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林乎加出生在山东长岛，他的家庭在当地属于较为殷实的一户人家，虽谈不上显赫，但衣食无忧，家风严谨。他的父亲注重子女教育，常以“读书明理、忠诚报国”相勉。正是这样一个氛围，为林乎加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孩提时代的林乎加聪明好学，善于思辨。那时的长岛虽地处偏远，却因海防之故，往来过客不少，这也使他从小就接触到外界的见闻与思想。他酷爱读书，熟读古文经典，还对当时流传的一些进步报刊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老师曾回忆：“这孩子问得多，眼睛亮，心里有火。”

“九一八”事变的阴影，迅速笼罩整个华北。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肆意践踏着中国的领土，也深深刺痛了年轻林乎加的心。在他眼中家国正逐步陷入风雨飘摇，而民族的未来岌岌可危。这种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他的内心种下了报国的种子。

1936年，年仅二十岁的林乎加做出一个重要决定：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动投身于当时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他走上街头演讲，深入学校和乡村宣传抵抗侵略的道理，用他朴素但坚定的语言，唤醒群众对民族危机的认知。他不是喊口号的人，而是实实在在地行动者。他鼓动青年参与抗日宣传，组织进步文艺演出，用简陋的手段传播不屈的声音。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山东沦为战火之地，长岛也未能幸免。家园之殇、百姓之苦，深深震撼了年轻的林乎加。他无法再仅仅做一名旁观者，内心的愤怒与责任感驱使他迅速投身抗战洪流。

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林乎加开始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组织。他奔走于各校之间，宣传抗战主张，动员青年学生举起反抗旗帜。他还与工人接触，组织罢工，冲破敌伪的恐吓与压制。他并非一时激愤，而是逐渐成长为一个有思想、有组织能力的青年骨干。

1938年，年满22岁的林乎加被正式吸收为中共党员。入党仪式简单却庄重，他将拳头高高举起，誓言为人民事业奋斗终身。从此以后，他不仅是一名战士，更是一名信仰坚定的革命者。

抗战胜利后，全国局势随即进入解放战争的新阶段。林乎加没有随主力南征作战，而是留在山东，从事后方支援工作。他调度运输、筹集军需、安置伤员，确保了解放军在前线的持续推进。他深知：战争不仅靠前线士兵流血，也依赖后方千千万万人的支持。他曾说：“打一场胜仗，背后可能是一百个人的默默付出。”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林乎加随部队南下，踏入浙江大地。他参与了杭州、宁波等地的接管工作，协助地方党组织恢复秩序、稳定民心。他主张以和平方式化解旧势力残余影响，强调“军队进入城市，不是主人，而是服务者”。他的稳重与务实赢得了各界广泛认可，为新中国接管浙江铺平了道路。

1976年，毛主席逝世，中央紧急派出工作组进驻上海，倪志福建议增加一名精通经济、熟悉地方的副组长，余秋里毫不犹豫：“林乎加最合适。”

林乎加随即奔赴上海，一到地方他就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而在林乎加在上海工作时，上海整体形势也趋于稳定。林乎加悄然离开，没有声张，但他用几句话、一把火、一场对话，赢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1978年年初，林乎加仍在担任上海市委书记，肩负着恢复经济秩序、重振工业生产的重任。那是上海最困难的时期之一，产业结构老化、基础设施滞后，整个城市急需破局之力。就在这时宝钢项目被中央提上议程，多个省市都在积极争取落地资格。

他亲自出面，多次向中央汇报，最终成功将宝钢项目争取到上海。这是一个对上海意义深远的决策。但林乎加并未止步于“拿下项目”，而是马上展开下一步部署。1978年3月，他亲自带队前往日本，实地考察钢铁工业发展模式。

在日本的几天里，林乎加马不停蹄，从重工业区到科研院所，他详细记录了他们的生产管理、设备引进、技术应用方式。他敏锐地捕捉到一个现实：要发展中国自己的现代工业，必须放下门户之见，引进先进设备与理念，并善于借助外资的力量。考察结束返国途中，他在飞机上反复琢磨一件事：中国也可以走这条路。

回国后他立即向中央提交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不必事事“从头来”，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一主张迅速得到了邓小平、华国锋等中央领导的高度肯定。他务实、开放的思路，恰好与当时的改革方向不谋而合。

