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封进谈社保的收支平衡、分配公平和风险。

文丨曾梦龙

编辑丨黄俊杰

2025 年 8 月 1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条司法解释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不缴社保的约定或者承诺无效。这引起剧烈讨论，许多人称其为 “社保新规”，担心这项 “新政策” 会让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更难活下去。

研究社会保障 23 年的封进说这条司法解释不是 “新规”，因为它 “只是在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过去都是这样判的。” 她认为这条解释激起的反应体现出公众长期以来对社保缴费负担过重的不满、焦虑与担忧。

目前的法律依然给企业留了一定空间。如果企业和员工之间采用的是不完全劳动关系合同，则可以合法地不交社保。除此之外，企业聘用退休人员、兼职人员、实习生、临时工、已参加居民社保且不愿转为职工社保的劳动者，都可以合法地不交社保。

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负担过重是养老保险改革争论中少有的共识。封进说，“大量研究都发现，比较高的社保负担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减少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长远看对经济也有不利影响。”

她和合作者分析大量数据后发现，社保缴费高会鼓励企业以机器替代人力，而且替代更多是低技能劳动力 [1]；而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则让企业更愿意给员工参保，也更愿意雇人。这对于中小民营企业尤其明显 [2]。

2016 年，封进出版了一本养老保险研究的综合之作，《可持续的养老保险水平：全球化、城市化、老龄化的视角》，以理论和现实数据论证了中国降低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既必要，也可行。

研究中，她发现社会保险缴费对于员工工资影响不明显，但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技术工人，情况就不同了。企业会把相当一部分缴费负担——大约 10%～50%——转嫁到工人工资里。

封进认为，如果降低缴费率，愿意参保的人会更多，足以抵消降低因此带来的收入减少。按照她的计算，在更多人参保、征收更加严格、退休年龄推迟的现实背景下，如果个人和企业的缴费率总共可以降低 8 个百分点，不但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养老基金在未来 50 年里，大体上能够保持平衡。

2019 年，国务院在《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中，将企业养老保险缴费率降低了 4 个百分点，从 20% 下调至 16%。

封进现在是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公共经济学系主任。她最初学农业经济，在荷兰丁伯根经济研究所、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就业研究中心的访问期间开始接触了解各国养老金改革状况，于是在 2002 年将研究方向转为刚改革不久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最近这些年，她做了非常多的医疗保险研究。随着中国的老龄化加速，她觉得 “医疗问题比养老更加严重”。

从征收到分配，再到由此对就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新的司法解释激发了关于社保方方面面的讨论。8 月 11 日晚，《晚点 LatePost》就这些问题访谈了封进。

作为中国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演变的见证者和研究者。封进觉得，目前这个体系当先最大的问题已经是筹资。如果筹不到钱，要进行改革，减少社保缴费负担、提升养老金待遇、增加养老金分配公平性，都是无米之炊。

“在有限财政预算下，不可能都给养老，像医疗保险缺口也大，化解地方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补贴等一大堆事情都需要花钱。说到底，还是要经济增长。” 封进说。

以下是《晚点 LatePost》和封进的对话。

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经济

晚点：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不缴社保的约定或者承诺无效” 的司法解释在网上引发争议。许多人担心，在如今的经济形势下，此项规定会增加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存压力，有损经济复苏。作为一位研究社会保险经济学的学者，你怎么看待这一司法解释？

封进：这个司法解释不能称之为 “新规”，只是在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过去都是这样判的，因为雇主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方不交社保的约定或者承诺没有法律效力。

像最高法公布的一则判例是，2022 年 7 月，朱某入职某保安公司，双方约定不交社保，以补助形式发放相关费用。但后来朱某以不交社保为由起诉保安公司，法院判决该公司需支付朱某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另一方面，2021 年 7 月，人社部等八部门共同印发《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如果双方签订的是不完全劳动合同，那么不交社保的约定就是有效的。所以在现实中，法律给小微企业，尤其是平台经济，留有了空间。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新就业形态包含五大特征，即劳动关系灵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作方式弹性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创业机会互联网化。它的覆盖面挺广，很多中小企业都可以划成新就业形态。

