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革命派群体成分比较复杂，除占社会绝对多数的农民普遍没有参与以外，社会其他阶层如秘密会党、工人、海外商人、新旧知识人等均有不同程度地参加，并构成了革命派的主体。
革命派中除秘密会党有悠久的抗清历史外，其他团体或者个人普觉醒于甲午战争以后。究其原因则应该与以下几件事密切相关。
一是因为禁书的复出而使得清初满汉仇杀的历史记忆全面复活，二是甲午战争中清军惨败于“蕞尔小邦”日本，不仅仅使得清政府为之付出惨痛的现实代价，还使得清政府在公众间的威望一落千丈。
三是戊戌变法中清政府内部空前激烈的满汉矛盾促使以排满为号召的革命派的诞生以及壮大。
早期革命组织中的“民族主义者”
1901年，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中国出现并且开始传播。
在民族主义理论逐渐取代简单的“大明”符号所带来的“中华”这一文化民族主义认同。
但是此时的明太祖形象当中已经有了比较强烈的排满色彩，因此以民族革命为号召的革命派往往倾向于利用明太祖形象中的民族主义色彩来鼓舞革命，并热衷于美化明太祖的个人形象以期加强民族革命在人民心中的正当性。
近（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往往是依靠民族主义手段获得政权的合法性，并通过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方式延续其政权的合法性。
因此清政府在传统观念下的合法性已经受到挑战的情况，若继续带领中国进行近代化，则近（现）代化观念越是深入人心，不能超脱于满族以外存在的清政府在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视野下的非法性就将更加暴露。
与其期望一个在近代化观念下非法的政府带领中国进入近代化，不如以革命手段直接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
因此，中国近代的革命派几乎无人不赞成以创建民族主义国家作为号召，并将其视为中国进步的起点。这种行为是相当有历史预见性的。
1894年，与宗方小太郎持相似观点的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与曾经的洪秀全一样，再次使用了明太祖《谕中原檄》中的句子并稍作更改，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作为反清号召。
在1903年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追述甲午战争期间海陬老父听闻清师败绩，旅顺、奉天为日军所陷而“欢呼雀跃”，问其理由则说“我汉人遭虏朝涂（荼）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以满汉矛盾激励排满革命。
1904年，孙中山所做《太平天国战史序》，全文汉民族主义色彩及其鲜明，不仅极力赞颂太平天国的“一代典章伟绩”，同时也对明太祖朱元璋“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衣冠制度仍用汉官仪”之故事加以怀念，并激励同仁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进行反清排满革命。1
902年，章太炎在日本东京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以南明永历皇帝被杀定位“中夏”亡国的标志。
同年，具有太平天国或者洪门背景的兴中会会员洪全福、谢缵泰、李纪堂等人于广州准备起义，预备定国名为“大明顺天国”，以“大明顺天国兴汉大将军”之名起草檄文，檄文内容亦以满汉矛盾和清政府弊政为主。
由此可见，“大明”符号与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对革命志士的激励作用已经甚为明显了。
虽然此一时期“晚明”历史资源因多与抗清或者民族仇杀有关而被普遍利用，甚至很可能比明太祖形象应用得更广泛，但是因前人讨论已经极为详尽且其不在拙文主要讨论的范围内，故而不多加赘述。
但是，晚明抗清志士最终失败的命运似乎限制了他们形象的运用。他们的形象更适合于煽动革命，而非自比
。相比之下，一扫胡风、重现“汉官威仪”的明太祖形象则更适合于革命党人自比。
早期革命派刊物中的明太祖形象
革命派团体出现的时间在立宪派之后，因此革命派报纸在时间上也通常晚于立宪派报纸出现。
清末主办报刊的革命派团体以新型知识人为主。
新型知识人在清末诞生之后，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清政府却无力为新型知识人提供与他们预期相应的待遇。
