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饭馆正值午市最忙乱的时候，油烟机轰隆作响，伙计的吆喝声和食客的谈笑声混在一起，像一锅滚开的热粥。我正端着一大盘刚出锅的辣子鸡，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桌椅的缝隙间，门口那辆黑得发亮的轿车就那么突兀地停下了。车牌是我不认识的省份，但那从驾驶座上下来的人，我化成灰都认得。

是我的弟弟，陈建军。

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亮得能照出人影。他站在我那油腻腻的饭馆门口，眉头微蹙，仿佛是误入凡尘的神仙，与周遭的一切格格不入。食客们的喧闹声像是被按了暂停键，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我端着盘子的手，在半空中僵住了。

整整八年了。自从他平步青云，调离了我们这个小县城，我们就断了联系。没有电话，没有书信，逢年过节，他只是让秘书往老家父母那儿寄些钱和名贵的补品，像是完成一项公事公办的任务。我们兄弟俩，仿佛成了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他穿过人群，径直向我走来。他脸上挂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标准而疏离的微笑，伸出手，似乎想和我握一下，但看到我满是油污的手和围裙，又不动声色地收了回去。

“哥。”他开口，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

我把那盘辣子鸡重重地放在最近的桌上，差点溅出油来。我解下围裙，在手上胡乱擦了擦，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半天才挤出一个字：“嗯。”

他拉开一张椅子坐下，动作斯文，与周围那些大口吃肉大声划拳的乡亲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从一个精致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推到我面前。

“哥，这里是四十万。”他言简意赅，像是在宣读一份文件，“你和嫂子辛苦了这么多年，也该歇歇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四十万，对于我们这个小县城，对于我这个一天到晚围着灶台转的小本生意人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我看着那个牛皮纸袋，感觉它比我扛过的一百斤面粉还要沉重。

“建军，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环顾了一下我这间小小的饭馆。墙壁被油烟熏得发黄，桌椅是用了十多年的旧货，地面上总有些擦不干净的油渍。这是我半辈子的心血，是我和妻子一碗一碗炒出来的安稳日子。但在他眼里，我看到了毫不掩饰的嫌弃。

“哥，我的意思是，把这个饭馆关了吧。”他终于说出了后半句话，语气平淡，却像一把重锤砸在我心上。“你拿着这笔钱，去做点别的，或者干脆别做了，好好享享清福。你这个店，又小又破，又累又不体面。”

“不体面？”我重复着这三个字，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顶上冲。我看着他，这个我从小背到大，用我第一笔工资供他读完大学的弟弟，此刻竟然觉得如此陌生。他的脸还是那张脸，但眼神、气质，全都变了。

周围的食客们虽然在低头吃饭，但耳朵都竖着，整个饭馆里安静得可怕。我感觉自己的脸火辣辣地烧着，那不是灶火的温度，而是一种混杂着愤怒、羞耻和心寒的灼痛。

我没有去碰那个牛-皮纸袋，反而拉开他对面的椅子坐下，死死地盯着他：“陈建军，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番话的？是我的弟弟，还是来视察工作的陈大领导？”

他似乎没料到我会是这个反应，脸上的标准微笑僵了一下。“哥，你怎么这么想？我当然是为你好。你看看你，才四十出头，头发都白了一半，手上全是烫伤和口子。你这样下去，身体迟早要垮掉。我不想看到你这么辛苦。”

他的话听起来句句在理，充满了关怀，可我听到的却是高高在上的施舍和不容置喙的命令。为我好？八年不闻不问，一回来就要用钱砸掉我赖以生存的根，这是为我好？

我的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了很多年前。那时候，我们家穷，父母身体不好，我是长子，初中毕业就没再读了，跟着镇上的师傅学厨。那时候的建军，瘦瘦小小的，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像个小尾巴。我每次从后厨带回来一点好吃的，他都眼巴巴地望着，我总是把肉最多的那块塞给他，自己啃骨头。

