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对革命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但是在早期，他的地位其实并不是那么稳固。

由于受到“左倾”领导人的排挤，他一度坐上了冷板凳，甚至长征最开始的拟定名单中都没有他，红军是在一次次碰得头破血流的过程中认识到了到底什么才是正确。

当然，毛主席后来能重返领导岗位，也在于党内很多干部额支持，就比如说陈云。

陈云有两次关键性的投票都坚决支持了毛主席，并且他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做过多次重要的选择，比如强烈要求邓公复出，比如坚决反对处决江青！

中央苏区主要由朱毛红四军发展壮大，但是博古、李德等人进入后，领导权渐渐被转移，这些有些苏联背景的人掌控苏区后，毛主席就被迫靠边站了。

主席后来都自嘲过：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这短短数语，可见当初的心酸。

毛主席说不上话，李德等人又不顾实际要以堡垒对堡垒的方式跟敌人作战，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损失惨重，最后只能被迫进行长征，出于忌惮，博古、李德他们本打算把毛主席留在苏区，周总理等人得知消息后拼命反对，主席才得以随部出行。

原本中央红军打算去湘鄂边与贺龙会合，两部协同对抗步步紧逼的国军。

但没想到，国军在湘中、湘北布下了天罗地网，尤其是湘江血战，让红军伤亡过半，局势岌岌可危。

在这关键时刻，越来越多人想到了毛主席，主席主导部队时，红军能拿下多个重大的胜利，且一路走来，事实证明了主席提出却没被采纳的建议都是正确的，因此元老们纷纷出声，希望主席来挑起这个担子，保护革命的火种。

主席也不忍无数同志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部队就此土崩瓦解，便找到周总理、陈云等人，让他们跟自己一起去说服博古、李德，将部队插向国军防御薄弱的川贵一带，利用地形与敌周旋，伺机寻求生路。

幸好博古和李德同意了，部队开始转道向西，暂时脱离了危险。

在打下遵义后，在王稼祥的提议下，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讨论下一步去向问题，同时，也要解决指挥权的问题。

王稼祥当时地位很高，他做了表率要恢复毛主席领导人的身份，但博古坚决反对，双方各有说法，争执得非常激烈。既然说不通，那就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两种观点的票数其实相差并不大，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改变历史。

而有留苏经历又长期在白区工作的陈云，已经看清楚眼下的情况除了毛主席，谁也没办法带领大家走出困境，所以他把自己的关键一票投给了毛主席，帮助主席重掌大权。

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没有毛主席率领，红军能不能顺利到达陕北、革命还能不能成功就成了一个未知数，陈云这一票的贡献极大！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暂时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掌控，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然而，留苏派后来还想过要争夺领导权。

1937年下旬，长期在苏联生活的王明回国，他并不想接受这一切，还想要搞起一些纷争。王明初到延安时，有工作人员迎接他。

他却反客为主地说：我们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是斯大林同志派来的。我们几个人都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应当是我们欢迎毛泽东同志。这用意不言而喻。

后来王明还经常把共产国际的委派、斯大林的命令挂在嘴边，提出要无条件跟蒋介石合作。他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否定了洛川会议确定的“持久战、游击战、独立自主”三大战略方针，连在敌后开辟根据地的聂荣臻都被他批评。

由于他长期是共产国际的代言人，许多干部就被唬住了，只有毛主席抵制了王明的发言。十二月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在事先未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突然抛出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把遵义会议确定的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踢出局，只留下张闻天和毛主席，另外王明增加入了他自己和陈云、康生。此举引起一片哗然，但大多数人还是没有出声反对。

王明见目的已达到，就跟博古、叶剑英组成代表团，前往武汉与国民党谈判去了。到了武汉王明更加过分，他反对延安以中央的名义下发指示，转头自己又以中央自居，多次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外发言，偏偏有很多人还是跟着他走的。

毛主席就无奈地表示过：十二月会议后（延安）中央已名存实亡。

王明靠着苏联背景呼风唤雨了几个月，一步步让我党对国民政府妥协，毛主席眼看这样下去会完全丧失自主权，便提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投票来决定该走哪一种路线。

党内两种路线的支持者都约有半数，情况相当胶灼，当时陈云正在养病，没有在第一时间去投票。王明便找上了门，希望得到陈云的支持。

在王明看来，陈云也有留苏经历，两人还曾在上海共事过，所以陈云应该会把票投给自己。然而，陈云并非只重私谊的人，他明白能带领革命胜利的那个人只会是毛主席，所以他把关键一票投给了毛主席。

晚年陈云自己在回忆录里也说过关于此事的一个小趣闻：当时有人提出要用担架抬我来投毛主席一票，但实际上没有去用担架抬，我是在病中表示支持毛泽东的。

这次表决后，王明渐渐失去了影响力，中央重新走上正确路线。

后来历史风云变幻，陈云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大事，能体现他超然眼光的例子，还有很多，像1977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最早提出让邓公重新出来工作的中央干部就是陈云。

会议之前华同志提前打了招呼，让大家只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不要说及老干部复出和四五运动方面的事。

但陈云顶住了压力，在西南组大会上坚决表明了对邓公的支持之意，有他做这个表率，多名干部也就发出了同样的声音，为邓公恢复领导职务一事奠定的基础。同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公正式复出，如果没有陈云率先出言，或许一切都还要推迟。

另外在如何处置江青的问题上，陈云也是目光长远。

由于在特殊年代很多人被江青打击过，所以在量刑上很多人都认为该从重从严。陈云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这是党内矛盾，并非敌我矛盾，所以不能杀。

有些老同志实在吃了太多苦，就执意认为即便党内矛盾也可以杀。陈云听后反问了一句“要是开了这个头，后来该怎么办？如何处理党内矛盾？”

没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还是有人主张死刑，陈云无奈，最后坚决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们坚持要杀，就在会议记录上写‘陈云不同意’。见他如此，那些老干部也冷静下来思考可能会造成的后果，最终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不得不说陈云的看法真的很有前瞻性，不仅当时赢得了国内国际的一片赞誉，还解决了后人的一大烦恼。如果没有互信、失去了底线，那将来遇到什么事互相就会下狠手，纷乱无穷啊。

在改革开放中，陈云也是中流砥柱，他有丰富的金融领域经验，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因而地位非常高。

早在1956年时他就担任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些，都是组织对他所作贡献的肯定。

陈云一生都非常有眼光，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