6月，中央对林乎加作出新的安排：调任天津市委书记。这既是信任，也是考验。天津当时正处在经济结构调整与政治恢复的敏感阶段，城市体量大、问题集中，任务并不比上海轻松。

林乎加上任后没有“熟悉情况”那一套过渡期，而是直接切入实质性问题：工业恢复、干部整顿、城市秩序重建。他开会、下厂、走访社区，一项项摸清底数，一件件亲自推动。他习惯快速切入重点，从不绕弯子。

然而刚刚稳定几个月，新的任务又突然来临，10月林乎加正在天津主持一场会议，议题刚进入关键阶段，一通来自北京的加急电话打断了讨论。中央决定调他进京，任北京市委书记。

按理说这是一次晋升。从直辖市调任首都，位置、影响力都迈上新台阶。但林乎加心里却泛起波澜。他在天津刚起步，改革思路才刚打开，连办公室的椅子都还没坐热。

组织的决定不能更改。他没有多说，简单整理行李，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到京不久，华国锋亲自接见了他。林乎加没有绕弯子，直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我在天津的工作才刚刚理顺，现在又要另起炉灶。”

华国锋听得仔细，点点头，说：“你的为人和能力中央是清楚的。这不是临时调动，而是首都需要你。”林乎加仍有疑虑：“天津我好歹熟些，北京我一无所知。”华国锋语气缓了下来：“全国情况都不简单，我们都得打破‘等条件成熟’的想法。中央已经决定了，我们相信你。”他没有再推辞。当晚便开始研读北京市的各项资料，连夜与相关部门开会，几乎没有给自己喘息的时间。

初到北京，他就意识到一个突出问题：恢复高考后，教育资源远远供不应求。成千上万的青年渴望改变命运，却因缺乏学校被挡在大学门外。他意识到，若不尽快解决教育瓶颈，北京的发展就难以推动。

几轮调研后，林乎加拍板：新建分校，扩大招生。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脱离现实”的冒进，毕竟缺钱、缺师资、缺场地，但他力排众议：“如果不解决教育的问题，我们谈什么现代化？”

在他的强力推动下，北京市在一年内成立了36所分校。这不仅是一项组织任务，更是一场速度与资源的博弈。他亲自协调高校、调配教员，有时夜里还在逐页审阅方案。

到了1979年夏天，这项艰难的计划终于落地开花。北京有16800名学生成功走进大学校门。他们中不少人早已放弃希望，而此刻，他们得到了命运的新转机。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数据，而是林乎加用坚持和魄力撬开的教育缺口。林乎加从上海到天津，再到北京，虽然在北京只工作了两年多，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关键的一段。他没有大张旗鼓的口号，却用实干赢得了老干部的认可。他们评价他：“不虚言，不绕弯，是干事的人。”

1981年，林乎加突然接到调令：离开北京市委，出任农业部部长。这一任命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外界原以为他会进入国家经委，继续在城市经济改革中发挥作用，没想到却转向了农业这个“传统部门”。甚至连林乎加本人也感到意外。

没人知道这背后发生了什么。但显然，中央是看中了他身上的特质——雷厉风行、执行力强、善于攻坚。当时的农业正处于十字路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推开，农村改革任重道远。这个系统庞杂、历史包袱沉重的领域，急需一个懂局势、能突破的人。

林乎加没有抱怨，没有犹豫。他下乡调研、走访田间地头，迅速从城市事务的节奏转向农村的复杂现实。他不做表面文章，只盯着问题本身：粮食收购、农技推广、农村工业，事无巨细都要抓。

他推行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地方试点、改善农民收益、推动农村企业发展。有人说他是“城里干部”，但很快林乎加用实干赢得了信任。他的风格依旧：不讲空话，直奔主题，目标明确。农业部在他任内甩掉了“保守”的标签，农村经济开始活跃。他让改革从城市蔓延到田野，用制度改变了农民的命运。

1992年，林乎加年满76岁，正式从工作岗位上退休。此时的他，已在政府系统中奋斗了五十余年，经历了抗战、建国、改革、转型等中国现代史的重大关口。他卸任时精神矍铄，头脑清晰，仍坚持每天读书、写字、思考国家大事。

他从不将退休视作结束，而是另一种形式的“继续服务”。他时常收到来自基层的信件，有的是感谢，有的是建议。他也时而应邀写下对农业、教育的政策意见，依旧关心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生活。

2018年，林乎加在北京安然离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