我记得他考上大学那天，我们全家都高兴得哭了。学费是个大问题，我二话不说，把攒了好几年准备娶媳妇的钱全都拿了出来，又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才把他送出了这个小县城。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眼睛红红地说：“哥，等我将来有出息了，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后来，他毕业了，工作了，一步步往上走。刚开始几年，我们还经常通信，他会跟我讲单位里的事，讲大城市的繁华。我每次都回信鼓励他，告诉他家里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用这些年攒下的手艺，开了这家小饭馆，取名就叫“兄弟饭馆”。我盼着他有一天能回来，坐在我亲手打造的店里，尝尝哥哥的手艺，跟我喝两杯。

可他越走越高，离我们这个家也越来越远。电话越来越少，信也断了。直到八年前，他最后一次回来，是提了副科。他坐在我这个小饭馆里，浑身不自在，坐了不到十分钟就走了。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回来过，仿佛我们这个穷亲戚，这个油腻腻的小饭馆，成了他光鲜履历上的一个污点。

现在，他回来了，带着四十万，要亲手抹掉这个“污点”。

我的心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疼得我喘不过气。我看着他那张保养得宜、没有一丝风霜的脸，再想想自己这双粗糙得像树皮的手，一股巨大的悲凉涌上心头。

“建-军，”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这家饭馆，是我和你嫂子一砖一瓦盖起来的，一盘菜一盘菜炒出来的。它是不大，是有点破，可它养活了我们一家人，也供你读完了大学。对你来说，它不体面。可对我来说，它就是我的脸面，我的根。”

“哥，都什么年代了，还说这些？”他皱起了眉头，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耐烦，“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的身份不一样了，很多人盯着我。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的亲哥哥，还在这种地方开这种小破店。这会影响我的前途，你懂吗？”

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不是为我好，不是心疼我辛苦，而是怕我这个“不体面”的哥哥，给他“体面”的仕途抹黑。

我笑了，笑得有些凄凉。我指了指墙上那块已经褪了色的招牌，那上面“兄弟饭馆”四个字还是当年我请镇上写字最好的王老师傅写的。

“你还记得这饭馆叫什么名字吗？”我问他。

他顺着我的手指看过去，眼神闪烁了一下，没有说话。

“叫‘兄弟饭馆’。”我一字一顿地说，“当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们兄弟俩，一个在外面闯，一个在家里守着，都是为了这个家。不管你飞得多高多远，这里永远是你的家，我这个哥哥永远是你哥哥。现在看来，是我太天真了。”

我的话像一根针，刺破了他伪装出来的平静。他的脸色变了，有些发白，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化作一声叹息。

“哥，你非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这个店必须关。这四十万，你拿着。如果你觉得不够，我还可以再加。”他把牛皮纸袋又往前推了推，那动作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决绝。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心寒和愤怒都爆发了。我猛地站起来，一把抓起那个牛皮纸袋，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砸在了他面前的地上。纸袋破了，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散落出来，红得刺眼。

“陈建军！你给我听好了！”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吼起来，整个饭馆的人都惊呆了，“我陈建民这辈子是没你有出息，没你当大官体面！但我活得踏实，活得心安理得！我靠我自己的双手挣钱，不偷不抢，我不觉得有半点丢人的地方！你觉得我给你丢脸了，觉得这个家给你丢脸了，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弟弟！”

我指着门口，胸口剧烈地起伏着：“钱，你拿走！人，你给我滚！”

他大概从未被人这样指着鼻子骂过，尤其是被他一直看不起的、窝囊的哥哥。他整个人都愣住了，脸色由白转红，又由红转青。他看着地上的钱，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羞辱和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周围的食客里，有从小看着我们长大的邻居，有吃了我十几年饭的老主顾。他们开始窃窃私语。

“建军这孩子，怎么当了官就六亲不认了？”

“就是啊，他哥当年为了他，婚都晚结了好几年……”

“四十万就想买断兄弟情分？真是……”

这些议论声像一把把小刀，割在他的脸上。他终于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自己一丝不苟的西装，仿佛这样就能整理好自己狼狈不堪的尊严。

“不可理喻。”他从牙缝里挤出这四个字，看都没看地上的钱，转身就走。

看着他决绝的背影，我的心像是被掏空了一块。我没有胜利的快感，只有无尽的悲哀。我慢慢地蹲下身，开始一张一张地捡地上的钱。我的手在抖，眼泪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砸在那些红色的钞票上，晕开一小片水渍。

