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冬季，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沈默君正坐在桌前奋笔疾书，钢笔在稿纸上摩擦出沙沙的声响。这位曾参与创作《南征北战》的部队作家，正在撰写一部名为《革命自有后来人》的电影剧本。该故事源自东北抗联交通员“李铁梅”的真实经历，不过沈默君独具匠心地把时间背景设定在了抗日战争时期。剧本里那盏用作联络信号的红灯，其原型实际上是哈尔滨铁路局所收藏的一盏煤油信号灯。

演出结束后名声大噪，短时间内便在全国各个剧团中引发了改编的热潮。河南豫剧院引入了梆子戏激昂的唱腔风格，还在李玉和的唱段里增添了黄河号子的特色元素。广东粤剧院在改编时，大胆起用年轻演员红线女来扮演李奶奶，并且在“说家史”这一场景中别出心裁地融入了南音说唱。尽管这些改编各有独特之处，但都保留了“红灯”这一关键意象，形态各异的红灯在各地舞台上纷纷亮起，成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剧本诞生

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红砖小楼常常整夜灯火通明。刚调过来的沈默君住在厂区后方的“小白楼”，这建筑始建于伪满时期，墙上的弹痕依旧清晰可辨。每天清晨，他都能看到《白毛女》的演员们在院子里练功，水袖舞动之时，好似能听到喜儿的悲泣。导演苏里时常端着搪瓷缸来找他，缸里泡着东北特有的刺五加茶，两人一谈就是许久。苏里总会说：“老沈呐，咱们得创作一个受老百姓喜爱的好剧本。”

尹弋青导演的话语如同一颗种子，于沈默君的内心生根发芽。彼时正值阴雨天气，他们在剪辑室里避雨，尹导指着正在修改的《赵氏孤儿》胶片，说道：“这部戏的核心就在于‘养孤’这一情节。”刹那间，沈默君回忆起在哈尔滨采访时遇到的那位抗联交通员，还有守林人讲述的鄂伦春猎人收养抗联战士孩子的故事。当天夜里，他赶忙绘制了一张人物关系图，并用红铅笔在三代人之间密密麻麻地连上线。

罗国仕搬来的那天，恰好碰上长影厂放映露天电影。两人挤在人群的最后方，此时银幕上正演到《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骑马飞奔的画面。罗国仕轻声说道：“老沈，咱们也得创作出这样的英雄形象。”他们居住的小屋仅有十二平方米，墙壁上钉着沈默君亲手书写的“人物分析表”，桌子上堆放着从资料室借阅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

长影厂的创作氛围异常浓郁。在艺委会讨论剧本的那天，会议室里满是烟雾。化妆师提议给鸠山队长配上一副金丝眼镜，称如此一来“看上去更显阴险”；灯光组提出用三色灯光来展现“红灯”的象征意义。最为激烈的争论聚焦于结局——有人认为应让铁梅存活下来，然而沈默君始终坚持最初的设计：“革命本就需要一代接着一代奋勇向前，后续的革命者永不停歇。”

在电影筹备开拍前，沈默君被安排前往哈尔滨铁路局积累生活素材。在调车场中，他留意到一盏老式信号灯，其玻璃罩已然破损，然而内部的煤油灯依旧能够发光。这一画面后来化作电影里的关键道具——那盏于雪夜中一直亮着的红灯。返回制片厂后，他发觉自己的名字从编剧列表里不见了，替换成了化名“迟雨”。苏里导演私下里宽慰他：“观众铭记的是作品，而非作者的名字。”果真，当影片样片首次放映时，放映室里众人皆泣不成声，有位观众感慨道：“这比《赵氏孤儿》还要令人揪心。”

从沪剧到样板戏

1963年的深秋时节，上海瑞金剧场迎来了一位与众不同的观众。旗手在观赏爱华沪剧团所表演的《红灯记》之后，特地前往后台与演员们展开交流。她对凌爱珍讲道：“你们这个本子相较于其他版本而言，更具生活气息。”这番话语令这个区级剧团深感荣幸且受宠若惊。那时，根本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样的一番评价竟会彻头彻尾地改变这个剧团的命运走向。

沪剧版本的《红灯记》迅速被调到北京，成为供其他剧团借鉴学习的范例。凌大可回忆，于中国京剧院的排练厅中，他们为京剧演员演示“说家史”那场戏时，阿甲导演一直忙着记录笔记，甚至连他们喝水用的搪瓷缸的放置位置都要详细询问清楚。

中国京剧院的改编团队以上海沪剧为基础，对其进行了全方位提升。他们既保留了沪剧版本中“痛说家史”部分的情感感染力，又融入了京剧特有的程式化表演形式。其中，最为显著的改变当属李玉和的人物形象，原本在沪剧中是带有市井气息的铁路工人，到了京剧版里，摇身一变成为了更具英雄气质的革命者。音乐设计师刘吉典独具匠心地将[西皮流水]与[二黄原板]进行融合，创作出了“浑身是胆雄赳赳”这一经典唱段。这些创新举措让京剧版迅速崭露头角，在1964年举办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中，它已然成为了典范之作。

尽管剧情波折不断，不过细节方面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刘少奇在观赏演出之后，针对剧中“炕洞相连”的情节提出了疑问：“东北两户人家的炕洞怎么会相通呢？”这一细节实际上是编剧进行的艺术创作——为了增强戏剧冲突，把原本分别位于两个院子的李家和慧莲家改成了共用一个炕洞的邻居，后续演出对这一情节做了调整。

银幕之路

在1962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第三摄影棚中，新搭建的审讯室布景仍弥漫着松木的清新香气。导演于彦夫蹲在轨道车旁，认真对比着分镜脚本和实际场景呈现的效果。这位刚刚完成《笑逐颜开》拍摄的导演，在接手《自有后来人》时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他专门前往哈尔滨道外区收集素材，在中央大街的古老建筑中探寻往昔的印记。

演员选拔的过程极具故事色彩。起初，赵联参加试镜的角色是叛徒王金才，然而于彦夫看到他眉宇间透着一股正气，当下便决定让他改演李玉和。最具戏剧性的当属齐桂荣的入选——那时她还是沈阳话剧团的学员，到长影探望朋友时，被于彦夫意外发现，她那双“仿佛会说话的大眼睛”恰好契合铁梅的形象设定。

1963年初春的影片审查会议上，围绕着影片名称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部分人觉得去掉“革命”这两个字会使影片的政治色彩不足，然而于彦夫却坚定地表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往往能产生更强大的感染力。”他还专门列举了一个事例：影片里李玉和在就义之前整理围巾的动作，是从哈尔滨的一位老铁路工人那里借鉴而来的。像这样朴实无华的生活细节，远比任何口号都更能触动观众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