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各级文武官吏早已将“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的道德理念抛诸脑后，捞钱成了他们为官的必备守则。不管是在京的，在外的，又或是带兵打仗的，几乎没有一个不嗜财如命。可被誉中兴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却是个另类，他在京为官十二年，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到了最后也没留下个像样的家当给子孙后代。
曾国藩有很长一段在京为官的经历，为期十二年。早在他还是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曾发下过“不靠做官发财”的铮铮誓言。不过那时的曾国藩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京官，俸禄低不说，更无捞钱的机会，如此信誓旦旦似乎有点放空炮的味道。
然而自咸丰二年开始，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这就意味着要带兵打仗，清代时，带兵就是最好的发财途径之一，全国上至将军、都统、提督，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等武官，哪一个是靠着俸禄吃饭的，都会乘机吃空额，在奏销时以少报多将国库的钱落入私囊。
曾国藩组建湘军后，虽然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但只要他伸手，机会也是一大把。不过，曾国藩确实不简单，他刚出山的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公开给湖南各界写了一封信，说他带兵的原则就是“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
其实，曾国藩不是不爱钱，只不过他的自制力比较强，他的愿望也是要做一个“完人”，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在操守上，都要给湘军树立一个好的榜样。早在京城任职兵部侍郎的时候，曾国藩就意识到大清八旗、绿营的种种弊端，而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为将者贪财，为兵者怕死。
因此，曾国藩总结出一条铁律，他认为士兵对将军服不服气，主要有两点：一是打仗敢不敢冲在前面，二就是看贪财不贪财。只有自身清廉，士兵才能服气，打仗时才能听从指挥。
咸丰五年，曾国藩给在家主持家务的曾国潢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命果应富，虽无私产亦必自有饭吃；命果应贫，虽有私产，亦仍归于无饭可吃。兄阅历数十年，于人世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
曾国藩的意思很明确，不必留钱财给子孙后代，如果他们争气，即使不留也有饭吃，如果不争气，就是万贯家财也无济于事。当然这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曾国藩从家庭教育这个角度出发，生怕败坏了世代耕读的家风。
尽管曾国藩没有利用各种公务之变为自己谋私聚敛钱财，可作为节制四省军务的两江总督本身就是个高收入的职务。自雍正朝开始设立养廉银制度后，两江总督的收入在封疆大吏中数一数二，每年至少有数万两银子。而且曾国藩也从不将自己说成是一个清官，他很懂得官场的潜规则，对于那些被法律认可的灰色收入也是照单全收。
这类法外收入即我们熟知的陋规，基本上是下属孝敬上级的各种名目的“敬”，这笔收入比正式工资要高很多，几年下来少数也得有数十万两。那么曾国藩的这些钱又到了哪里去了呢？说出来各位恐怕还不信，曾国藩将这些钱主要用于充作军饷和地方公益事业了。
咸丰七年的时候，曾国藩在写过弟弟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就提到：“余有浙盐盈余万五千两，余嘱咐其解交藩库充饷。”这笔一万五千两的银子本来可以归他个人支配的，但是他交给了浙江布政司藩库当作了军饷。当然，这样的例子很多，不多说明。
还是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几次三番提到，要求他将剩下的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因为战火所到之处，百姓流离失所，他让曾国荃见到这些百姓后，都要尽力量帮助他们，给的时候还不要留下姓名。
其实，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湘军的名声并不很好，各级将领都靠着打仗发家致富，他们每攻下一个城池，都会掠夺大量的金银珠宝，因此时人说：“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等到攻克金陵后，这些湘军将领们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一船一船的银子通过长江运往了湖南老家。
难得的是，作为湘军的最高统帅曾国藩一直保持着清贫。在《曾国藩家书》中记载说，咸丰八年时因为曾家兄弟有不少已经发财了，曾国藩要求分家。分完家后，曾国藩得到了一座小宅院，此外还有五十五亩地。
曾国藩去世后，家人清点的现银仅有一万三千多两，这些钱全部用在了丧事上。而且曾国藩生前还嘱咐下属、友人来祭吊也一律不收银子。可以想见，一个小院子加上五十五亩地就这点家产顶多算是个富农。看来，曾国藩终其一生确实履行了他“不靠做官发财”的这句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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