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的前世今生，恐怕比大多数老武汉人家里的秘闻还精彩。你看它现如今名声在外、校园美得跟画儿一样，可要真追溯起来，这座号称“国立”的老校，也未必一直风平浪静。大时代撞上小校园，有些日子，根本不是课本上能细说的清楚。别的不提，光是它在战火下的那几年，就够让人唏嘘。

说起来，武大的根子还得从张之洞那个年头算起。他那时是清末的湖广总督，心里惦记“自强”，就在1893年起了头。其实，那会儿谁能想到，几十年后，这点学堂苗头能长成如今这样？到了1928年，名字才正式定下，国立武汉大学，这词一出来，多少书生心里是挺自豪的。可风水轮流转，到了1938年，武汉城空气里就满是火药味儿，谁还顾得上学问啊。

那一年的秋天，武汉城跟高烧似的，一切都躁动不安。9月天，太阳毒，谁都盼着大局有个转机。要说乱，真的是从罗卓英接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那会儿莫名加深了一层。据说他是在九月十二号那天，带着一批人马，头顶暑气，脚下泥泞，到了武大里交接。门外守卫有些不耐烦，文献里说他七月就上任，其实人还得等到这天才算数。乱世连时间轴都乱了，谁还真只信书本上那两行字？

再过了些日子，局势越来越僵，谁都知道大撤退是迟早的事。十月二十五号那个下午，汉口、武昌都已经失了守。有人记得那天戴笠和罗卓英就在武大警备司令部的楼里急急商量。俩人对着地图，两杯旧茶冷了一轮又一轮。决策总是心里拉扯，撤走容易，留下的家底和人情，根本扔不下。

时间掐得就像摆钟——一面是“走不走”，一面是“鬼子要来了”。终于那几个小时后，日本军队就在汉口一路推进。到二十七号，武昌也沦了。整座城市像一口老井，突然掉落石块，涟漪还没来得及散，就盖上了沉重的盖子。

接下来，武大那扇写着“国立武汉大学”的石牌坊，没了书声琅琅，成了将士退守时的最后防线。有的学生临走还摸了摸那块石头，也有人把带不走的书偷偷埋进教学楼下。校园没围墙，建筑分散，谁也分不清哪些算作界线，哪些该舍弃。

鬼子进来后，兵营、中原司令部都设在了校园，却一点不在意那些纯白的讲堂黑板。掠夺、毁坏，全是顺手的事。老图书馆坐落在东湖边的高处，遗世独立，几棵瘦树在图书馆下瑟瑟发抖。那年头的树很矮，谁会想到几十年后，它们能和楼齐肩？九十年后我们站在图里，几乎没人认出当年那块阴影下，曾坐着两个晒伤的日本兵。

日本兵懒懒地站在路边，偶尔也看看远处的残破书楼。其实，校里的人早就动了心思。撤退的那几个月里，武大的师生们，早把珍本、仪器一箱箱捆扎好。从水路赶往四川乐山，走的每一步都急。那是大家认命般的忙碌——你说搬家，哪有这样催命的？

说到工学院那条弯曲的路，是不少老武大人心头永远的画面。铺得讲究，宽又平，拐弯处正好挡住杂乱视线，好像还在维持着宁静。可人声没了，道路还是冷的。行政大楼躲在两座小山的怀里，1932年才刚完工，刚有点成气候，兵荒马乱就把命运改了道。

再说一点冷知识。日本护士可是奇怪的存在，在战地显得又熟悉又陌生。穿着白大褂，头上白帽，站在树荫下朝工学院楼张望。谁说女子不入战？她们没扛枪，心里压力却一样大。偶尔路过的兵丁，受了伤在林荫道踱步，看似悠闲，实则脚步有点漂浮，说不定睡在半夜还会打摆子。被占之后，工学院楼就成了野战医院，后来日本人走了，这大楼也躲不过“重新定义”的命，后来干脆成了行政楼，还留点弹孔做纪念。

操场、运动场、林荫道，都是过去学生最常谈恋爱、踢球的地方，忽然之间全变了样。柏原英一，那边戴眼镜的中年日本人，其实身份挺怪异。来武汉，是为了给日本陆军当报道兵。能文能武，闲着的时候竟在校园里东拍西拍，拍下来了八百多张照片。这么算下去，他见证的是一座校园如何在炮声中失去颜色。那些照片多年后成了证据，也成了某种见证——你很难说，他是来记录战争，还是在做一件超越命运的事。

还有操场上那拨马，密密麻麻全都站得笔直。有谁想过，这些马原本应该是在郊外奔腾？现在却成了被检阅的景色。一到冬天，荒草一地，没人割，也没人管。

等到抗战胜利，1946年，武汉大学才终于带着漂泊一身的疲惫回了来。那个时候，东湖水面依旧烟波浩渺，却也少了许多旧人。此后的“武汉大学”，名字没再变过，可岁月里的残缺与新生，早都刻进了门柱和土地里。

我有时候在校园闲走，总会想起历史课上没讲完的那些空白段落。一个学校的命运，可以跟一座城市绑定。更奇怪的是，人的命运，也许就跟走在林荫道上一样，总会有拐弯。你说，那些学堂下藏过的书、围墙边走失的战马，在尘埃落定后的日子里，还会不会偶尔在风里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