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6年开始，关押在北京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们被允许到全国各地参观。这对于在封闭中改造了七八年的战犯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1957年底，北京的各项建设、工厂都参观完了以后，下一个目的地被定在了天津。火车进入天津站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在等待汽车的过程中，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用肩膀碰了碰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陈司令，怎么还不派车来接我？”

陈长捷苦笑一声，用手指了指独自在一旁徘徊的原国民党天津市长杜建时：“你去问他好了，我做不了主。”

这些昔日高高在上的将军们，成了蒋家王朝的“陪葬品”，沦为战犯被关押数年。度过了最初的失落与抵触后，慢慢想明白了，认真接受改造，等待出去的那一天。人一旦想通了，也就能相互开开玩笑，苦中作乐一番了。

不过，陈长捷讲得倒也不假。当年蒋介石从东北回来，他和杜建时同往塘沽码头迎接的时候，蒋介石对他说：“你来天津不久，杜市长在天津已经三年多，遇事要和他商量。”陈长捷当然也清楚，他是傅作义系统的将领，而杜建时却是随老蒋参加过开罗会议的亲信。

杜建时（左）与陈长捷

范汉杰还真就绕到杜建时身旁。不知道是范汉杰的问话勾起了杜建时不愉快的回忆 ，还是范汉杰的声音扰乱了杜建时的沉思，他竟然不耐烦地挥挥手，没有吐出一个字。有着美国博士头衔的杜建时，平常都保持着学者的风度，这样的举动非比寻常。

杜建时之所以一反常态的烦闷，主要还是因为接下来他们要去参观的地点。

他们走进南开大学礼堂，听取校方讲解周总理当年在南开学校的事迹。讲解人说，年仅十六岁的周恩来，在这里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讲解人说，周总理和他的三个同学曾经主持过“南开校友会”，总理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讲解员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杜建时的思维却陷入了凝固。他应该感谢讲解员，没有讲出那三个“同学”的名字。但在杜建时自己的内心深处，还记得“校友会”宣传提纲上那些娟秀的字迹、激烈的措辞，连同灯光下那道浓黑的眉宇，通红的眼睛。

跟周总理一起主持“南开校友会”的同学，是这样三个名字：伉乃如、王文天、杜建时。

杜建时是天津武清县人，曾祖父做过四川省仪陇县县令，父亲早逝，靠叔叔抚养长大。叔叔毕业于北洋陆军学堂，曾任北洋军第五混成旅旅长。

杜建时自小天资聪颖，五六岁就能背诵古诗上百首，十三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政法预科班，本想将来从事法律研究，但他目睹外国列强瓜分中国，中国军官贪生怕死、士兵无斗志的状况，两年预科期满后，便毅然离开北大，考入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

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杜建时先后任东北军炮兵团连长、黑河炮兵营营长。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便以拥护易帜与否，作为收罗东北官兵的尺度，杜建时因此取得了进身国民政府的阶梯。

九一八事变后，杜建时赋闲在家，适逢蒋介石在南京创办陆军大学，面向全国招生。杜建时赴南京应试，当时的考生多是黄埔军校及其他各类军校学生，杜建时考取第一名，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三年学满后，蒋介石提议在毕业生中选拔几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去美国军事院校留学，并由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再次主持考试。杜建时又考个第一名，深得蒋介石和教育长杨杰将军的赏识，蒋介石亲自找杜建时谈话，勉励他要勤奋学习，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杜建时

杜建时在美国雷文沃滋军事学院刻苦攻读炮兵军事学科，仅仅一年半，就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适值抗战全面爆发，杜建时给蒋介石写信，要求回国参加抗战，蒋介石却要求他留在美国继续深造。杜建时便又考取加州大学国际政治研究生班，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

1939年，杜建时回国，时年33岁。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央军校江西分校主任，蒋任校长。因战争需要，蒋介石又任命他为第九战区高级参谋，薛岳任司令长官。杜建时帮助薛岳在长沙指挥三次大的战役，均把日军击退。不久，蒋介石又委任杜建时为南京陆军大学教务长，并指派他效仿美国创办国防研究院。

作为国民党阵营中为数不多的留美将领，尤其还是获得了博士学位，深谙国际政治的杜建时。在美国向日本宣战，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形成时，他在蒋介石与西方世界的联结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此，蒋介石专门委任杜建时任委员长侍从室中将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军，主要负责对外工作，及时处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事务。

在蒋介石引以为人生高光时刻的开罗会议上，杜建时追随其左右。抗战胜利前夕，杜建时又随宋子文、孔祥熙赴美国会晤罗斯福，为蒋介石争取军援。此后，蒋介石又派杜建时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首次制宪会议。

在美国改名为“S·T·杜”的杜建时，较之黄埔系国民党将领，前者的资本主义意识为多，后者的封建主义色彩为重。1945年8月，他在华盛顿听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随即接到蒋介石急电，催促他迅速回国。9月上旬到重庆，当即与蒋介石见面。

蒋介石如此着急召回杜建时，当然是为了内战做准备，在老蒋眼里，这远比抗战要重要得多。蒋介石征询他的侍从室中将高级参谋，关于发动内战的意见，杜建时坦率地禀告了他的后顾之忧：“维持战争的经费我们够么？”果然是受“资本主义”思想熏陶出来的，“金钱万能”已经成为他坚如磐石的信念。

