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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改元，梁武帝五十七岁。他已经步入晚年，事佛的兴趣方兴正浓，开始对繁重的国家事务感到厌倦。

史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不少。《隋书》的《刑法志》、《五行志》都反映，普通年间的梁武帝“年老，厌于万机”，“专以讲论为务”。

1、让南梁灭亡的奸臣——朱异

《魏书·天象志》评论梁末政局时讲，梁中大通、大同之际，即武帝七十岁时“怠于听政，专以讲学为务”；大同年间的中后期，即武帝七十五岁以后“衰老，太子贤明而不能授之以政焉，由是领军朱异等浸侵明福之权”。

《魏书·岛夷萧衍传》评议晚年的梁武帝是“好人佞己，末年尤甚”，因而“朝臣左右皆承其风旨，莫敢正言”。

梁武帝在位期间，恩宠信任的官员中，历时最久、依赖最多、权限最大的人物，要数朱异。他天监初即在武帝周围侍应，颇受信任。

自大同改元(535)起，梁武帝越来越信任并依靠的人就剩朱异一人，达到“朱异言于梁主无不从”的地步。

普通五年(524)代朱异周舍掌机要，介入朝廷决策。

大同元年(535)徐勉死后，独掌内省，权力已经很大。大同十年(544)尚书令何敬容因涉嫌妾弟盗官米案而遭免官以后，朱异集内外大权于一身，“浸侵明福之权”。

可见他权侔人主，势若中天，贪得无厌，享乐不已，一副得志小人的嘴脸。不仅如此，朱异还与一伙落魄无赖之徒串通一气，欺行霸市，胡作非为。

《南史·恩幸传》有名的陆验、徐驎，正是借着朱异的关照，由投机商贩摇身一变，相替担任京官太府丞、太市令，二人“并以苛刻为务，百贾畏之”；而朱异与这二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因此当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作“三蠹”，成了梁代晚期朝野共指的奸佞之辈。

侯景乱梁时，就利用了这种情绪，以清君侧“三蠹”为借口，举兵向阙，一时颇有迷惑人心的效果。

朱异揣摸透了老年梁武帝的心思，“善伺人主意为阿谀”，他于大同五年(539)上奏武帝，建议将梁境原先所立二十三州，分为五品八十二州，“又有二十余州不知处所，凡一百七州”。

据《通鉴》卷一五八的记载，新增置的大量州名，集中于淮河一线与交广一带，其中下品二十一州“皆异国之人，徒有州名而无土地”，边境地带“欲重其将帅”而增置州郡，徒有土地而无民户；从数字统计上来看，州置扩至原先的五倍，似乎一次次征伐确有“恢拓境宇”之功。

由此可见梁武帝老年性的可悲心态：爱听虚假的恭维话，不愿意正视客观实际；求胜的心态日益膨胀，触实的“正言”令他大动肝火。

2、唯一的忠臣——贺琛

大同年间(535~546)，梁武帝对他执政“三纪”以来仍然治道不明、民不聊生的状况表示忧虑，连连下诏求谠言。

《梁书》本纪下载录的长篇诏文有：大同二年(536)三月诏，大同七年(541)十二月诏。

前诏只是泛泛要求百官上奏“政治不便于民者”，于是有位尚书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极言政治得失”，受到梁武帝特别赞赏。

由于江子四其文不存，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说的，大抵“毛举细故而论得失”，很难是“正言”、“极言”或“谠言”。

后诏专究吏治，诏文中有语道“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并切盼“随事举奏”。

于是，次年即大同八年(542)初，散骑常侍贺琛上了《条奏时务封事》，具体分析梁王朝面临的危机，列举出四方面的弊端：

一是牧守贪残征敛，无论是北部新复州郡还是东部富庶之境，民不堪命，流移不返，造成天下户口锐减空虚，妨碍恢复和发展农业的大计；

二是风俗奢靡日见滋甚，无论是富室之家还是牧民之吏，一味聚敛，肆意挥霍，廉洁之风不存，败坏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三是朝廷百司官员少有奉公为国之念，而多存侥幸利己之心，人人求进身，彼此相斥逐，奸巧谗慝，犯罪者多；

