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哲学在宋代的发展被称为新儒家，也被称为道教。这种发展使儒、释、道三者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儒家思想作为一种传统的正统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
一、宋代人性善恶论
宋代伦理哲学家与以往的哲学家一样，认识到了解决人生的问题必须突破人性这一关。人性，也就是人的本质规定性。人的本质没有弄清楚，无论多么诱人的人生说教也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宋代伦理哲学的超人之处，不仅在于它提出了带有某种综合性的人性二元论，而且更主要地在于思维方式上，它兼采了佛道的思辨性，论证和强化自己的人性理论。
《西铭》记载：“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张载认为，我们居于天地之间，察天地阴阳而生，所以视天如父、视地如母。充塞天地间的气凝成我们的肉体，统帅天地气运的理构建我们的天性。百姓都是同胞，万物皆为近亲。世界的本原是气，气无形，故称“太虚”，有形的世界都是由无形的“太虚”生成的，有生于无。人是一种“有”，当然是同样的道理。
天地之性是固有的、先天的、普遍的，气质之性只有在“气”形化成人时才具备。由于“气”的精粗、清浊、缓急、刚柔不同，气质之性自然存在差别，这就使得天地之性对人们而言并不都显得那么昭然，只有那些善于“返之”，全心修养的人，才能够发现它、体现它、光大它。所以说，人性是二重的。
二程的见解与张载基本一致，只是张载的“天地之性”在二程那里变成了“性之本”，张载的“气质之性”，二程又称之为“性之才”。二程认为，所谓人性，主要地不是指“性之才”，而是“性之本”，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程颐说“性即是理”。
二程曾自以为“天理”是他们的伟大发现，其实，他们真心的“贡献”则是把“天理”从地上拉到天上，从人性论领域推广到宇宙论领域，天理被说成是决定一切的终极力量。所以，与其说二程的人性论衍生于宇宙观，不如说他们的宇宙观衍生于人性论。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为人性论打上了形而上学的烙印。
作为集理学之大成者的朱熹，对人性的问题也下了功夫。他把人分为两种，初民是无种自生的，是“气化”生人，以后才“形化”生人。但无论是“气化”还是“形化”的人，都与万物一样，是由“太极”和二气五行之精妙合而凝成，都贯注有普天相通的“义理”。
三、“性之本”“性之才”
宋代伦理哲学家们提出并论证了他们的人性二元论思想，紧接着，他们又运用这个观点，对先秦以来人性善恶之争进行了调和与综合。先秦诸子百家时代，人性善恶的问题成为论争的热点。即使在儒学内部，也相继出现了两种对立主张，分别以孟轲和荀况为代表。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主张人性本恶，孟、荀的对立虽然出现在儒学内部，但这种对立是深刻的。汉唐以来，学者们都力图缓解这种对立，然而，他们的努力基本还流于表面。宋儒张载提出人性二元论后，终于为善恶之争的暂时解决带来了契机。
宋代伦理哲学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界定为基础，反观人性善恶之争，得到了一个共识：孟子主性善，乃指“天地之性”，荀子主性恶，乃指“气质之性”。孟子只知“天地之性”而不知“气质之性”，故言人性为善而不能很好地说明恶从何来；荀子只察“气质之性”，而不察“天地之性”，故言人性本恶，不知“天地之性”是浑然至善的。
无论是孟子还是荀子，对人性的解释都是片面的，不完满的。看来，把片面整合为全面，把不完满整合为完满，非宋儒莫属了。事实上，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正蒙·诚明》记载：“性指天地之性，人无不善，系其善反不善反而已。”
由于“气质之性”的蒙蔽，“反归天理”而“成性”，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个过程完成之前，人性是善恶混杂的，用张载的话，叫“性未成则善恶混”，二程也说“性无不善，而不善者才也”。朱熹对张程的解释十分满意，称赞他们把“性”、“气”分开来说明人性善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的毛病。
通过这么一番阐发，宋代伦理哲学明确了两点其一，“性之本”是善的，人人皆可为尧舜其二，“性之才”是恶的，为圣人者必先变化气质。表面上看，它为芸芸众生提供了一枚人人可以企望的金苹果，而实际上不过是在为统治者要求人民勒紧裤带找说辞。在封建主义范围内，人性论至此登峰而造极。
人性论是宋代伦理哲学的起点，包容了那个时代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生的根本理解和认识。有不对人生的理解和认识，才会有对人生的规划和设计。
二、孔颇乐处
人性是二元的，有“本”与“才”之分，“善”与“恶”之别，那么自然而然，人生的理想就在于归本趋善。按照宋代伦理哲学的说法，人生追求的乃是“变化气质”而“尽性至命”。世人应该通过日常的道德修养，将自己的先天善性充分体现出来，以达到“天人合德”、“物我一体”的境界。这种由自觉而达到的崇高精神境界，在宋代伦理哲学中，称为“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宋代伦理哲学真谛之所在。宋代伦理哲学认为，个人的富贵得失无足轻重，重要的是宇宙和谐和仁义流行。宇宙是宏大的，人是渺小的，生命的意义在于宇宙，生命的价值与宇宙的精神紧密关联，人的崇高使命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展示和表现宇宙的生命。
《情理精义》记载：“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
另一方面，就人的生命本身而言，精神的因素高于肉体的因素，“义”重于“生”，“理”重于“欲”，“志”重于“养”，所以人们应该安贫乐道。人，只要做到了“存理去欲”，领悟了“物我一体”，自然就会达到常乐之境，这种自得其乐的“乐”，也即孔颜之乐处。
在宋明理学家中，倒有一些人觉得自己已经切实达到了或者接近达到了“孔颜乐处”，他们吟诗作画直抒胸臆，其超凡脱俗之性情溢于言表。这些诗句虽为道家情调，其实不过是寓道于儒。这种境界是中国浪漫主义与中国古典主义的最密切结合，不失为大家之见。宋代伦理哲学所极力推崇的孔颜乐处之乐，可见一斑。
结语
理学对中国哲学是一次拓宽和加深，但尽管如此，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并没有发生动摇，相反更加巩固了。这个基本精神有人谓之人文精神，即关心人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宋代理学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伦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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