我觉得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传统的劳动关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新时代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未来可能越来越多的人签订的都是不完全劳动合同。这也更能适应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晚点：有人称，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纳比例和基数都太高了，部分城市私企平均工资接近甚至低于职工社保最低基数，呼吁降低缴纳比例和缴费基数。你觉得有道理吗？

封进：的确现在这种正式劳动合同下的社保缴费负担是非常重的。以前还要更重一点，企业承担 20% 缴费比例、个人承担 8%。2019 年之后，企业降到了现在的 16%，个人没变，还是 8%，所以一共是 24%。

其他国家的养老保险情况，比如韩国是雇主和雇员均为 4.5%，总共 9%；加拿大是雇主 5%、雇员 5%，总共 10%；美国是雇主和雇员均为 6.2%，总共 12.4%；日本是雇主和雇员均为 7.7%，总共 15.4%；瑞典是雇主 7%、雇员 11.9%，总共 18.9%。

有大量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都发现比较高的社保负担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减少企业对劳动者的需求。换句话说，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进一步下降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整体上它既不利于企业，也不利于劳动者，长远看对经济也有不利影响。所以社保水平一定要适度，要和经济增长相适应。

但现在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比较严重，加上过去转型成本的积累，以及用人单位未能完全遵守《社会保险法》缴费义务（比如企业故意做低缴费基数、拖欠），政府对进一步降低缴费费率十分慎重。

就业结构变化趋势的影响未来也会更加明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新就业形态，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新增人数的增长速度是在下降的。（注：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 2021 年在 “两会” 后的记者会上说：“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有的人一人打几份工，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

所以虽然大的趋势是减税降费，尤其 2019 年养老保险单位费率降低了 4 个百分点，但目前难以进一步下降，否则基金收支平衡的压力很大。

晚点：欧美日韩在对待平台零工社保缴费时有不同的实践。有的国家是完全强制（法国要求 Uber 外卖员纳入社会保险），有的是半强制（如英国的 “worker” 身份享有部分社保权益），有的主要依靠自愿参保（如美国多数州对零工养老不强制）。这些做法从长期看，各有什么利弊？

封进：这些是国际劳工组织讨论的焦点问题，但也没有得出结论，哪种社保更合适零工经济。不过大家大概认为的一个偏向是，传统雇主、雇员为基础的劳动关系下的社保不适于零工经济。

换句话说，采取现在这种强制性的社保，不符合零工经济特点。因为在零工经济下，雇员的雇主可能不只一个，那到底由谁来替他强制交社保呢？这是一个操作问题。

从劳动者的需求来讲，零工经济的特点就是劳动者希望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灵活。所以他也不是很愿意绑定某一家平台，可能从几家平台接受任务。而且，他也可能更希望有自己支配的自由工作时间。这样的话，你如果强制有劳动合同、强制交社保，也就牺牲了这种自由时间、自由工作地点的选择。对于劳动者来讲，也不见得是他需要的。

晚点：至少有两个大型互联网平台试点后发现，绝大部分零工选择不缴职工社保，拿更多现金。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封进：他们会参加居民养老或者居民医保。这个是自愿参加，不需要跟平台有合约，或者平台帮他交费。据我了解，大多数人都会参加一些医保。因为看病这种保障，他比较需要，但养老很多人不参加，因为他们都比较年轻，觉得养老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

另外，平台在好几个城市的几个行业试点给员工交新型职业伤害保障。新型职业伤害保障是人社部、平台和商业保险公司在推，相当于工伤保险的另外一个形态。因为传统的工伤保险不适用于平台就业，我觉得这个保障非常有必要，劳动者也是很需要的，未来肯定有进一步扩大覆盖面的趋势。