四是指出当时劳民伤财，兴造太急，征求不息，国家与百姓已不堪重负，因此建议朝廷“省事、息费”，“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

贺琛的奏文中列举的这四大弊端，可谓“谠言”，未至“极言”，但是字里行间让人能够感受到责任在朝廷的意味。

正因为如此，梁武帝看过这篇奏文后，勃然大怒，立即召主书前来，口授洋洋洒洒的《敕责贺琛》。

宋代司马光对梁武帝敕文评论道：

“观夫贺琛之谏未至于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护其所短，矜其所长；诘贪暴之主名，问劳费之条目，困以难对之状，责以必穷之辞。自以蔬食之俭为盛德，日昃之勤为至治，君道已备，无复可加，群臣箴规，举不足听。如此，则自余切直之言过于琛者，谁敢进哉！由是奸佞居前而不见，大谋颠错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绝祀，为千古所闵笑，岂不哀哉！”

3、萧衍的败家儿子

《通鉴》卷一五九有一段话概括了梁代后期宗室诸王的情形：

“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于万机，又专精佛法，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于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爱，不能禁也。”

也就是说，庇护纵容宗室诸王为非作歹的，正是梁武帝本人。

普通年间，以萧正德为首的“四凶”（萧正德、萧正则兄弟，董暹，夏侯洪)，为患京城。

《南史》卷五一《萧正德传》曰：

此“四凶”者，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

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

萧正德是萧宏第三子，入梁前为萧衍养子，入梁后因萧统（即昭明太子)已出生而还本。

《南史》本传讲，他从此“心常怏怏，每形于言”，普通三年(522)竟以“被废太子”身份投奔北魏“避祸”，次年又因北魏“不礼之”而逃归，而梁武帝仍于文德殿“泣而海之，特复本封（西丰侯）”。

普通六年(525)北伐时，他随萧渊藻北上进至涡阳(今安徽蒙城县)，临阵脱逃，“弃军委走”，梁武帝下诏列数萧正德之罪：在蜀昵近小人，于吴杀戮无辜，还京拦路抢掠，北伐“匹马奔亡，志怀反噬”。

粱武帝称这位侄子“狼心不改，包藏祸胎，志欲覆败国计”，可见对其行径了若指掌，却宽恕有加：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削爵未久，又复封爵。

以至中大通四年(532)进封为临贺郡王之后，出任地方官有“苛刻”之名，人不堪命，地为之荒；返回京城则“阴养死士，常思国衅”，积粮为仓，略地为墅，蓄奴黥面，变本加厉地筹划着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萧正德之父萧宏于天监年间“为将则覆三军，为臣则涉大逆”(司马光语)。到了普通年间，他仍旧为非作歹。

《南史》本传讲，他与武帝长女永兴公主萧玉姚私通乱伦，并且密谋弑逆，二人计划着事成后为帝为后；接着，萧玉姚布置杀害其父的行动，唆使二僮藏刀行刺未遂，被当场擒拿。

梁武帝明知长女与其弟萧宏间勾搭有奸，而弑逆乃二人所使，事发后武帝将此事秘而不宣不说，不久萧宏病重期间，武帝竞“舆驾七出临视”！

再看武帝诸子。

普通其后，他们逐渐长大成人，出任方镇要职，介入国家大事，成了王朝依赖的栋梁。但是，由于梁武帝对他们宽纵姑息，诸子的行径也多有出格的情形乃至丑闻出现。

次子萧综，坚信自己是齐末主东昏侯的遗脉，不是武帝亲子，因而“常怀异志”，并“求为边任”。普通六年(525)大举北伐，萧综被命为主帅，坐镇徐州，他在前线与北魏秘密交涉，终于弃军叛逃，造成梁军顷刻溃败的后果。

萧综入魏后，声明自己是齐室之胤，更名曰“赞”。梁武帝“初闻之，恸哭气绝，甚为惭惋；犹云其子，言其病风所致，时人咸笑之”；“有司奏削爵土，绝属籍，改其姓为‘悖’氏，俄而诏复之”。十几年后，在梁武帝的指使下，“吴人盗其丧还江东，萧衍犹以为子，祔葬萧氏墓焉”。

