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人大在读女博士实名举报导师性骚扰”事件，引爆了舆论。在对师风师德的探讨之余，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骚扰猥亵事件初次发生于2022年，但该女生直到临近毕业、被一再胁迫后的2024年才进行举报；二是，她没有走正规渠道向学校检举，而是以出镜“自曝”的决绝，在网上进行公开举报。

为何延迟举报？为何不走“正途”？这恐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在一些直指“导师侵犯学生利益”的事件中，后者还无法拥有真正的“举报自由”和对正规渠道的“举报信任”。

拖延两年的举报中，能看到一个学生对导师的惧怕。在当下我国高校实性的“导师制”下，导师对门下研究生、博士生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不仅包括开题、毕业的“决定权”，还包括像老板一样对科研经费甚至生活费的“分配权”。除此之外，学生的论文发表、毕业去向、推荐信等学术前途利益，也跟导师密切相关。在这种“支配性”权力下，一些学生常常被指使提供各种额外甚至免费的劳动，甚至私人服务。近年来，疑似因不堪导师“奴役”的学生自杀就发生过多起，“性骚扰”事件也屡见不鲜。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上位者更容易肆无忌惮，而受害者也不得不畏缩退让。

除此之外，高校的“投诉渠道”也仍未给予学生足够的“安全感”。一个客观现实是，不少高校的利益常与“学术带头人”们密切相关，一个教授的倒下，可能意味着学术水平的下滑、国家课题基金、重点研究项目的失去及学校生育的损害。因而，某些情况下和在学生认知中，学校会对老师更多一些维护。

22日晚，人民大学对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给予导师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授职称和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处理之速度、态度，可以成为一种样板。

但在拍手称快的同时，我们必须对“导师制”中师生权力失衡问题加以重视，一定程度上限制导师过于膨胀的权力，建立更严格的督查机制，将师德师风纳入关系利益的考评；高等教育体系中，也应考虑建立真正独立的第三方投诉渠道，让受害学生除却网络也能走投有路、举报有门。

唯有尽力消除不平等、不平衡的关系，打破威压、骚扰的温床，才能让类似的事不再有更多“下一次”。

（齐鲁壹点评论员 孔雨童 绘画 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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