晚点：不同平台零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主播、家政）工作强度和生命周期不同，是否可能分行业设计社保方案？

封进：我觉得不太现实。因为不同的人可能在不同行业之间要转换。如果你分行业，未来会带来行业转换之间的摩擦，不利于劳动者在不同行业之间流动。

退休金差距太大是历史造成的，但要承认这不合理、缩小差距

晚点：社保也是一种财富再分配的过程。除了直接调整缴纳、支取比例外，全球有没有其他实践，可以更灵活分配，保证公平？

封进：从全球来看，既能够保障基本需求，又能够满足不同人需要的养老保险体系设计，比较好的经验是日本的国民年金制度。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什么收入水平，你都会取得国民年金。这个是基本保障，跟你的收入和职业状态都不挂钩。但是，对于一些有正规工作或者收入比较高的人，他有其他层次的养老金。这样既能有托底，同时又能区分不同收入水平的人有不一样的需求情况。

晚点：由于中国历史和制度的问题，许多人提到社保缴费和养老金领取存在不公平现象，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城市和农村之间，都有不小差距。你怎么看？

封进：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参加居民养老保险，最后领取的养老金差距非常大，但这本来就是两种制度。职工养老保险是以工资为缴纳基数，每个月企业交 16%、个人交 8%。居民养老保险最低档一般是一年总共几百元，像河南是一年 200 元，北京最高，是一年 1000 元。而且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主要靠政府补贴，自己交的钱都进入了个人账户。

我大概算过，两种制度的缴费平均来讲差了 15 倍，但是待遇差了 20 倍。从精算平衡角度，这样大的差距有合理性。但从社会公平角度，又不太合理。尤其老一代农民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补贴城市，政府不能让他们现在陷入老年贫困。比如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发行长期国债等方式，提升居民养老金待遇来补偿他们。

晚点：公众不满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历史问题。比如中国是 1990 年代才有社会保险制度，城里人过去的工龄可以 “视同缴费”，但农村人交了公粮，却没有相应那么大的养老金补助。

封进：对，中国在 1997 年完成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7 年前，中国是以企业为单位的劳动保险制度，企业负责员工的生老病死。1997 年后，劳动保险变成社会保险，缴费分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退休后的养老金也不再由企业发放，而是社保机构。

所以对于 1997 年前参加工作的职工，政府出台了 “视同缴费” 的过渡期方案。比如一个人 20 岁参加工作，1997 年 50 岁，最后 60 岁退休，那么 1997 年前的 30 年就视同社保缴费。

交公粮这件事情我也很认同。过去中国实行的是赶超战略，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发展工业积累原始资本，集中力量工业化，所以农民的贡献非常大，需要补偿他们。

（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今年在博鳌亚洲论坛中说：“职工、居民、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三个体系的划分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目前的差别过大。例如，2024 年居民养老金平均每月约 240 元，仅相当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2%、低保标准的 40%，远不能覆盖基本生活开支。职工养老金约为居民养老金的 14 倍，存在很大待遇差距。可否考虑，持续地、较大力度地调增居民基础养老金，未来五到六年居民养老金逐步追平城镇职工低线水平，缩小城镇老年人与农村老年人的平均收入差别，争取从 2021 年的 3.4 倍降至 2030 年 2.4 倍或更低一些。）

晚点：体制内和体制外呢？

封进：绝大多数国家公务员的养老金都比职工和居民要高。这背后原因是所谓金手铐制度，以工作期间的清廉换取退休后比较高的养老金。

中国以前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引发了非常多的质疑。2015 年，这一制度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轨，2015 年之后入职的公务员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和待遇计算方式完全相同。但公务员还有职业年金，一般是单位交 8%、个人交 4%。

如果大家觉得现在高得太多，可能要重新审视这个制度。因为很多企业交不起职业年金，现在只有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金融企业和少量外企在交企业年金。企业年金的参保人数只有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5% 多一点。