六子萧纶，据《南史》本传披露，普通五年(524)在南徐州任上“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他遨游市里，怒杀卖觛者，百姓为之惶骇。

他做过的三件荒唐事是：

一是路遇丧车，强夺孝子服穿在自己身上，“匍匐号叫”作尽哀相；

二是找着一位模样类似其父梁武帝的老公，“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扮演一番君臣之后，又“捶之于庭”；

三是造好一付新棺木，将司马崔会意装在里面，模仿送葬的场面。

到了中大通四年(532)在扬州刺史任上，唆使一班心腹刺杀府丞何智通。

更有甚者，中大同二年(547)其兄萧续死后，他连续两次谋逆未遂：

“伏兵于莽，用伺车驾”；献上放有毒药的曲阿酒，“上乃不自安”。

梁武帝多次对这位王子削爵处分，削而旋封，“竟不能有所废黜”。

中大通以后，梁武帝年过七十，更怠于政事，而热衷于佛事。

在这种情况下，诸子之间、子侄之间围绕着权利，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彼此势如水火，衅端不断发生，以至“宗室争竞为天下笑”。

比如太子萧纲、六子萧纶之间的关系，《南史》卷五二《萧范传》记载道：

时武帝年高，诸子莫肯相服。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声闻四方。

萧纶于中大通三年(531)前后在丹阳尹任上，正值昭明太子萧统病死、萧纲继为太子之际，“兄弟相贰”的背景是太子的位置。

萧统病死之后，梁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犹豫不决，起先“欲立（嫡孙萧欢)以为嗣”，很快又觉得不妥，“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最终选择了第三子萧纲。

据《梁书》纪传，立谁为嗣，自四月乙巳（初六日）至五月丙申（二十七日），期间拖延了五十余日。然而，这又引发出一场轩然大波。“帝既废嫡立庶，海内蹲暗”，“朝野多以为不顺”。

当时的尚书令袁昂“独上表言宜立昭明长息（萧）欢为皇太孙”，司议侍郎周弘正呈奏萧纲当遵“让王之道”，萧纶公开散布说继立储君“不谓德举”，“时无豫章（萧综），故以次立”，他在行动上也不安份。

如上所引，萧纶先让“储贰”“不自安”，继令父皇“不自安”，东宫与皇宫前后各加卫士，防范不测。

梁武帝在他统治后期越来越无法约束宗室的另一个原因是衰老多病。

《南史》卷五八《韦粲传》反映道：

大同中，帝尝不豫，一日暴剧，皇太子以下并入侍疾。内外咸云帝崩。

也就是说，大同年间(535~546)梁武帝一直“不豫”，以致到了大同十一年(545)八十二岁高龄病情恶化时，人们其实都盼着他早点驾崩。萧统诸子因立储一事，“内怀不平”，并且“以上年老，朝多秕政”，聚财募勇，筹划着“遇乱可以图大功”。

武帝之侄萧范（萧恢子）也“希望非常”，盘算着“武帝若崩，诸王必乱”之际，自己“可因机以定天下”。

再比如五子萧续、七子萧绎之间长期相谤不睦，书问不通，中大同二年(547)初，萧续死于荆州刺史任上，时任江州刺史的萧绎听到消息后，高兴得“入阁而跃，深为之破”，足见兄弟二人之间的芥蒂之深。

总之，诸子不睦，宗室竞争，在梁代后期日益激烈，成了公开的事情。家国已乱，政局不堪。

垂暮之年的梁武帝，乞灵于佛教，无补于家事，更无济于国计。

4、醉生梦死的地方官员

梁末整个官吏队伍的情形，《魏书·岛夷萧衍传》反映道：

衍所部刺史、郡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礼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妓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又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其王侯贵人奢淫无度，弟兄子侄，侍妾或至千数，至乃回相赠送。其风俗颓丧、纲维不举若此！

