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美国的成功,主导了美国200多年的孤立主义思想可谓功不可没。直到如今,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仍然有人怀念这一路线。甚至,有人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就是在带领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时代。
但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孤立主义,以及美国版的孤立主义为什么能够成功却知之甚少。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如今很多人设想了一种中国版的孤立主义,即在不去主动改变世界秩序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发展。
然而,这种想法是对孤立主义的极大误解。
首先,并非任何国家都有实行孤立主义的条件。比如波兰在欧洲的地理位置,就不允许它“孤立”。孤立主义的先决条件是拥有能够保证自身战略安全的屏障。
其次,为了建立起这道战略安全屏障,孤立主义并非一味地讲究中立和防守,反而具有很强的进攻性。
例如,美国版孤立主义最早的正式表述之一,来自19世纪初兴起的“门罗主义”。它主张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分别属于新世界和旧世界。美国作为新世界的领袖将承认并且不干涉现有的欧洲秩序,也不干涉欧洲国家的内政。
这一部分主张常常被当作美国孤立主义思想的历史源头。单看这一部分,孤立主义的确是一种防守策略。
但是,它不能跟门罗的另一部分主张分开来看,即欧洲列强试图控制或影响新世界的一切努力也将被视为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换言之,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一种攻防一体的安全战略。因此,在当时,门罗主义刚刚被提出时并没有被列强们接受,还被视为对世界秩序的一种挑战。
而为了实现这一愿景,美国第五任总统,也是最后一位由国父担任的总统——詹姆斯·门罗不仅没有回避来自欧洲列强的压力,反而积极开展多边外交活动,介入拉丁美洲各国事务。
美国的这一段历史,对于如今的中国依然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1.光荣孤立
19世纪初,放眼整个美洲,美国人已经罕逢敌手:拿破仑的帝国已经崩溃,彻底告别了美洲;大英帝国与美国恢复了和平,而且将海外殖民的重心放在了更加容易统治的印度;西班牙帝国行将就木,整个拉美大陆一片动荡,新兴的独立国家不断涌现,正是美国施加干预的大好时机。
1817年,詹姆斯·门罗上台之后,首先将目标放在了南部的佛罗里达。此时,西班牙仍然占据着这里,而且屡次拒绝美国的购买计划。
于是,门罗借口剿灭反叛的土著武装,派遣美国陆军不宣而战,趁机占领了佛罗里达首府彭萨科拉,实际控制了整片地区。
随后,门罗派遣特使与西班牙谈判,再次商议购买事宜。眼看美国已经占领了那里,西班牙被迫接受500万美元报价,放弃了佛罗里达。
同时,受法国大革命启发,南美洲各国的独立战争开始了。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相继宣布从西班牙独立,并迅速派遣使者前往华盛顿,要求获得正式承认。
由于美国当时正与西班牙就佛罗里达问题进行谈判,门罗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响应。不过,谈判结束后不久,门罗便立刻承认了这些国家。
美国宣称,将支持致力于发展与欧洲各国有着根本不同的新世界以及“人类的自由事业”。
1821年1月,时任国务卿亚当斯提出了美洲大陆应该向旧世界关闭大门,以防止欧洲势力的干预。
这一想法后来被门罗采纳,成为“门罗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是,门罗深知美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为了得到欧洲列强的重视,门罗首先就这一主张设法取得了大英帝国的认同。
1823年10月,美国驻伦敦大使理查德·拉什(Richard Rush)与英国外交大臣坎宁通信,就南美洲问题达成共同立场,不支持欧洲国家对这里进行再殖民化。
而英国之所以支持美国的主张,有两个主要动机:首先,英国的核心利益是巩固自己的海洋霸权地位,因此也乐于见到西班牙帝国的彻底没落,并且不愿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通过控制美洲壮大自己的势力;其次,英国此时国内正在流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保护主义,脱离了帝国体系的美洲各国,正好可以为快速增长的英国工业品提供市场。
