挥六部垄断信息的权力的。
如果内阁成员由二品的尚书来兼任，矛盾倒还好解决，一旦内阁成员没有其它部级职位的加持则肯定举步维艰，六部可以从法理上和内阁抗争：“你只是一个秘书的角色凭什么对我们指手画脚？”
由此可见，张居正通过对信息的垄断和皇帝的信任将权力延伸至六部等执行部门就已经越界了，历史上将这种人称为“权臣”，如果他们行为不端还会被外加一顶“奸臣”的帽子。
张居正为什么经常受到朝臣的刁难和反扑，尤其是他被皇帝强留在京师没有给父亲回家丁忧的事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原因就是，朝臣们可以正大光明地拿出明王朝的规章制度来和皇帝、内阁说事。
这就注定了张居正的职业生涯必然走的是战战兢兢，他自己就说了：“所处者危地，所理者皇上之事，所代者皇上之言。”
代理皇帝指挥六部，张居正的悲剧其实已经注定。
历史上的权臣一般只有两条路，要么往前进一步像王莽、杨坚一样改朝换代，要么像霍光一样被皇帝给灭掉。
而明朝的制度设计已经决定了张居正不能走改朝换代这条路，所以，剩下的也就只有悲剧。
万历皇帝后来为什么要清算张家，一是因为他要给朝臣们的情绪有个交代，更重要的是，他要借助否定张居正来强化自己的权威。
当年汉武帝杀了主父偃本质上就是为了平息诸侯们的情绪，而嬴政赐死吕不韦又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权威，汉宣帝团灭霍氏集团也是为了强化皇权。
而霍光集团本质上和张居正是一样的，霍光属于以内朝官员的身份架空了以宰相为首的外朝系统并代替了皇权，张居正以内阁大学士的身份代替皇帝指挥六部。
这种越过正常制度设计的运转体系必然会遭到朝臣和皇帝两者的共同反对，皇帝需要权力，大臣不想被人架空，于是，霍光和张居正就只剩下悲剧。
本质来说，张居正是明朝特殊制度设计的牺牲品而已。
但明朝虽然将宰相给废了，皇帝也不能真正形成一言堂，遇到重大的人事任命，六部等官员有“廷推”的权力，皇帝遇到难题和大事时，也要与各部门进行“廷议”，一些难以决断的案件，大家还要坐在一起进行“廷鞫”。
这样看的话，明朝只是将此前宰相的权力无限稀释分散于各部门中而已。
另外，六部的给事中仍然对皇帝的决策有否定权力，承担了此前门下省的职能。同时，像“廷推”这种重大会议，各科给事中也有列席的权力。
所以，明朝虽然没有宰相一说，但皇权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的，只是力道小了点而已。
但由于朱元璋废除宰相的举动，还是给明朝带来了太监乱政、内阁专权的乱象。
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有利有弊，同时也有适用的人和时间区间。
朱元璋也不能将视野拉伸到千秋万代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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