所言宗室奢淫，牧守贪残，并非夸张无稽之辞。

以方镇郡守论，宗室亲王占据形胜富庶之地，大肆搜括，已成惯例。如武帝第五子萧续，“耽色爱财，极意收敛，仓储库藏盈溢”。

又如武帝诸侄中，萧机（萧秀子）、萧恭（萧伟子）等，或“为州专意聚敛，无政绩”，或“性尚华侈，广营第宅，重斋步阁，模为宫殿”。

大同年间，宗人萧介（萧思话孙)出任始兴太守，梁武帝事先特意叮咛主选的何敬容：“萧介甚贫，可处以一郡！”。

梁末有名的“北路鱼，南路徐”最为典型。

“北路鱼”是指竟陵太守鱼弘。

《南史》卷五五本传讲：

(鱼弘)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

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惊绝。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四面周匝，无一有异，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脚。

“南路徐”指荆州的徐君蒨，《南史》卷一五本传讲，他在为官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期间，“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有时载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

鱼弘声言“四尽”，徐君蒨一味追逐声色，典型地代表着梁王朝行将崩溃前夕整个官僚阶层的状况。

以将帅论，羊侃可谓典型。

《南史》本传讲，他于梁大通二年(528)自北魏率军降梁，成了梁代后期的重要将领；入南后，他追求醉生梦死的生活，“姬妾列侍，穷极奢靡”，“至夕，待婢百余人俱执金花烛”，豪侈与朝中朱异有并称之名。

即便是号为“俭率”的夏侯亶，也有“妓妾十数人”；其弟夏侯夔“性奢豪，后房伎妾曳罗縠、饰金翠者亦有百数”。

将帅追求声色享乐，军队的战斗力必然会大大下降；在南北割据的情势下，梁王朝就不可能处于优势的地位。

5、农民起义的爆发

普通以后，境内发生了数起规模大声势也大的民众起义，其中有名的是蜀中齐苟儿起义，江州鲜于琛、刘敬躬造反，以及南部交广一带持续数年的李贲叛乱。

普通年间，萧渊猷担任益州刺史期间，州民不堪重负，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时有江阳（今四川彭山县东）民齐苟儿率众十万，攻打州城，声势颇盛。

据《南史》卷五一萧渊猷附传、卷五五罗研附传记载可知，当时的名流罗研分析“蜀中积弊”的情形是：

“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秦）、张（仪）巧说于前，韩（信）、白（起）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

这次起义引起蜀中震动，“人有异心”。

大同年间，江州境内发生了两次叛变。

元年(535)鄱阳（今江西波阳市)郡民鲜于琛“有众万余人”，杀广晋（今江西景德镇市西北)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

八年(542)又有安成郡民刘敬躬拥众数万人，在南境攻陷安成（今江西安福县)、南康（今江西南康县）、庐陵（今江西吉水县北）诸郡，改元永汉，并向北挺进至豫章郡新淦（今江西清江县）一带，直逼豫章郡(治今南昌市)，以致“人情扰骇”。

大同七年至中大同元年(541~546)，交趾（今越南河内市）豪右李贲以刺史萧谘“刻暴失众心”为契机，“连结数姓豪杰俱反”，并“自称越帝，置百官，改元大德”。

连续七年的叛乱，使得南境诸州不断派兵征讨，不得安宁；其间，叛军一度“进寇广州，昼夜苦攻，州中震恐”。

梁代后期不断发生的官逼民反事件，梁武帝不仅知其情，而且知其因。

他在大同七年十二月的诏文里，承认“州牧多非良才”，他们向民间“诛求万端”，“暴掠繁多”，以致民众“怨酷非止一事”。

但是，政治昏乱、民不聊生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其原因与后果，正如《隋书·五行志上》所言：

“梁武暮年不以政事为意，君臣唯讲佛经、谈玄而已，朝纲紊乱，令不行，言不从之咎也；其后果致侯景之乱。”

综上所论，梁武帝晚年既盲目又清醒：盲目于佞佛而不悟，用朱异辈而不疑，轻武事而不备；清醒于政道不明、宗室不睦、民生不济。

然而，他年老体衰，昏悖有加，怠于政事，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国家正一步步滑入灾难的深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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