加之清政府在内政外交上格外令人失望的表现，令心怀不满的他们就更加倾向于参加社会活动，其中激进者更是成为了革命者。
在宣传革命的大背景下，明太祖的个人形象也经历了被革命派刊物因革命宣传的需要而宣传并且再加工。
早期革命派刊物如1903年在日本创刊的《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即因其革命立场而非常推崇明太祖个人。
作为湖北同乡会的报纸，《湖北学生界》在鼓舞革命的同时依然带有几分家乡自豪感，称遍翻中国历史发现“英雄之奋布衣以光汉业者，倡义必当在南”，
因而认为种族革命必将率先发动于南方并列举了汉高祖与明太祖的例子。
进而说明汉口一埠“雄踞长江流域之中坚”，激励武汉人民“虎斗龙争必无宁壤，生斯土者可以应运而兴矣”。
这里明太祖的形象成为《湖北学生界》鼓励家乡草莽英雄崛起的榜样。
在《湖北学生界》的闰月增刊中还大量刊载明太祖的诏书，所选内容以民族主义为绝大多数，偶尔兼有其他文化教育内容，其报纸对明太祖的推崇可见一斑。
《浙江潮》则在其文章中认为元以异族入主中国而迟至百年之后才有“革命家朱元璋”兴起，以此为据叹息“吾国人之有奴性固已久矣”，可见“革命家”明太祖从另一方面也被认定成了民族的脊梁。
《安徽俗话报》以追溯乡贤的角度出了两期白话文的《明太祖朱元璋传》的连载。
在这段浅显易懂的文字中称明太祖是“华盛顿、马志尼一般的英雄”，认其为寻求民族独立的民族革命家。
全文排斥蒙古的情绪极端激烈，认为“元人是蒙古种，不是中国人”，指责元朝出战兵败自杀的太平路总管靳义“这等人替异种元朝尽节，却算不得是忠臣”。
全文只节选了明太祖从起义到至正十六年奠定“恢复汉族的山河”的基础的事迹，其中明太祖形象十分正面，即便连历来有争议的明太祖相貌都被《安徽俗话报》称为“相貌非凡”。
由此可见以上革命派刊物对明太祖的正面形象是极其推崇的，一定程度上以明太祖自比，并对明太祖的负面行为却讳莫如深。
革命派早期刊物当中似乎只有《国民日日报》曾对明太祖朱元璋形象有过相对负面的描述。《国民日日报》中的《说君》一文即批评“以明祖之八股较秦皇之燔诗书其愚民尤甚”。
类似说法有“人君藉表彰学术之名，而阴以拑锢天下之人心，束缚天下之才智。宋儒出而扬其波，明祖出而坚其厉”。其结论在于“民权亡而天下无正统，清议亡而天下无正学。”
因此三代以下政权皆是伪朝，学问皆是伪学，以上一切皆不得不除的革命思想。
由此则可得见《国民日日报》否定明太祖的文化政策只是其文化观点上倾向于激进的一种表象，与其他革命团体稍有区别。
而前文所述的革命派报纸在政治立场上是主张激进的排满革命，而在文化上则倾向于温和，这或许是革命团体对文化政策激进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殷鉴不远的一种反思。
而此时的《国民日日报》的这两篇议论文出发点似乎不在民族主义而在反对专制主义对儒学的压迫上。
明太祖因创立八股取士制度与干涉学术自由发展而遭到《国民日日报》的激烈批判，认为明太祖蓄谋毒害中国学术的。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的明太祖形象
在《民报》与《新民丛报》以及其他立宪报纸的论战之中，
双方围绕着要不要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共和制度等问题上展开论争。
而在关于清政府存留与民族主义问题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双方一定程度上是围绕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历史形象展开争夺，
进而希望通过肯定或者否定明太祖的个人来影响时人对民族革命的态度。
因此，在《新民丛报》中，明太祖就是一个与民主进步格格不入的专制暴君。而所谓“驱除胡虏”的旗帜也不过是其人自己想当皇帝而利用的一种宣传手段罢了。
在论战中，立宪派对清政府有不切实际地信任，并且出于多种考虑而坚决反对“排满”革命。
结语
但笔者认为在清代汉民族意识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满族的强烈的自我认同意识与“排他”的意识，因此即便汉族自我认同再次被削弱也不能消除满族与“非满族”之间的矛盾。
“排汉”问题得不到解决，反对“排满”就必然是徒劳。
而在《民报》中，明太祖尽管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依然是驱除异族实现民族独立的英雄，一定程度上以明太祖自比。
在论战中，革命派同样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即革命派对于革命的态度有如立宪派之对于清政府般的不切实际的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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