可以说,“门罗主义”的出现正好迎合了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刚刚独立的美洲国家有追求自主的愿望;二是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有借此打压其他欧洲国家的需要。
当然,美国并非如口头上所说,是为了“人类的自由事业”,而是为了方便自己在美洲实施扩张主义。
其中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本来英美双方准备就美洲的地位问题发表联合声明,但是国务卿亚当斯表达了强烈的反对,认为双边声明可能会限制美国后续的扩张行动,而且担心英国人也有控制美洲的动机。
于是,原本的联合声明变成了美国的单方面声明,英国则予以了默许。
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声明的效力。
奥地利的梅特涅亲王得知这一声明后,感到非常愤怒,并私下评论这是美国对欧洲的“新式反抗行为”,它将重新激发所有阴谋家的欲望。
当时美国也的确没有实力做到将所有欧洲列强的影响力驱逐出新大陆。实际上,在这一声明刚刚发出后的几十年里,英国皇家海军是唯一维护它的力量。
但是,门罗主义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成为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可以说,美国崛起的整个过程,就是将”门罗主义“从一种口号和原则,变成现实的过程。
同时,美国也遵守着”门罗主义“对自己的约束,保持了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孤立主义原则。直到大英帝国已经控制不了世界局势,主动邀请美国下场,美国的孤立主义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回顾完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脉络,接下来,我们将考察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对于美国来说,这个过程是否可逆,美国能否重回孤立主义时代;二是,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美国的这段经验有何借鉴意义。
2.重回孤立
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美国的孤立主义是与门罗主义战略密不可分的。更准确地说,孤立主义是门罗主义中对欧洲外交战略的内容。
人们在强调门罗主义对欧洲战略的中立性、防御性等特点的同时,经常忽略其对美洲部分带有明显的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色彩。
孤立主义绝不是允许任何国家在自己周边构建战略包围圈而无动于衷的鸵鸟战略。
美国承诺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先决条件是,不允许欧洲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假如没有这个先决条件,所谓的孤立主义只会变成“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
因为假如一个国家的外交策略连本国的安全也保证不了,那么它并不能成为一个长久的安全战略。
其次,作为一种攻守兼备的战略,孤立主义实际上需要一个强大的战略支撑力量。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孤立主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分界点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
在1898年之前,美国孤立主义的战略支撑力量实际上是英国皇家舰队。直到1898年,美国在与西班牙帝国的正面冲突中取得胜利后,美国自身的军事力量才足以支撑“哪管欧洲战火滔天,美洲风景这边独好”的战略。
但是,正是当美国的综合国力开始满足乃至逐渐超出了门罗主义的需要时,美国国内便开始出现干预欧洲事务,参与争夺世界秩序主导权的想法,于是不久后便出现了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积极参与巴黎和会的历史事件。
不过,真正彻底打破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倾向的是珍珠港事件。从此,美国人的安全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认为只有将航母开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才能保证国家的安全。全球主义从此代替了孤立主义。
直到特朗普的出现,一个争论开始成为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美国如此大规模地干预全球事务,究竟是赚了还是亏了?
