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VOGUE盛典上，惠英红的官宣图是自己获过的一大堆奖杯的照片，包括含金量极高的第一届金像奖影后的奖杯。
红姐的野心，一直赤裸裸地散发着。
这十几年里，惠英红包揽了各大电影领域的奖项，成为这个圈子的标杆人物。
自17岁起，惠英红做了十几年“打女”，之后选择转型文艺片。对于角色的塑造，她有一种平静的强悍。
在过往流年中，演打戏的惠英红，靠受伤在这个圈子生存。演文艺片之路，又是重重险阻。
不过没关系，惠英红把自己的人生节奏拉到很长，很长。
长到之前丢失的童年，苦涩过往，那些得到与失去，都已经显得没那么令人在意。
长到如今的惠英红已经可以平静地驾驭任何一部电影作品，她只是走过，其余什么也没有发生。
她的戏剧张力来自于自己人生本身，对观者而言固然又美又意味深邃，有很多可想象空间，但对于诠释这一切的表演者而言，事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比惠英红更能胜任这个角色。
她终于等来属于时代的回响。
惠英红长了一张极具复杂的脸，凌厉、骨骼分明，英气凛然。
一双幽深无底的眼睛，冷静到让人滋生寒意，那自始至终老练的笑，紧闭的双唇，看起来深不可测。
某些时刻的温暖笑容，牵动着眉眼成妩媚状，让人忍不住为这抹笑意驻足，心甘情愿成为她的战俘。
惠英红演了数不清的复杂角色，她本人那沧桑的身世感，比角色剧本高出多重境界。
她的一辈子是别人的几辈子。
七岁那年，惠英红与母亲在鱼龙混杂的湾仔街头要饭，碰到一位中年男人，他对母女二人说道：“这个女孩，以后有华人的地方都认识她。”
母亲撇了撇嘴，不予理睬：“神经啊，我们是要饭的！”
5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成为众人口中的“红姐”，站在香港影后领奖台的她，满脸是故事。
身为一个3岁开始养家的苦命人，惠英红的第一个身份是“大姐”，她每天想着如何带讨饭的孩子们赚钱，她想要脱离贫穷。
惠英红是满族正黄旗后裔，祖辈是山东青岛大户人家，其父亲在五十年代带妻儿迁居香港，无奈家道中落，惠英红出生时，家里的所有钱财被人骗走，跌入底层。
一家人住在香港山上的贫民区，占一个地搭个屋子就是家，孩子众多，惠英红有哥哥姐姐妹妹，她排行老五。
小时候的惠英红
父亲自尊心很强，在打工谋生时，打伤了一只耳朵与一只眼睛，变得愈发自卑。
很多事情是身为童养媳的妈妈去做，她带着几个孩子到街上乞讨为生。
惠英红童年时在湾仔要饭讨生活，那是一个新旧并存的海滨地区，打打杀杀的黑社会，古惑仔在此聚会，穿丝袜的陪酒女与英国水兵揽腰调情。
她亲眼目睹黑社会杀人、舞女赌钱、疯子横行的景象。
这里有太多事让她回味，耳朵听的，眼睛见的，亲身经历的，关于忠诚的，关于背叛的，都离不开这片土地。
日后，这段惨淡经历成为惠英红表演创作最为湿润的土壤。
60年代的香港湾仔街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火，大半个房子被摧毁。姐姐为了救两个妹妹出来，遭遇毁容、失明。
惠英红的脚上，至今有小时候那场大火留下的疤痕。
日子实在难过，父母带着孩子到更为繁华的铜锣湾，蜗居在楼梯底下，吃的是酒楼客人碗里的剩菜，勉强果腹。
惠英红没上过学，三四岁就带着更为年幼的妹妹乞讨，那时的乞讨不只是伸手要钱，还要拿着口香糖、扑克牌等物品，求别人多买些，多给些钱。
妹妹内向，惠英红很会察言观色，知道如何发挥才能跟陌生人讨到更多钱。
这样的日子，惠英红过了十年，她甚至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当时香港穷人很多，大家互相帮衬着度日，有位陌生阿姨看她可怜，在惠英红7岁那年帮她一家申请了政府公屋。
那位阿姨对她的父母说：“不能让小孩永远是这样。”
惠英红觉得自己不是最惨的，人不能太贪心，有得必有失。
“虽然失去了童年的东西，但也得到了一些眼界，一生受用的东西。”
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这一定律并不适用于惠英红。
13岁那年，她不顾父母反对，到美丽华夜总会当舞女，每月收入1500元。
彼时的她，已经拥有十年的工作经验，她很聪明，“我看到电影院的海报，就立志要做明星，我知道当时女演员很多都是在夜总会被星探发现的”。
在美丽华夜总会，惠英红果然遇到了贵人，她得到邵氏公司导演张彻的赏识。
惠英红演的第一个角色是《射雕英雄传》中的穆念慈，一个打女，她做到了最好，由此进入演艺圈。
“我很清楚人打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只要他们一个动作，我就知道是身上的哪一块肌肉在发力。”
惠英红饰演穆念慈
当时，邵氏给了惠英红一个宿舍，让她住在公司里，以便节省时间、大量拍戏，什么角色都有，500元一个月，从早拍到晚。
