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抗战正酣。黄菊在这个年份出生，家境普通，上海郊外的一声啼哭，并未惊动太多人。这位后来的要员，他小时候常年搬家，战火、疏散、吃不饱。课本上“苦难”二字，总觉得空泛，黄菊倒是实实在在地踩过。家里饭桌缺粮，他妈攒饭票，四处求人，咬碎了才让孩子们上的学。

运气和勤奋似乎拉扯着这位少年。中学成绩单干脆，常常全年级第一。有人夸得多，也有人说他太直，太轴——同学聚会减少，认准的路几乎谁都劝不转。他安静，喜欢钻进家里昏暗的角落备课。有一次同学提议春游，他没有去，说要刷题。他爹有时懊恼，这孩子傻吗？可成绩单每次一出，什么怨言都熄了。

还真不是聪明绝顶那类。黄菊常说“我比别人就是多写三遍”。1956年，他笑着踏进清华的校门。不是世家子弟，没有背景，这种人那年头，在清华其实微不足道。电机系里，他讲究，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辅导员记得住——黑框眼镜、步伐急促。电机课复杂致极，他笔记记得厚实；考试来了，分数好得过头。这期间，他也闷头背马列主义，被组织推荐进学生骨干。到底是脾气倔，人前很少主动请缨，但任务来了咬着牙干。

上海人造板机器厂，大学毕业分配的第一站。厂子里风尘，热浪弥漫。技术员有时候和师傅们一起蹲在车床下，半夜还琢磨一台老式设备。那会儿中国工业刚起步，黄菊跟同事较真，他琢磨墙上老掉的图纸，画草图，琢磨能不能省几步工艺。不到一年，人给主任提了，工艺效率直接翻一倍。有次大修故障，设备瘫痪，他带队熬了三夜，修成了。

其实有疑问，技术员真能决定全厂的走向吗？但他影响了一批人：习惯自找难题，甘当配角，默默提效。厂里年终表彰大会，他被点名嘉奖。据全国总工会资料记载，黄菊在机械改造工艺上提出过两项业内领先的创新举措，那时还见报不少。

事情转折在1978年，国家风向变了。改革开放的旗帜，全国各地举起来。技术出身的黄菊顺着机电工业口，被抽调进更高岗，很难说是命运使然还是上面慧眼。副厂长、副局长，步步晋升，文件上事实记录。但有人私下议论，觉得他不是天生做官的料。黄菊自己倒说，这是本分。他三句话不离生产和效益，把自己关在实验室查数据。

有的材料写到，他审批文件慢，非要亲眼见过厂子的机器才能签字。后来成了上海市工业工作党委书记，就喜欢和一线工人唠嗑，很多干部都觉得这样显得“土气”。导演生产流程的同时，黄菊要求“别走形式”，第二次技术升级会直接点人，问你家工厂到底亏没亏，答不上来，就罚写检讨。他对制度挑剔，也崇尚现场调查，效率和规矩之间摇摆不定。

不过人都有矛盾。黄菊刚当上海市委常务副市长，经济刚起步，外资进不来，他急。有一回外商谈判卡壳，几个星期没进展，手下劝降价。黄菊拍桌：“让一小步，得一大步。”最后还是等外商松口，上海拿下首个浦东项目。你要说完全靠智慧，可能也有点瞎说，气氛推着走，时代推动的。

那些年上海有大新闻，土地批租制，棚户区改造。黄菊亲自上棚户区，电视上，他身着西装，劝居民搬迁。他说话欢快，声音不大，但有力量。有人哭闹，有人谩骂，他一再鞠躬道歉，并不是每句话都能让房主满意。当时上海有7000余户急需安置，这种难题没有教科书答案。

**城市翻新，黄菊敢于拍板，大手笔。**

一旦决策拍下去，执行得干脆。媒体报道说，他视察建设工地时发现拖延，立马换人。有次下雨天，他带队走遍浦东工地，沾一身泥，回去第二天就督促开工，连拖都是不允许的。

他对外资开放也很执着。1992年，沪深证券交易所刚起步，黄菊参与细节讨论。有文件披露，他最看重“透明规范”，市场机制建立，财交所试点。后来上海自贸区筹划，他在决策会上抠细节，不放过一个漏洞。事情做成了，很多外商称赞“上海效率”，但后期有人说，这种一刀切办法，有时让一些中小企业很难适应。是利是弊，很难一句话道明。

他很倚重法制，倡导干部带头守章程。可又常说“制度是为人服务”，在具体人事上掺杂主观判断。2003年，国家需要协调，他调到国务院，分管农业、交通等。他自己说最怕累，但工作里没见几回懈怠。

抗击非典那年，他整天奔波，光出席的应急会议就上百场，身旁的助理感叹“身体不如以前”。公开报道说，他出差未戴口罩，这是当时留下的照片首度曝光。执行力度极强，细节考虑不全，这样的矛盾，外界批评不少，如果一定要说功过，结论说不上那么简单。

黄菊的同事说他对数字敏感，做政府预算复核极细。也有人提起他“脾气爆”，遇到工作甩给下属，经常催办，甚至加班到半夜。有一年处理农村水利难题，他坚持全省实地测量水渠，好几位市领导私下抱怨“太教条了”。官方文件中没有透露这些细节，内部会议场合他发火其实不少。

2007年，消息传来，黄菊患病去世。追悼会气氛肃穆，网络上讨论热烈。慢慢有了“实干家”“创新者”的评价。领导致词高度肯定，可熟悉他的人心里也清楚，他是个有脾气的人，偶尔还有些自以为是。人生最后几年，工作压力大，健康状况下滑明显。身边人说他常自责，“事情交代不完，怎么能放心？”

他经历的中国社会和经济大转型，能讲的成果无数。上海浦东陆家嘴高楼林立，外滩金融中心崛起，背后有黄菊和一代人的心血，他的创新思路，是当代上海腾飞的推手之一。

**如果说执着推动制度化，可能低估了环境赋予的特殊变量。关键节点，“人治”思维决定，有时候比“规则”管用。**

有人批评他不够激进，也有人觉得他风格过硬，容易得罪人。两种看法交织，褒贬难分。历史推他东奔西走，他却没留下只属于个人的标签。很多上海本地老人至今还记得，90年代的翠湖边，他曾独自巡视施工、跟工程队长抬杠，这些普通场面，却不容易在报纸上看见吧。

现实不允许“绝对的成功范式”。数据会说话，据上海市政府年鉴，1991—1995年间，GDP年均增速逾13%，基础设施投资翻了三番，黄菊在岗期间产业升级速度全国领先。翻看外媒，纽约时报那期评价他“坚决而审慎”，但指责他对某些社会问题涉及不深。理解与不解都在此。

他不是完人。那一代干部身上的复杂性，黄菊身上尤为突出。既有技术理性，又有“拍板”蛮劲。既提倡守制度，事急时又会下令特殊处理。历史记载不会捕捉细节的全部，但那些细节，却是他这个政坛人物的真实印记。

黄菊一生定格在了变革的浪潮中。他的故事没有套路可循，也不必完美下场。推动城市、影响经济、关心民生、敬畏法规、改造体制交错在一处。这样的历史片段，给人留下一些模糊的、真实的思考和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