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

2025年是蔡元培辞世85周年纪念，又恰逢新版《蔡元培全集》在商务印书馆付梓，《全集》的新书发布会也于4月在北京大学隆重举行。为此，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特别策划了“启新培元，光耀千秋：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展览。

4月20日，“启新培元,光耀千秋——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展在北京大学校史馆举办

展览分为“缘起商务，启智育才”“念兹在兹，鼎力支持”和“志同道合，情谊深长”三个部分。有很多珍贵的展品是首次公开的。如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出版部与蔡元培的通信，商务印书馆为蔡元培开立的收条和清单，蔡元培辑录的《购印越缦堂日记脞录》以及希伯来大学爱因斯坦档案中的一通书信等。

我们希望多角度地再现蔡元培与商务人的情谊以及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一，通过回忆文章、日记、合影、往来书信，展示蔡元培与张元济、蒋维乔、杜亚泉、高梦旦、王云五等商务精英的相识、相知过程，和此后受邀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经过，以及为商务印书馆引荐优秀人才的努力，体现蔡元培与商务人的深厚情谊；其二，通过留学期间的相关档案、照片以及为商务编纂的学术著作，展示蔡元培在商务印书馆的资助下在德国的留学经历及其学术成就；其三，通过蔡元培为商务编写的教科书，在商务创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为商务出版物做序跋，展示蔡元培与商务以出版为媒介的深度合作，为中国近现代教育改革、文化传播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其四，通过部分《北京大学丛书》和《世界丛书》等，展示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与商务在传播新思想方面作出的贡献。

展览旨在通过丰富的展品，生动再现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故事。通过展览，我们可以发现，蔡元培由传统的士大夫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商务印书馆由一家小型印刷所发展成为中国出版界的龙头企业，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耐人寻味的故事，大量隐藏于日记书信和出版物、档案中。

一、结缘商务，教育救国

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始于他与张元济深厚的友谊和共同的教育救国理念。蔡元培与张元济有同庚、同乡、乡试同年、殿试同年、南洋公学同事、《外交报》同办者的“六同关系”，是“历时最久交谊最深”的朋友。

蔡元培与张元济于己丑年（1889年）一同参加浙江省乡试，考取举人，三年后又一同考取壬辰科进士，同授翰林院庶吉士，在京期间交谊益深，关心国事，学习外语，接受新知。

戊戌变法失败后，二人先后南下，后共事于南洋公学，并合办《开先报》，确立“以定言论之界，而树思想之的”的宗旨，后将其更名为《外交报》。二人志同道合，致力于教育救国和思想启蒙。

蔡元培(左二)与张元济(右二)、王云五(左一)等

在高梦旦追悼会后的合影(1936年)

1902年，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同年冬，邀请蔡元培出任商务首任编译所所长。

关于蔡元培是否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新近公布的张元济致夏曾佑书信，则为确定此事提供了有力证据。

张元济在1903年5月10日致夏曾佑的信中谈及推荐夏氏担任编译所所长事：“适商务印书馆主人欲延聘通才，主持编译，属济举荐。……济举公名，渠极欲敦请，不敢冒昧，属济先为致意，……”

同年5月29日张元济再致夏氏，谓“商务主人，频以执事能否通晓东文为问，察其词意，似不甚殷。鄙意若辈全属外行，共事亦有难处，与其易退，不如勿进。鹤庼已辞去，我辈不值步其后尘矣。”所谓“鹤庼已辞去”，应指蔡元培已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可证蔡元培确曾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

蔡元培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时间虽然短暂，却对商务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有肇始之功。

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源自蔡元培和张元济对改革教科书和普及教育的共识，也是对清末推行新式教育的积极回应。

最早参与商务印书馆新式教科书编写的蒋维乔后来在《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一文中谈及，张元济“介绍蔡元培为编译所所长，以谋改进。依蔡之计画，决议改变方针，从事编辑教科书。此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之发端也”。具体编纂方面，“由蔡元培先定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之编纂体例”，聘请爱国学社蒋维乔等三人分别编写。

蔡元培不仅确定编纂体例，组织编写，还参加了《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教授法》的校订工作，负责《中学修身教科书》的编纂，并在留学期间完成后者的全部编写修订。

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新式教材，不仅体现了蔡元培、张元济等人“扶助教育”的思想理念，也因适应新教育的发展要求，出版后风行全国，使商务印书馆在该领域“独步一时”，获得丰厚的回报，迅速发展成为出版界的龙头企业。

二、游学德法，相互成就

为深入系统了解西学，蔡元培曾数次赴欧洲游学。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前，最重要的两次是1907-1911年游学德国和1913-1916年游学法国。在张元济的积极斡旋下，商务印书馆以预付稿酬的方式资助了蔡元培。

德国留学时期的蔡元培

1907年5月，蔡元培与驻德公使孙宝琦同行赴德。留学期间，蔡元培广泛研读西方学者的思想，系统深入了解西方学术精髓，新学渐趋深沉。他除了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中学修身教科书》，还为该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撰写文章，完成《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石头记索隐》等著译。

