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王选这个人，可能很多人不太熟，但她的故事真挺牛的。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里提到她时，给了句特别高的评价：“如果中国有两个像王选这样的女人，足以让日本沉没。”

这话听起来有点夸张，但仔细想想，王选干的事儿确实让日本政府头疼了好一阵，也让全世界知道了日本侵华战争里那些见不得光的罪行。

王选：从上海到日本的成长路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在上海，家里条件还不错。她爸是上海地方法院的法官，家里书多得能开个小图书馆，尽是些法律相关的书。她妈在家操持家务，性格温和，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王选从小耳濡目染，对法律和正义有点天然的敏感。她学习挺用功，尤其喜欢英语，经常翻她爸的英文书，梦想着有一天能跟外国人聊得飞起。

1969年，17岁的王选赶上了上山下乡的潮流，作为知青被分到浙江义乌的崇山村。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村里种田挑水的日子虽然苦，但村民特别朴实。王选跟他们一块儿干活，晒得黑不溜秋，手上全是茧子。

她在那儿待了四年，跟村民处得跟家人似的，学会了当地方言，还帮村里小孩补课。不过，她也发现村里有些老人走路一瘸一拐，腿上老有裹不下的伤口，问起来他们总不吭声，这让她心里一直有个疙瘩。

1973年，王选被推荐上了杭州大学英语系，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的一部分。她在学校里特别拼，英语说得溜得不行，写作也不赖，经常跟外教聊得热火朝天。

1976年毕业后，她回了义乌，在当地中学教英语。她教得特别生动，学生都爱听她讲外国的事儿，课堂上老有笑声。她在义乌教了八年书，攒了不少经验。

1984年，王选调到杭州外语学校教书。这学校管得严，教学水平高，她在那儿把英语教学练得更扎实了。1987年，她跟丈夫去了日本，考进筑波大学读教育学硕士。筑波大学学术氛围浓，她每天泡在图书馆，成绩全A，论文还得了教授的夸奖。

1989年硕士毕业后，她留在日本找了份教书的工作，收入挺高，日子过得挺舒坦。她在东京住了六年，参加华人社区活动，交了不少朋友，还喜欢读二战历史的书，对日本侵华战争了解得越来越多。

觉醒：一篇报道到揭开真相的决心

1995年，王选的生活被一篇报纸彻底改变了。那天她翻《日本时报》，看到哈尔滨开了个“731部队”国际研讨会，讲日本在中国搞细菌战的罪行，特别提到义乌崇山村的村民受害严重。

她一下子就想起村里那些老人的腿伤，还有她爸提过的家族往事。1942年，日本飞机在崇山村扔下鼠疫细菌，半个月死了396个人，其中有她八个亲戚，包括才13岁的叔叔。这事儿在她心里炸开了锅，她觉得自己不能就这么看着。

她马上联系了报道里提到的日本学者，说想帮忙调查。因为她会日语、英语，又知道崇山村的情况，调查团特别欢迎她加入。她二话不说辞了工作，收拾行李回了国。她丈夫和家人都挺支持，虽然知道这条路不好走。

回到崇山村，王选开始到处走访。她带上笔记本和录音机，挨家挨户问老人们当年的情况。她记下了一百八十多份证词，都是关于日军投毒后村里人怎么得病、怎么死的。她还跑去宁波、江西、湖南，顶着大太阳和暴雨找证据。那些受害者的讲述让她心里特别沉重，但也更坚定了她要把真相挖出来的决心。

1997年8月，王选当上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的团长，带着108个受害者家属去了东京打官司。她站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人席上，用流利的日语讲证据：崇山村的死亡记录、受害者的医疗报告、731部队的实验日志。可日本政府死不承认，法院也说证据不够，把案子驳回了。

这次输了没让她泄气，反而更来劲儿了。1998年，她在东京一家旧书店淘到一本日军士兵的日记，里面写着1942年在浙江投毒的事儿。她连夜翻译，寄给了调查团。

1999年，她又找到日本民间组织“和平遗族会”，联系上前731部队成员筱冢良雄。这人愿意出庭作证，讲了当年做活体解剖的细节。可就算证据越来越多，日本法院还是找各种理由不认账，说什么“时效已过”。

王选不服输，29次提起诉讼，跑中日两地跑断了腿。她花光了几百万家产，把家里的钱都投进去了。她在日本街头办展览，摆出受害者的照片和实验记录让人看；在国际会议上用英语讲细菌战的真相，台下掌声不断。她家堆满了资料，丈夫都开玩笑说家里只有“细菌战”这一个频道。

2002年8月，东京地方法院终于松口，承认日本军队1940到1942年在中国用了细菌武器，违反了国际公约。这次虽然没赔钱，但对王选来说是个大突破。她站在法庭外，眼里含着泪，跟受害者家属紧紧握手。她在记者会上说：“今天，受害者的声音被世界听到了。真相已经出来，我们还要接着干。”

让历史不再沉默

2002年的判决只是个开始，王选没停下来。2003年，她在义乌办了个大展览，摆出受害者的照片和日军记录，好几百人来看，很多年轻人看得直掉泪。2005年，她跟日本学者近藤昭二出了本书，叫《日本侵华生物武器作战美日史料》，里面全是档案资料，成了研究细菌战的重要参考。她自己校对每一页，确保一点错都没有。

2017年，她跑去衢州，帮得了“烂脚病”的老人联系医院做免费手术。她忙前忙后，陪老人检查、填表，忙得脚不沾地。2020年，她又帮国家图书馆建了个“日本细菌战资源库”，整理了上万页资料，让大家都能免费看。她说：“让更多人知道真相，就是对受害者最好的安慰。”

2023年，王选都七十多岁了，还在上海组织了个细菌战历史研讨会。她拄着拐杖上台，讲自己的经历，鼓励年轻人别忘了历史。她还参与拍了纪录片，讲她的故事，感动了不少人。受害者都叫她“王大姐”，把她当亲人。她丈夫和家人一直支持她，弟弟弟媳帮着照顾老妈，让她能专心干这些事儿。

谢尔顿·H·哈里斯是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专家，他在《死亡工厂》里写了不少731部队的事儿。他对王选的评价可不是随便说的。王选的坚持让日本政府没法再装聋作哑，她的努力让这段历史被全世界看见。哈里斯那句“如果中国有两个这样的女人，足以将日本沉没”，虽然夸张了点，但意思很清楚：王选的影响力太大了，大到能动摇日本几十年的遮羞布。

他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王选29次诉讼、无数次演讲和展览，直接逼得日本法院不得不承认细菌战的事实。她的工作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对这段历史的关注，连美国、欧洲的学者都开始研究这个话题。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一个普通人也能让历史改写。

王选这辈子，干的事儿比好多人几辈子加起来都多。她从一个英语老师，到跑去跟日本政府硬刚，再到把细菌战的真相推到全世界面前，靠的就是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她花光了家产，跑断了腿，甚至到了七十多岁还在为受害者奔走。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王选用自己的方式为正义出了力。哈里斯说得没错，她这样的女人，真的是个宝。她的坚持不光是给受害者讨公道，也是给咱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历史不能忘，真相得守住。

现在王选还在忙活，家里资料堆得跟山似的。她身体不如以前了，但眼神还是那么亮。她的事迹告诉咱们，只要有心，普通人也能干大事儿。她的故事，值得咱们好好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