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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消失的。
家里人找了快半年,问遍村里和周边几个镇,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她姓陈,原本在哈尔滨当老师,教语文,穿得干干净净,说话也文雅。
后来那几年乱得很,哪儿都不太平,日军进村那天,她正给学生讲鲁迅,课没讲完,人就被带走了。
很多年之后,才有人从一个老兵嘴里听到点风声,说她当时被送去做“特别接待”。
这四个字,背后藏着多少血和泪,没人能说清。
慰安所的事,知道的都不爱说,经历过的更是闭口不谈。
但陈老师后来的自述,拼拼凑凑地还原了那段像梦魇一样的日子。
她被送去的地方,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一个驻军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围着铁丝网,门口架着哨岗。
从外面看像个兵站,走进去才知道里面是另一副模样。
房子都是临时搭的,木头和铁皮拼出来的,冷得像冰窖。
屋里没床,只有一张张木板铺着军毯,墙上挂着写得密密麻麻的“注意事项”,从姿势到反应,连眼神都规定了。
她原本那头长发被剪成齐耳短发,说是方便管理。
衣服是别人穿过的军装改的,裤腿都不合身。
她和另外十几个女人住在一间屋子里,白天几乎没人说话,晚上有时候会听见低声哭,但也没人安慰谁。
因为大家都知道,谁也保护不了谁。
她每天要“接待”好几批人,时间排得死死的。
有一次她病了,高烧,躺在木板上连水都喝不下去,结果还是被拖去“服务”。
她后来对人说,那天她差点以为自己死了。
可没死,她撑下来了。
她说那时候连死都不敢想,因为怕死了都没人知道她叫什么。
有一次她被叫去一个单独的房间,屋里坐着两个军官,没说什么,就盯着她看。
看了几分钟后,一个人站起来,用棍子指着她的腿,说:“没张够。”然后就是一顿打。
她后来才知道,那天是有新兵入驻,军官要“示范标准动作”。
她就是那个“示范样本”。
她试过逃跑。
那是一个下雪的夜里,她趁着换岗的空隙,从厕所那边的破墙口溜出去,跑了不到五十米就被拽了回来。
那次之后,她被关在地下室三天,水都不给喝。
后来她就不再想跑了。
她说她不是怕死,是怕死了都找不回自己的名字。
1945年,日本投降。
那天她还在“接待”,屋外传来士兵的大喊,说“都停了”。
她不信,直到一个穿着美军制服的人进来,对她说:“你自由了。”她当时愣了,问那人:“自由是啥意思?”
后来她被送到南京一个难民营,开始接受治疗。
身体上的病能治,心里的伤没人管。
她说最难的是晚上睡觉,一闭眼就会梦见那间木屋,还有那个总拿棍子敲她腿的军官。
她没回老家。
她说她不知道还能去哪儿,家人可能早不在了。
她留在南京,当了护士,后来又做了志愿者,专门帮那些受过虐待的女性。
她说她知道那些人的眼神,因为她自己也有过。
她年纪大了之后,开始在一些学校和纪念馆里讲自己的经历。
不是为了曝光谁,也不是想让人同情,她说她只是想让自己的名字,被记住。
她说:“我叫陈雪,我不是编号七号。”
她晚年住在南京南门的一个老小区里,屋子不大,书很多。
有一次有个大学生来采访她,问她后悔吗。
她说:“我不是选了这条路,是路把我推进去的。
你问我后悔啥?”
她去世那年,天气特别冷,南京下了场大雪。
她住的小屋里,桌上还放着一张未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我还记得书上的字,也记得教室里的光。”
参考资料: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档案》
《日军战时慰安妇制度研究》 王晓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东亚女性口述史文献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9号报告:《慰安妇制度与战时性暴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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