她的薪水只能维持家人吃上饭，拍戏时间长了，剧组的人发现惠英红总是那么几件衣服，也自然知晓她家境贫寒。
1979年，惠英红出演了《烂头何》里的青楼女子翠红，那是她人生中第一位女主角，在她之前，多位女演员因戏中挨打怕疼纷纷退出，机会这才到了惠英红头上。
她是实打实地被真打，拳头打来甚至都来不及反应，没有任何保护。
这部戏，让大众给惠英红贴上了“打女”的标签，也就此定义了她的前半生演艺生涯。
这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谁不怕死，可是你这一次不做，下次不做，你的位置就没有了。”
那时张曼玉、林青霞、张敏靠着拍文戏一边美丽，一边赚钱，惠英红只能靠受伤在这个圈子生存。
尽管如此，她依然觉得自己很幸运。
童年时在湾仔讨饭时，所见到的血腥、复杂人间，给了她观察的经验。
22岁那年，惠英红凭借刘家良执导的电影《长辈》拿下第一届金像奖最佳女主角，也成为唯一一位靠打戏拿到影后的女演员。
拍打戏时期的惠英红
刘家良导演成为惠英红入行后的最大伯乐。
她出演了多部他导演的作品，在生活中，刘家良也给予惠英红最大的照顾。
他知道惠英红家里的窘迫，第一次带她到半岛酒店吃下午茶。那时的惠英红没能找出一件像样的好衣服，局促地走了进去。
“一切都好豪华，豪华得让我有些害怕，每个人都那么漂亮、体面。我第一次吃司康饼，抹上奶油吃，简直是人间美味。”
自那之后，惠英红只要见到司康饼，就一定会吃，但她不会刻意去蛋糕店买，与司康饼的邂逅全靠缘分，会更有记忆中的味道。
赵雅芝与惠英红
惠英红没想到的是，在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打女”这个标签牢牢地贴在她的身上，摘不掉。
香港武打片的黄金期日渐消退，90年代末已是昨日景象，不再繁华，新浪潮导演们纷纷崛起，文艺片成为电影市场的主流。
昔日香港最卖座的动作片女演员惠英红，至此接不到任何一个角色，她第一次感到深深的挫败感。
惠英红与哥哥惠天赐
她也想拍文艺片，甚至为了转型，惠英红飞到巴黎拍了一组写真。
那组写真没能助她被导演们看见，反而因尺度问题惹来非议，男朋友也因此与她分手。
在时代的巨变浪潮中颠沛流离，惠英红陷入到一段长达十年的低潮期。
内心巨大的失落使她得了重度抑郁症，她吞下大半瓶安眠药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所幸被家人发现后送到了医院。
死里逃生后，惠英红开始自省，不再介怀角色是主角还是配角。
2001年，导演许鞍华拿着电影《幽灵人间》的剧本主动找到惠英红。
许鞍华在热闹的香港电影圈，像个怪人。
她的电影很温情，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在她一个人的电影江湖中，没有血肉模糊的恨意，只有温和的悲悯。
许鞍华的童年时代不快乐，对此她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她坦言自己当时的不快乐，也许是因为有一个不快乐的妈妈。
童年与母亲影响着许鞍华之后的创作，她后来的电影里，母女关系一直是她求索的主题。
对此，惠英红与许鞍华达到了某种同频。
在影片中，惠英红饰演舒淇的母亲，这一角色让她获得第七届金紫荆奖最佳女配角。
日子，终于开始显露温情。
舒淇与惠英红
那些年，她受过很多伤，对于过往的那些伤痛经历，惠英红显得轻描淡写，不愿煽情。
打了10年，惠英红终于如愿出演文艺片。
2010年，她出演电影《心魔》中一位占有欲极强到变态的母亲，有网友称，“惠英红用少得可怜的剧情，撑起了整部影片”。
她的眼神中全是戏，完全不需要台词。
电影《心魔》惠英红 剧照
凭借母亲这一角色，惠英红二度获得香港金像奖影后，站在领奖台上，她激动地说：
“我曾经想过放弃自己的生命，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怎么样，现在我很有信心，我知道我是属于电影的。”
这年，惠英红50岁。
50岁惠英红获得香港金像奖影后，激动落泪
年过半百，惠英红再次成为电影圈备受瞩目的演员，有媒体想让她找出之前的奖杯拍摄。
她翻遍房间，才发现自己之前获得的奖杯几乎都在患有抑郁症期间被扔掉了，唯有1982年那尊第一届香港金像奖影后的奖杯，还在床底下。
此后，惠英红的演艺事业开始走向高峰。
2016年，她接到电影《幸运是我》的剧本，在影片中，她饰演患有脑退化症的独居老人芬姨，因一盒鸡蛋，偶然间认识了从大陆来香港寻找父亲的年轻人阿旭。
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在冰冷无情的城市互相慰藉，感受对方的温暖。
电影《幸运是我》惠英红与陈家乐 剧照
这是一部很平淡的电影，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日常生活中滋生的温柔却令人动容，人们讶异于一位拍打戏出身的演员为何会演得如此自然、深刻。
