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位女副总理吴桂贤去世了。凌晨五点五十八分，一个普通的清晨，却突然带走了属于她的传奇。方寸之间，一条讣告在微信上发布，沉沉地落在深圳这个忙喧的城市——87年的人生，最后的告别，定在了五月的第一天。

你说人生是不是总会和我们开点“意料之外”的玩笑？一个家有九口孩子的农家女孩，从小命里就没太多“顺”，三岁那年还得跟着家人逃荒，到哪里去都只是暂住——别的同龄孩子也许还在自己家院子里折纸，她已经去“姨妈家”干杂活了，有时帮着带孩子。那会儿她大概还分不清什么叫命运，只知道自己是家里的“老大”，能帮一点是一点。

她父亲算是村里能识字的，给粮店记账，但架不住孩子多，家里碗都不够分。母亲就一副苦命相，成天在锅边灶头转悠。吴桂贤从小稳当，细心，也不咋吭声，有时候还被夸一句“懂事”。可懂事的人，往往先得会扛事。

到了1951年，听说隔壁省要建新中国的第一个国营纺织厂，公开招工，各路人都往咸阳赶。吴桂贤那年其实才13岁，想去报名，可厂里规定必须16岁以上。她瞒了三岁，硬撑着说自己够年纪了。人家一看就知道她不满16，却也正是这个不服输的劲头，打动了招工的领导——这姑娘倔，可见干活也不会马虎。

有时候真得感谢那点“没讲理”的勇气。否则，后来哪来这一串的故事呢？

进了纺织厂，吴桂贤混在一帮工人里，最初啥也不会，但手脚利索，学得快。有一种人，从不满足于“过得去”，什么活都要自己试到最好。她就是这样，厂里哪有技术难题，她就凑过去琢磨，哪怕连轴转也没叫过苦。有段时间，她还进了全国闻名的“赵梦桃小组”，赵梦桃是顶尖的劳模，八大代表，大家都知晓。本来她比赵梦桃还小三岁，被破格选进小组，领导让她带着党小组长，让赵梦桃负责工会。

那几年，两个人没日没夜泡在车间和技术室里。你要问，她们忙什么？主要就是攻克纺织机的毛病、提高出厂率，说的直白些，手上起泡、衣服油污都是家常便饭。从来没有什么“干部”架子，一个个的，累了就在车间歇气，笑着跟姐妹们开玩笑，说棉纱比人生还容易理清。吴桂贤和赵梦桃，算是一起扛下了那些难熬的夜晚。只是，世事难料，赵梦桃后来生病走了。吴桂贤没说什么废话，光是带着姐妹们继续顶下去，把悲伤憋在心里，一年年都做出了全厂最好的成绩。

这些年，厂里每逢表彰，标兵名单里总少不了她。到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是咸阳国棉一厂的副厂长了。工人们都知道，这女人带的班，没一句假话，遇事能豁得出去。其实当时社会也有点动荡，很多老干部下岗，一片乱哄哄。领导让她去北京学习，她常常把毛主席、周总理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记进笔记本——回来以后，面对那些激烈情绪，她也只是说“照章办事，不能乱来”，硬是保住了好几位经验老干部没被整掉。这个细节，后来被不少人记在心里。

再往后，她一路被提拔到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各类先进典型。到了1975年，全国人大要从劳模工人里挑一位女副总理，上海的王秀珍有人推荐，不过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点了吴桂贤的名字。这个过程细琢磨也有戏剧感：工人出身，没别的官衔光环，光凭一份踏实劲儿。她自己根本没想过能被选。头一次被叫到北京，见到周总理，她紧张得什么都快忘了。推来推去，说自己“不够格”。周总理就像在哄小孩：“谁一生下来会干副总理啊？我也边干边学。你还得经过人大的选举呢。”那会儿，她其实心头还是打鼓，但你也知道，人生很多事全靠走一步看一步。

等全国人大选举那天，她穿了那身最整洁的工作服，结果真的被选上了副总理。37岁。全国上下都炸了锅，一时之间“女工当上副总理”成了稀罕事。可你猜，她在北京工作，每月工资还是工厂那标准，76块钱美滋滋，四舍五入还是“打工人”。人大会堂开会，茶水要交两毛钱，她每次都喝白开水，没觉得自己和谁不一样。其实说起来，这种人反而最有意思：职位再高，还肯和工人打成一片。回来上班还是挡四台车，体力活一把抓。工人们背后常笑，“桂贤姐还是那个桂贤姐。”

到了“特殊年代”过后，她主动跟中央说要回厂继续当工人。不少人觉得，她怎么那么轴，副总理还回来干纺织？可她一回咸阳国棉，刚放下行李就要上夜班，她丈夫王振涛劝“歇两天”，但吴桂贤就不听，穿上旧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进了车间。后来在党委书记、工会副主席、厂领导等岗位，都还是一把干到底。

其实她和丈夫王振涛的感情也是一出好戏。一个山东人，军事科研出身，属于那种“不闹腾”的男人。孩子们在深圳大学毕业，工作也安稳。吴桂贤什么事都想着大家，有好机会也不自己“拔高”，每次分福利、机会都先让年轻人。夫妻俩相互激励，偶尔有点争执，却又总能拱手相让，像极了那代人的婚姻模式：忠厚、互帮、彼此包容，是柴米油盐底下的温情。

说起来，吴桂贤南下深圳也是个转折。当时深圳改革刚开路，副市长朱悦宁来陕西考察，很赏识她。这机会其实挺突然：她随口答应了去深圳，可事后很犹豫。王振涛刚从西欧考察回来，一口气劝她：“外面的路更宽，去闯闯也好。”这样，她带着一家人南下，刚到深圳那会儿，鸿华纺织厂还在建设阶段。她住两室一厅，八个工人挤在一起，有时自己下厨房做饭，买菜也自己跑腿，大企业落户名额紧张，她和市里相关部门“磨嘴皮”，最后不仅要到指标，连宝安县领导都被她的责任心打动，一口气把落户指标提升了几十个。

在深圳这些年，她坦坦荡荡做人，业务里外都一把抓，广受尊重。去新疆谈材料合作，有人知道她是前国务院副总理，业务上直接“开绿灯”。老乡来深圳创业，她总是帮忙牵桥搭线。企业刚起步时，她丈夫和孩子也都搬到南方，说不清谁照顾谁，反正关键时刻一家人绝不掉链子。晚年过得称心，孩子们婚姻稳定，老公也性格温吞，日子有苦也有甜。陕西修缮黄帝陵，她捐了大半存款，平时省吃俭用，钱都投在了实际项目里。

她去世的消息传开，网上一片怀念。有人夸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有人说她是好干部、好党员。其实对熟悉她的人来说，她既不是多么“伟岸”的人物，更像家里那个能扛事、敢说话的长姐，始终在最需要她的时候站出来，帮着大家把难题一项项扛过去。

人的一生总是夹杂着“意外”和“必然”，像吴桂贤这样，从纺织厂女工到副总理、再到南下创业，每一段路都不是固定的。她用自己的经历，拧成了中国普通人的种种可能。到头来，似乎也没什么人生秘诀，顶多是“能吃苦”+“不怕说话”吧。

遗体告别仪式马上要开了。你说像她这样的“拼命三娘”，是不是一晃就变成了照片里的微笑？有人说，时代会记住她。我想，那些被她帮过、被她鼓励过的人，心里知道，桂贤姐其实没走远——只要肯认真往前走，她就一直在故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