当然，杜建时的“担忧”不无道理，蒋介石虽然不以为然，但到蒋家王朝末期，他也只有靠不断滥印钞票，妄图解决日益尖锐的通货膨胀问题。但杜建时以为“金钱”是问题的本质，却又忽视了“民心向背”才是蒋家王朝崩塌的关键性因素。

后来在功德林，杜建时这位曾经拥有中将军衔的国民党天津市市长、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却为一本中国普通大学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所征服。他将自己的读书心得用中文或英文写在纸上，然后一张张贴在书的背后。不知不觉，书的厚度增加了一倍。

杜建时的心得在如今的我们看来，简直就是中学生的水平，譬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但对于将资本主义思想深深印在脑海中的杜建时博士来说，不亚于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他最后终于顿悟：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简单得就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

遗憾的是，这样的顿悟要到若干年后才能得到。当杜建时从美国回来时，虽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提出了质疑，却仅仅停留在“金钱能不能支撑”上，本质上却并不反对。相反，他欣然接受了蒋介石授予他的天津市市长一职。用他自己的话说，“因美国陆战队数万人自秦皇岛登陆，其目的在帮助国军抢占平津，才有我兼任天津市市长这一席。”

在天津市长任上，美国士兵皮尔逊在北平东长安街南操场强奸中国女学生沈崇的消息传到天津，南开大学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日臻澎湃之势。而当年在五四运动中那韩国“打倒直隶省长曹锐、打倒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的杜建时，却从操纵三青团分子殴打进步青年，到密令警察局封锁游行队伍，一直到下令逮捕革命学生，最终步曹锐、杨以德后尘，站到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上。

1948年12月18日，平津被解放军分割包围之后，杜建时意识到，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场和淮海战场失败后，北平、天津就成了釜底游鱼，变成了一块死地。惟一的生路是靠着天津塘沽这个出海口，如果进而破之，国民党的船只可以从这里增援；如要退，也可以从出海口把兵撤走，这是一步活棋。如果不采取这个办法，死守平、津，就是死棋，因为平、津是两个孤立的城市，只有铁路相连，解放军一旦割断了铁路，平、津就好像两碟包子，随时可被吃掉。

在天津形势愈发紧张时，1948年12月18日，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等乘专机来到天津。李及兰给杜建时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大意是将守天津部队撤退到塘沽，从海上撤走，以加强华中力量。

李对杜建时说：“我给你一个兵团司令的名义，你带他们两个军走。”但这时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拉杜建时到另一个室内，郑重表示：“如你把部队带走，我只有自杀。”杜建时因此暗中与李及兰商量：“从顾全大局来看，傅作义还未打败仗，天津守军一撤，无疑就是断了傅的后路。这样别说对不起蒋先生，也对不起傅作义。”

杜建时虽高居国民党中将，但其实连团长都没有当过，而李及兰一来，就许他一个“兵团司令”的职位。即便在溃散逃命的当口，也该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诱惑了，但杜建时终究还是没有选择这条路。

当后来又问问及他，作为一个留美学生，在美国有不少的社会关系，在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不少人纷纷出走，而当时他为什么没有走，却留在天津束手待擒？杜建时将这一选择，首先归结于自己的“忠孝思想”。

就这样，杜建时一直都待在天津，即便他本人跟两位守城的中央军军长林伟俦、刘云瀚都有意投降，但他们谁都不敢挑这个头，也就只能跟着陈长捷遵从傅作义的命令，继续守城，等待北平和平谈判的结果。

在天津陷落前的最后关头，国民党空军司令部曾两次派来小型飞机，供杜建时“必要时使用”，但直到最后，杜建时都没有登上飞机。他本人后来这样解释自己选择不走的理由：

杜建时不走的原因除了上面所说的之外，天津工商界、金融界、知识界等一些知名人士纷纷找他，请求他千万不能撒手不管天津，否则，天津会大乱，倒霉的是老百姓。杜建时想自己也是天津人，决不能为了逃命而置家乡父老于不顾。

又一想，共产党的政策是首恶必惩，不杀无辜。于是他以市长的名义发出通知，从市府到各机关。团体、学校，把所有财产造册登记。在解放军进城后，杜建时同秘书梁子青把市府登记造册的财产全部交给了解放军首长。事实上，杜建时在被俘前所作的这一切，让他在1982年时，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定，摘掉了“战犯”的帽子。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杜建时被俘，原关押在保定，经过8年的学习改造，1956年春夏之交，全国各地在押国民党高级战犯集中到北京，杜建时是其中之一。

当杜建时得悉要到天津参观的消息时，兴奋得奔走相告，喃喃作语。天津是他的故乡，是他的城市，虽然谈不到落叶归根的快慰，喝一口海河水，也可以甜他一阵子。可是，只有走出天津火车站，他才想起焚烧宜兴埠、构筑城防工事、推行“戡乱建国”、参与美蒋勾结，以及诸如此类的、发生在天津的、和他有关的事。

杜建时是低着头、夹杂在其他犯人中间回到他的母校的。走进礼堂以后，也是双手托腮、两眼望地。他之所以这么做，并非想到自己没给母校带来荣誉、并非有感于自己的名字曾跟周恩来连在一起，他只是想到了自己曾经下令逮捕南开的革命学生。

那一幕，是真的让他无地自容。

他告诉范汉杰：“我派十辆车来接你也没有用，天下的路，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

1963年，杜建时获特赦，时年57岁。同年与小他十岁的画家李念书女士结婚，此后杜建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1989年11月7日，杜建时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