也许因为这是源于惠英红的真实经历。
当初接下这部戏，惠英红只有一个要求，“钱再少也没事，有一些细节可以参照我的母亲”。
《幸运是我》开拍的时候，她的母亲已经身患阿尔兹海默症长达三十余年，影片中芬姨的经历，惠英红甚至都不需要试图去了解这个群体，当她演这个角色时，有更为具体的体悟。
芬姨孤独的时候会一个人坐在家里抽烟，眼神中是无尽的苍凉，这一幕是惠英红自己加的戏。
电影《幸运是我》芬姨（惠英红 饰）剧照
有次她回家，已是深夜，看见妈妈佝偻着背坐在饭桌旁，桌上是一盘盘已经坏掉的饭菜，玻璃窗很大，饭桌很大，显得母亲那么微小。
那一刻，惠英红哭了，她心里很难过。
拍《幸运是我》时，惠英红将这一幕演绎在了戏中，芬姨一人坐在客厅吃饭，点着一根已经燃尽的烟。
她佝偻的身体缩成一团，与目光所及的一切事物都保持着距离。
电影《幸运是我》芬姨（惠英红 饰）剧照
凭借这一角色的真情演绎，惠英红获得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对于她本人而言，所有表演都是为了借角色之口，对母亲讲出那句迟到几十年的“对不起”，芬姨这一角色，成为她生命中深入骨髓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电影《血观音》拍了不到一半，惠英红的母亲去世。
这部文艺感浓郁的影片在惠英红的“妖孽式”演绎下，让大众看见一位力量感与妩媚相适宜的好演员。
电影《血观音》惠英红与文淇剧照
同年，她又获得最佳女主角。
这一年，所有演员希望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了惠英红身上。
彼时，她57岁，正是当打之年。
过往的经历，使惠英红从很小的时候就习惯将身边的人与事看得很深刻、很细腻。她演绎了底层女性的灰色一面，不乏对人文主义的关怀。
那些深刻的女人们，被置身于惠英红的肉身与灵魂之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可能残酷、笨拙、致郁，但毋庸置疑的是，她演的角色们让观者对不同命运的女性有了更深的思考。
在香港演艺圈，大家心照不宣地称呼惠英红为“红姐”，足以证明她的江湖地位。
这个地位，如今更是无法撼动。
作为一位64岁的女演员，惠英红自律到可怕，她几乎一年到头都在不停歇地拍戏。
她也想让自己慢下来，可她做不到。
“我怕回到被忘记、被淘汰的那个阶段，真的怕，所以就算很累，我也绝不会放弃任何机会。”
近期，惠英红提到自己在拍一部电影期间，曾两个月内遭遇身体6处骨裂。
导演心疼她，泪流不止。
惠英红本人却已经习惯，她不觉得特别疼，“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剧本太好了，这是演员应该做的”。
完美主义者 惠英红
惠英红是从低处一点点爬到高处的人，这让她的内心始终存有一种感恩，不想辜负所有向自己伸来的橄榄枝。
上了年龄的女演员难免会面对戏路变窄的困境，大多数人会下沉到家庭伦理剧中扮演乏善可陈的婆婆，要么转行幕后，做导演、编剧……
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惠英红戏路越来越宽，越老越红。
惠英红与张艺谋
她显得坦然：“蛮骄傲自己这个年龄，还可以驾驭很多东西。”
近几年，惠英红演的无外乎都是些温情的普通人角色，从《幸运是我》到《我爱你！》《我的非凡父母》，她用自己的真情流露与专业能力，成为真正代表香港电影、属于香港电影的好演员。
电影《我爱你！》惠英红与倪大红 剧照
6年前，著名摄影师张家诚给58岁的惠英红拍了一组极具神韵的照片，红唇黑衣，复古深红背景，没有多余的配饰，那一张脸足矣惊艳众人。
她像是一位美艳的猎人，随时等待猎物的降临，不具备攻击性的力量感，热烈又疏离。
这组人像作品取名为《命里有时》，简介里写着这样一句话：
“惠英红，命硬，她更硬。”
在很多人眼里，惠英红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苍凉余晖中，最后的女主角。
对于她本人而言，站在这余晖中，她无比骄傲。
在苟延残喘的港片式微语境中，惠英红依然有戏可拍，这不禁令人深思。
64岁的惠英红，创作力仍然旺盛着，热烈着，符合大众对于演员最美好的想象。
对惠英红自己而言，她的人生充满遗憾，她没有童年，没有青春期，没有结婚生子。
“那又怎样，遗憾会有，可是不会让我死掉。”
她不害怕一切，她知道自己永远有能力东山再起。
惠英红这位老派艺人，面对时间流逝，不动声色地释放能量，后劲持续蔓延，那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人的自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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