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更充分、相对更公平，在薪酬体系中公职系统的工资相比金融、高科技等行业明显要低，但养老金高于企业界，所以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

晚点：中国是公务员的工资高于私企。比如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4 年的数据，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124110 元和 69476 元，前者约后者的 1.8 倍。

封进：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考公，就是看到公务员稳定，工资高、退休金也高。现在的养老金体系承载了劳动力市场的不公平问题引发的矛盾，但问题根源不在养老金这里。通俗地说，谁成为公务员，可能并不是完全公平竞争的结果。

晚点：针对上述差距问题，有人提出退休金要有一个额度，比如在农民养老金涨到 1000 元/月之前，1 万元以上的退休金不要涨了。你怎么看？

封进：我很赞同。现在不同人的退休金差距太大了。虽然这是历史造成的，但要承认历史给现在带来的不合理，要缩小差距。

缩小差距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把低的提上去，比如农民领的居民养老金。另一种是把高的压下来，这也是老龄化的大势所趋。其实现在已经渐渐地采用隐蔽的方式降了，例如延迟退休；从交满 15 年养老保险可以领基础养老金，到交满 20 年才行；养老金高的人涨幅小，养老金低的人涨幅大。

但我们不能指望短期内一下子拉平，养老金改革都是通过缓慢的过程，渐渐向着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希望后代人比我们更有智慧，创造的财富最终能填补亏空

晚点：各地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基本都远高于当地最低工资，如果企业缴社保，实际支出会比当地最低工资高出几十个百分点。这和直接提高最低工资有什么不同？

封进：定了劳动合同之后强制交社保，是因为所有的社会保险国家都有这样一个规定，担心个人短视，不为未来存钱，所以就由国家安排这种强制性的制度。

在整个社保领域，这也叫 “政府的父爱主义”。但是，如果 “父爱主义” 定的缴费水平太高，实际上也牺牲了员工的当前消费水平，阻碍了企业，比如说资本投入或者创新，影响企业的活力，所以降低缴费水平是需要考虑的。

但我们现在面临减负、降低缴费水平跟需要一定的筹资水平、保证制度长期可持续之间的矛盾。

[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鲁全今年在接受《知识分子》访谈时说：“有数据显示，实际工资低于社会平均工资 60% 的参保者越来越多，这与最初设定这一标准时的预期不符。我们设置缴费基数下限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养老金的水平，避免因缴费基数过低导致养老金待遇过低的问题。然而，当前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速较快，很多人感觉自己的工资 ‘被平均’ 了。”

“针对这种情况，目前有两种改革思路。第一种是降低缴费基数下限，比如从 60% 降到 40% 甚至按照最低工资标准。这种做法确实能减轻低收入者的负担，但也可能带来道德风险，即一些高收入者可能会按最低标准缴费。要避免这个问题，就需要有完善的劳动收入核查机制。”

“第二种思路是调整社会平均工资的统计口径，即在从非私营单位拓展为全口径（包括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的同时，将灵活就业人员等劳动者也进一步纳入，从而使得缴费基数和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更加匹配。”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会对低收入群体实行社保缴费豁免或阶梯式费率。我们可以借鉴这些做法，比如进一步降低低收入者的费率，或者考虑取消缴费基数上限，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多责任。但无论如何改革，关键是要建立准确的收入基础数据库，同时要平衡好减轻负担和防范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

晚点：你写过央行原行长周小川《养老金改革的分析框架与路径选择》一书的书评，提到：“只有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水平才能为发展多支柱模式的养老保险体系提供空间，这是养老保险改革争论中少有的共识。” 那大家的争论有哪些？

封进：一是刚才我们聊的城乡、体制内外的差距问题。另外，到底是更多缴费进入个人账户，还是统筹账户，争论也比较多。因为现在人们参保的积极性不高，有些高收入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不愿意参保，担心现在交的钱未来能不能拿到。