蔡元培数次游欧，不但眼界大开，学问更加广博，而且得以有安静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著述，他的主要著译都是在欧洲游学期间完成的，而他游学欧洲志向的实现，无疑得益于商务印书馆的经济支持。蔡元培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相互成就，共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三、合作北大，双星辉映

北京大学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双子星”。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新派人物到北大任教。1918年，《新青年》改为同人杂志，北京大学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8年，张元济与老友蔡元培多次沟通联系，开启了国内最高学府与出版界龙头的合作。同年7月，张元济代表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议定，出版《北京大学丛书》，即将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也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发行，此后签订的合同，给予了北大极为优厚的条件。

1920年初，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与商务印书馆达成协议，编译《二十世纪丛书》（后更名为《世界丛书》）。此外，胡适、陈独秀、陶孟和、周作人等新文化人物的文章也经常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等杂志上发表。

此外，北京大学还为商务印书馆输送了不少人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被聘为教授，后成为商务重要人物的有：唐钺、朱经农、任鸿隽、何炳松等人。

商务印书馆曾有聘请胡适担任编译所所长的打算，1921年请胡适到该馆进行全面考察，他不仅提交了考察报告，还推荐王云五担任所长，开启了商务编译出版的新时代。

北大作为学术中心，商务作为出版先锋，二者相辅相成，引领近代中国文化与教育变革。这一合作使北京大学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更加深远，商务也由此摆脱了渐趋保守的诟病，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双峰并峙、双星辉映，共同书写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辉煌篇章。

民初唐绍仪（右一）与蔡元培（左一）

及其他部分内阁成员合影

四、网罗新知，助力复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先后出任大学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作为学界领袖，他继续为该社出版的图书撰写序言，关注和参与商务印书馆大型丛书的策划与出版，支持新知识与新文化的普及传播。

20世纪20年代后期，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万有文库》，力图以此推进图书馆事业。此事得到了蔡元培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他对选题的确定作过多次指点，还推荐过相关的著译者。

1927年，商务印书馆计划出版《新时代史地丛书》，由蔡元培与吴稚晖、王云五担任主编。丛书分12类、80种，包括社会进化、社会运动、国际政治、各国概况、国际战争、各国革命，以及外交、经济、地理等内容。

1931年4月，蔡元培曾在《申报》上发表题为《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文章，指出用外国课本“是迫不得已的过渡的办法”。作为响应，商务印书馆启动《大学丛书》编辑出版。蔡元培被聘请为编辑委员，并亲自审定书稿。

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受巨大损失，其上海总管理处、总厂、编译所、尚公小学等被炸毁，东方图书馆及46万余册藏书化为灰烬。蔡元培在东方图书馆被毁当天，即联合蒋梦麟等大学校长致电国联，呼吁制止日本暴行，并以中央研究院院长名义致电爱因斯坦、杜威等世界知名学者，请求国际声援。此后，蔡元培关注商务印书馆的复兴，担任东方图书馆复兴委员会委员，并争取到德国和法国学术团体的两批捐赠。此外，他继续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推荐作者、审阅书稿、撰写序言。

1933年9月29日，王云五致信蔡元培，请其为《小学生文库》“赐短文一篇”。次日，蔡元培即撰写题词，给予支持。

1934年4月1日，蔡元培当选商务印书馆董事。据蔡元培回忆：“我本非该馆股东，菊生以所有股份十股置我名下，我遂有被选为董事之资格，……”此后蔡元培多次当选董事，出席董事会议，为商务的复兴出谋划策。

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公司全景

作为北平图书馆馆长，蔡元培积极促成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四库全书》，以及其他珍贵善本，为保存国粹，传承中华文明，推动国学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五、滞留香港，患难真情

1937年1月，抗战全面爆发。同年12月，蔡元培由上海到香港，原拟由香港转道后方，因病滞留，直至1940年去世。

蔡元培在香港期间，得到了王云五的悉心照料。初到香港时，他暂居商务的宿舍，王云五与其朝夕相处，悉心照顾。待蔡元培家人抵达香港后，他们才另租房屋居住。在港期间，王云五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帮助，还提供了大量的书籍供他阅读。蔡元培在香港深居简出，很多事务都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代办，为他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诸多便利。

蔡元培在香港滞留期间，仍关心支持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积极履行《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委员的职责。1939年1月16日，商务印书馆送来拟收入《大学丛书》的傅统先所译《心理学》的清样，请蔡元培审阅鉴定。蔡元培发现清样中有数十个误字，一一标注。并给予该书高度评价，他认为“此书材料丰富，叙次明晰，集实验心理学之大成，而不为一派所拘束，堪备大学生参考”。18日，将此书清样送还该馆。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辞世，商务印书馆为其料理丧事，并送挽联：“道德文章不朽，海内耆英推祭酒；事业功勋并茂，国家柱石折宗师。”

蔡元培人生最后的留影

（作者：蔡磊砢，系北京大学蔡元培研究会会长，邹新明，系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资源服务中心主任）

来源|《北京大学校报》第1691期第4版

排版| 顾兰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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