而且,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并不是他的发明,而是盛行于孤立主义时代,共和党用来宣传“管好自己,不要干涉欧洲事务”的口号。
特朗普认为“全球主义”使得包括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一直在占美国的便宜,多次威胁撤出军事基地,甚至退出北约,也似乎符合孤立主义的特点。
但是,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传统的孤立主义者是将“不参与全球事务”看作一种能够从根本上保护美国的长期战略;特朗普则把“是否应该参与世界事务”看作一桩生意,更加关心美国从这种参与中得到了什么。
例如,特朗普对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的许多抱怨并不是基于担心它们有将美国卷入战争的风险。他的抱怨是,这些盟友没有为美国的保护支付足够的费用。
假如盟友满足了特朗普的要求,那么以一个商人的视角,美国接下来更明智的做法是继续抬高保护费,将外派美军作为创收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撤回美军。
假如盟友不满足特朗普的要求,那么美国的首选方案也不是撤回美军,而是想办法证明美军的保护是不可或缺的。
类似地,在其他领域,只要特朗普的主要动机是出于经济目的,那么退出全球化,重返孤立主义便不会成为特朗普的目的,而仅仅是一种工具,即通过威胁退出“全球化”,从其他国家手中交换更多短期利益。这是特朗普和传统孤立主义者之间的根本区别。
当然,特朗普的做法将会损害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原本的角色是免费提供军事保护,建立起“全球警察”的形象,再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获取隐性收益;特朗普治下,全球警察可能转变为“全球黑帮”,在隐形收益的基础上再收取一份保护费。表面上,黑帮的即时收益会更高,但是黑帮的治理成本要比警察大得多。
总体来看,不应期待特朗普在可能的第二任期会带领美国回到孤立主义;相反,美国在海外的活动将会持续下去,甚至为了获取更多短期利益,在某些热点区域还会更加活跃。
长期来看,特朗普的路线将加速美国霸权的衰退;但是,短期来看,我们受到的压力很可能会增加。
3.中国启示
纵观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一个深刻的启示是,我们在理解西方某些基本概念时,容易受文化背景的干扰,出现严重的偏差。
受中国古代历史上王朝大一统的影响,我们很容易接受“内因为主,外因为辅”的观念,即认为内部事务的优先级总是无条件地高于外部事务,只要将内部问题解决好,外部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这条经验规律对于中国古代大多数朝代来说的确是适用的。这是因为中原王朝占据了东亚地区农业资源最丰富一块区域,向西向北有高原、沙漠,向东向南有海洋阻隔。
大多数时候,只要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就能从地理、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能对边疆政权形成全面优势,造成以大制小,以强制弱的态势。
但是,西方文明的崛起开创了一个我们难以理解的“以小制大”,“以海制陆”的世界秩序模式。
英伦三岛以弹丸之地,控制了百倍于自身领土面积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美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相比全球仍然是一隅之地,却能将整个世界作为其金融资本的殖民地。
而英国、美国等先后掌管了世界秩序的国家,则可以通过将问题转移到庞大的外部殖民地,来解决内部危机。
对于这样的世界性帝国来说,内和外的分别已经不再明显。当内部发生问题,可以把千里之外的某个地区当做解决方案;同样,如果某个外部问题解决不好,也可能打断内部改革的进程。
甚至,由于帝国的外部势力范围远远大于本国的领土面积,外部事务才是帝国的核心事务,正如在美国,主管国际事务的国务卿通常被视为国务院排名第一位的部长。
当我们试图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时,有时会忽略西方的历史语境,造成重大的误解。
比如,在美国传统的孤立主义者看来,中国版孤立主义者提出的一些观点就非常难以理解,例如,对外应该无限制忍让,来换取解决内部问题的时间和空间。这种想法实际上预设了,一旦我们解决了内部问题,外部威胁便不攻自破了。
但是,在西方人看来,只要能够解决国内的问题,为什么要分外部或者内部?甚至优先通过外部来解决问题才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特朗普经常把“中国”挂在嘴边的原因。
更进一步,我们通常会把特朗普“指责中国”的做法看成是一种“转移矛盾”的手段。在我们看来,美国真正的问题在于国内。我们内心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精英也知道这一点,玩“指责游戏”只是一种临时的转移国内民众注意力的手段。
但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我们的文化非常强调“内因”,每当遇到问题总是习惯“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实际上,相当多的美国精英是真心的认为“中国问题”才是解决美国国内冲突的关键,而不是仅仅当成临时用来吸引火力的稻草人。
当然,这种“以外补内”的思想并不一定正确,但是不可否认,它的确导致了数百年来西方文明的强势。
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系统的总混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这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底层规律之一,熵增定律。
中国古代历代王朝重视内部改革,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世袭制、察举制到科举制,但无论内部如何变化仍然避免不了王朝更替,循环往复的结果。这或许也是熵增定律的一种体现。
西方文明的崛起则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它表明政权可以像生命这样的有机体一样,通过捕食其他生命,暂时恢复内部的有序性,延续自己的寿命。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当然也是一条可悲的道路,但就历史经验来说,人类的选择并不多。
人类唯一的寄托是,在发展出星际航天技术之前,不要在太阳系内卷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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