所以有人提倡提高个人账户比例，加强多缴多得的参保激励。还有就是，现在个人账户是 “空账”，显示有具体金额，但实际无对应资金。因此有人提出要把空账做实，增加透明性，加强参保激励。周小川就是这派观点。

个人账户做实后，可以改善资本市场机构投资者不足或者资金供给量不够的现状。但做实需要更多财政投入，因而短期内很难有改变。

晚点：关于多支柱模式养老保险，现在中国实行的是三支柱，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职业年金，所以有人认为未来重点在个人养老金。虽然个人养老金现在每人每年有 12000 元的免税额度优惠，但真正参与的人并不多。

封进：对，未来第一支柱的差距趋于缩小，最后差距主要体现在第二和第三支柱。又因为发展第二支柱太难了，未来改革空间可能是第三支柱，现在只是搭起了框架。比如每年 12000 元的免税额度可以增加，没有达到纳税起征点的人最后领取个人养老金时不需要交 3% 的税。

晚点：现在中国的低生育率，叠加 50 后、60 后婴儿潮一代人的退休，养老金的未来亏空成为一个严峻问题。无论是前段时间平台给骑手交社保，还是这次的司法解释，包括去年公布的延迟退休政策，很多人都认为是在应对养老金可能的亏空，调侃称 “不是年轻人未来需要社保，而是目前社保更需要年轻人”。

封进：我年轻的同事也有这个焦虑，不确定自己未来能不能领到社保。但我觉得大概率是领得到的，因为社保是国家信用背书。只是说，未来养老金的替代率肯定没有现在这么高了。替代率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替代率也要看你的缴费工资，一般缴费工资高的人养老金的替代率较低。平均看，现在职工第一年退休的养老金平均相当于退休前缴费工资的 70%。

养老金未来亏空的问题大概率很严重。前面我们讲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很多在平台就业的人不参保，参也只参居民社保。还有随着机器替代人的 AI 时代到来，就业人数可能下降很多。所以整体来看，未来社保缴费人数趋于下降，但领取人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要增长，而且待遇也是刚性的。

养老金的不平衡不光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难题。所以现在有人提出要有新的税源，比如日本用消费税补充养老金，但采用一般消费税目前在中国不太现实，有碍于促进消费。

机器人税在欧洲讨论了好多年，但没有国家征收。因为它相当于对资本征税。资本流动性强，比如中国如果征收机器人税，那企业可能就跑到不征税的越南去了，而劳动者就没那么容易去越南工作。但中国总体可能对资本征税的力度还有提升空间。如果未来 AI 带来物质极大丰富，税基大幅扩大，资本税造成的扭曲也就没那么大。

晚点：关于解决养老金亏空，有学者建议国企股份划拨社保基金，你觉得能解决问题么？

封进：这个办法杯水车薪。因为国有股份不能卖，卖掉就变成国有资产流失了，所以这个划拨的含义是用划拨给社保基金的国有股产生的红利补充社保基金。我们粗算过，养老金每年支出是几万亿，但国有资本红利每年就几百亿，不到 1% 养老金的支出。

中国中长期国债的规模比日本、美国等国低得多，现在更可行的也许是发行特别中长期国债，用未来人的钱补充现在的亏空。

希望后代人要比我们更有智慧，他们创造的财富最终能填补这些亏空。

好的公共政策，要提高人们对未来的确定性

晚点：有些劳动者不想在就业地交社保，觉得带不回老家，所以有学者在呼吁要继续推进全国社会保障一体化。这也涉及户籍制度改革。你怎么看？

封进：现在社保携带性基本上解决了，在就业地交了之后，带回老家不难的。但跨省转移确实要办些手续，有些政策也比较复杂。例如当户籍所在地与最后参保地不一致时，如果在最后参保地参保满 10 年，则在最后参保地领取养老金待遇；如在最后参保地参保不满 10 年，依次向前推至满 10 年的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各地参保都不满 10 年，则在户籍所在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但正如前面我所说，现在雇主、雇员为基础的制度不适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关系，要改革。像我好多年前就提出，要设计更多的选择，满足不同人的需求。比如既有相对低缴费、低待遇的参保方案，也有现在这种高缴费、高待遇的参保方案……