那晚，我饭馆没做生意，提前关了门。妻子什么也没问，只是默默地陪我坐着，给我倒了一杯又一杯的白酒。我喝得酩酊大醉，哭得像个孩子。我哭的不是那断掉的八年，也不是那伤人的四十万，我哭的是那个曾经跟在我身后，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上好日子的弟弟，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去市场进货，开门生火。生活还要继续，我的一家老小还要靠我养活。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我和陈建军，从此以后真的就是陌路人。

一个星期后，镇上的张书记找到了我。他是我家的老邻居，看着我们兄弟俩长大的。他把我拉到饭馆的角落，递给我一支烟，叹了口气。

“建民啊，你弟弟建军，这次可能要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夹着烟的手一抖。

张书记告诉我，建军这次回来，其实是被人举报了。他的一个竞争对手，派人专门到我们老家来挖他的黑料，说他忘恩负-义，不孝敬父母，看不起劳动人民出身的亲哥哥。这些话要是传上去，对他正在竞争的那个关键位置，是致命的打击。

他这次回来，给我四十万让我关店，不是嫌我丢人，而是怕。他怕那些人找到我，从我嘴里套出什么对他不利的话，怕我这个小饭馆成为别人攻击他的靶子。他想用一种最直接、也最愚蠢的方式，把我“保护”起来，或者说，把我从他的世界里彻底隔离出去。他不是不认我这个哥，他是太想保住他现在拥有的一切了。

张书记说：“他那天从你这儿走后，没回省城，就住在县招待所。一个人喝了一晚上的酒。他跟我说，他知道自己混蛋，知道对不起你。但他没得选，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太不容易了，他输不起。”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又酸又胀。我脑海里浮现出他那天僵硬的微笑，和转身时落寞的背影。原来那份疏离和冷漠背后，藏着的是这样的恐惧和挣扎。他还是我那个弟弟，只是他被那个叫做“前途”和“体面”的东西绑架了，变得面目全非。

那天下午，我关了饭馆，骑着我那辆破旧的三轮车，去了县招待所。

我找到他房间的时候，他正坐在窗边抽烟，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西装皱巴巴地搭在椅背上，白衬衫的领口也解开了。看到我，他猛地站了起来，眼神里满是戒备和不安。

我没说话，从三轮车上拎下一个保温桶，放在桌上。

“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猪脚炖黄豆。我炖了一上午。”我打开盖子，香气立刻弥漫了整个房间。

他看着那锅猪脚，眼圈一下子就红了。这个在外面叱咤风云的大领导，此刻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钱，我给你带来了。”我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里面是那天散落在地的四十万，我一张不少地捡了回来。“你的钱，我一分都不会要。你的路，我也帮不上什么忙。陈建军，你记着，不管你在外面是什么大领导，回到这个家，你就是我弟。谁要是敢拿我们家说事，拿我这个当哥的欺负你，我陈建民第一个不答应！”

我把保温桶推到他面前：“吃吧，吃完了，就挺起腰杆，回去做你的事。别让人看扁了，别给我们陈家丢人。”

他再也忍不住了，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坐在那儿，肩膀剧烈地抖动着，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掉进了那锅还冒着热气的猪脚汤里。

他最终还是没有关掉我的饭馆。他走的时候，是第二天清晨。没有那辆扎眼的黑色轿车，他自己打车去的车站。临走前，他来到我的饭馆，那时候天还没亮，我正在后厨和面。

他站在门口，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哥，对不起。”

我手上沾满了面粉，只是点了点头：“回去吧，好好干。”

后来，我听说他的事，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他偶尔会给我打电话，不再是秘书代劳，是他亲自打来。电话里，我们聊的不再是前途和体面，而是父母的身体，侄子的学习，聊今年雨水好不好，镇上又开了几家新店。他还是那个大领导，我还是这个小厨子。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隔着无法逾越的阶层，但那根叫做“兄弟”的线，在断了八年之后，又被我用一锅猪脚汤，笨拙地，却又无比牢固地重新接上了。

我的“兄弟饭馆”依旧开着，生意不好不坏。我依旧每天在油烟里打滚，依旧满身油污。但我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体面，是西装革履给不了的。那是在最深的泥潭里，依旧有人愿意为你伸出那双粗糙但温暖的手。这，才是我们普通人，最值得炫耀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