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马迁 马晓霖

加沙地带战争的合法性正在削弱，以色列不同政见群体间台前幕后的矛盾也随之加剧。连带效应引发街头抗议，反对以色列政府多项不合规的政治决策。最初的争议源于3月18日以色列重启对加沙空中和地面军事行动，此举不仅未能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反而被以色列国内抗议者和反对派视为对被扣押人员的背叛行为。一场对外战火由此演变为加剧以色列内部裂痕的国内危机。

加沙战争的初衷本是通过军事手段确保以色列的安全，但如今其性质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停火协议的破裂和军事行动的恢复，被许多以色列人视为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而采取的“单边工具”。抗议者指出，政府的行为背离了解救被扣押人员的核心诉求，加深了社会仇恨情绪。以色列内政、司法和社会矛盾迭起一度引发关于“内战”的警告。这场危机已超越巴以冲突的范畴，不仅未能凝聚以色列国家共识，反而成为各派别政治博弈的筹码，暴露出以色列国内深层次的治理困境和民主危机。

根据资料显示，以色列内部分裂肇因在于政府短期内连续推出的三项争议性决策，即在3月21日决定解雇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负责人罗宁·巴尔；3月23日撤销对政府法律顾问吉莉·米亚拉的信任，又于3月28日对法官任命委员会的任命法则进行变更。这些举措被以国内政坛视为右翼势力系统性控制国家机构的计划，尤其是司法权力的削弱，直接动摇了以色列民主制度的根基。

法官任命委员会的改革是危机的核心。新法律将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权从司法系统转移至政治领域，彻底改变了以色列的权力平衡。旧委员会中，法官和律师协会提名的律师占多数，确保了专业性；然而，在新规则下，政治派别只需5票即可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司法系统的反对权被完全剥夺。这一变革并非偶然，而是右翼长期追求的“宪法革命”的一部分。

以色列政府通过的一系列决定表明宪法变革正以密集方式回归。例如，改变法官任命委员会组成的法律是2023年“阿克萨洪水”行动前导致以色列内部分裂的核心问题，这也是以色列司法部长、宪法变革的主要推动者亚里夫·莱文所追求的目标。抗议曾迫使政府撤回该法律，但现在政府执意通过。在原委员会中，9名成员中司法系统的代表（法官和律师协会提名的律师）占多数，而新法律将任命法官的权力（尤其最高法院法官）从专业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政府法律顾问曾反对新法律，认为其强化了政治干预，削弱了专业判断。

内塔尼亚胡的个人动机与右翼的整体目标在此交织。反对派将内塔尼亚胡解雇辛贝特负责人与试图撤销政府法律顾问的行为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右翼控制国家机构（尤其是执法机构）计划的一部分。短期内，内塔尼亚胡的动机与右翼不同，右翼旨在改变以色列司法体系，而内塔尼亚胡解雇巴尔和米亚拉是为避免他们支持成立正式调查委员会，调查其办公室的安全违规行为。解雇辛贝特负责人和法律顾问米亚拉，既为避免其支持调查“10.7”国防安全失败的责任，也为扫清司法障碍。辛贝特的调查报告直指内塔尼亚胡政府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互动中采取了“绥靖政策”的失败，而法律顾问则多次阻挠右翼议程，包括反对放宽极端正统派兵役法、调查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等。政府的行动暴露了其试图将执法机构“政治驯化”的意图。

此外，内塔尼亚胡政府试图解雇法律顾问米亚拉被视为对执法机构的严重干预，目的是任命一位顺从政府决策、能为政府行为提供法律辩护的人选。反对派认为，法律顾问是以色列司法系统的“最后堡垒”，她的立场多次与政府相左，例如反对任命伊塔马尔·格维尔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反对放宽极端正统派兵役法、支持成立正式调查委员会，以及反对解雇辛贝特负责人。她还批准了对内政部关于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暴力调查的审查，并同意对总理办公室展开调查。

兵役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以色列社会分裂。以色列国防部长拒绝大规模征召极端正统派士兵，因为根据现行兵役法，军方只能呼吁他们自愿服役。这一问题在战争期间尤为重要，由于加沙和黎巴嫩前线的巨大战斗压力，以色列预备役士兵已服役数百天。内塔尼亚胡政府若拖延通过极端正统派兵役法或拒绝依法征召，可能导致数万预备役士兵拒绝服役，尤其是在以军计划加强加沙军事行动并需要士兵保卫叙利亚和黎巴嫩缓冲区的情况下；若通过极端正统派政党（如“犹太 Torah联盟”）要求的免服役法，将加剧内部分裂并引发预备役士兵更大规模的拒服兵役，同时该法可能被最高法院否决（因违反平等兵役原则）；若通过军方和多数以色列人支持的大规模征召法，则可能导致极端正统派政党退出政府。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因坚持平衡方案被解职，凸显了这一问题的政治敏感性。

当前，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决策和对法律“动手脚”还面临三重压力：

第一，以色列街头抗议升级。要求释放被扣押人员的抗议与反对宪法变革的抗议合流，形成大规模社会运动。民调显示，70%的以色列人对政府不信任，50%反对宪法变革，工会、科技行业和高校威胁罢工。

第二，预备役士兵拒服兵役率上升。因政府违反停火协议且未通过极端正统派兵役法，50%预备役士兵拒绝归队。许多人认为重启加沙军事行动是内塔尼亚胡政府为实现政治目标而非解救被扣押人员。

第三，加沙战争合法性削弱。战争成为政治单边工具，与社会其他群体目标矛盾，加剧社会分裂和仇恨言论，可能影响学术、医疗、文化甚至军事机构的正常运作，还可能招致更严厉的国际批评。

以色列最高法院对辛贝特负责人解职案的裁决，将成为关键转折点，可能出现三种结果：一是否决解职，右翼可能加速削弱司法权，但政府或妥协以避免经济瘫痪；二是支持解职，政府将彻底控制司法系统，抗议运动失去法律支点；三是部分接受（最可能），法院批评程序缺陷但承认行政权，矛盾暂时缓和却未根治。

事实上，加沙战争暴露的不仅是以色列军事策略的失败，也是以色列民主制度的危机。随着以色列司法独立让位于政治算计，以色列社会公平正义受其党派利益，以色列面临的将不只是外部威胁，还有内部的解体风险。历史表明，民主的崩塌往往始于对权力制衡的系统性破坏。以色列能否在战争与内部分裂的双重压力下守住“民主”底线，将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作者分别系北方民族大学卡塔尔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