官方很少提这样的政策，但我觉得未来可能需要考虑有多种方案给企业和劳动者选择。因为在平台经济时代，很多人不参加职工养老，去参加居民养老，政府压力也是很大的。居民养老主要靠中央和地方政府补贴，特大城市设置了常住人口门槛，也有防止福利移民的意图。

财政预算是有限的，不可能都给养老，像医疗保险缺口也大，化解地方债、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补贴等一大堆事情都需要花钱。说到底，还是要经济增长。

晚点：最近经济热点比较多，有人连起来分析，说一方面是提高社保缴存人数、海外投资收税、国债征税、“远洋捕捞”；另一方面是发放育儿补贴、教育补贴、以旧换新补贴（国补）、“反内卷”。你怎么看待这些公共政策？

封进：我觉得现在关键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发生变化。过去是以出口和投资为导向，现在要渐渐转到以消费拉动增长。

国补也好，养老保险改革也好，一定程度上都是让人们敢于消费，不用为未来的不确定存太多钱。中国人不是没有钱，而是不敢花。（注：据国家统计局，中国 2024 年储蓄率为 55.5%，较 2023 年大幅提高 11.2%，是 1952 年有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凯恩斯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在历史上发挥了明显作用，即通过公共政策促进消费，让整个经济循环起来。

一个好的公共政策，要提高人们对未来的确定性和好的预期。公共政策纷繁复杂，但降低不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可能使得有些政策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晚点：能否再具体谈谈？像育儿补贴很多人说金额和年限太少了。

封进：育儿补贴一年 3600 元、发到 3 岁，这只是中央层面的标准，各地根据自己的生育率和财政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提升。

但育儿补贴对促进生育的影响有多大，我觉得有待观察。

（注：比如湖北天门的政策是生育医疗补贴、育儿补贴、购房补贴等加起来，二孩家庭累计最高近 29 万的奖励、补贴及免费服务，三孩家庭累计最高近 36 万的奖励、补贴及免费服务。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政策是生育一孩一次性发放育儿补贴 1 万元；生育二孩发放育儿补贴 5 万元，按照每年 1 万元发放，直至孩子 5 周岁；生育三孩及以上发放育儿补贴 10 万元，按照每年 1 万元发放，直至孩子 10 周岁。）

晚点：国补呢？有的学者觉得国补的受益人群太少，应该把钱直接发给低收入人群。

封进：是的，很多人都说国补不太公平，那些大件是中产以上的人才会买，穷人可能不太想换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而且国补刺激消费不能持续，现在换了大件，未来不可能马上又换。

加强对低收入人群的现金补贴，我感觉可能更有效率。最近《社会救助法》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正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它从法律上明确了低保等救助制度如何完善。

晚点：关于社会保障，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封进：这次主要讲的是养老，但社会保障还包含其他险种，像医疗问题比养老更加严重。因为它涉及到 “三医联动”（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信息不对称程度也比养老高得多。

还有社会福利在执行层面也需要完善。例如现在中国社会 “内卷”，人们即使有钱，也没有多少时间消费。所以 8 小时工作制、法定休假日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执行力度要更强。要改变加班的工作文化，让劳动者把更多时间用在个人发展和消费上。

我们讲了非常多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因为知道历史演变过程以及其他国家比较，我觉得中国在这么大的人口规模和有限资源条件下，社会保障做到今天这个程度挺难的，比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都做得好，未来也会不断完善。

注释：

[1] 宋弘、封进、杨婉彧，《社保缴费率下降对企业社保缴费与劳动力雇佣的影响》，《经济研究》 2021 年 1 期。

[2] 唐珏、封进，《社会保险缴费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以 21 世纪初省级养老保险征收机构变更为例》，《经济研究》2019 年 11 期 。

题图来源：《小偷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