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的第二个冬天，北平前门箭楼的灰砖缝里全是冰碴子，一辆插着膏药旗的黑轿车嘎吱一声停在了八大胡同口，车门一开，下来的不是日本宪兵，是那个伪北京特别市公署的社会局局长冷家骥，这人留过洋，却给日本人当了“维持会长”，他夹着个公文包，里面是刚盖完章的《乐户营业取缔规则》，说谁愿意登记缴税，就能领“营业许可证”，宪兵队还给“特别保护”，这消息跟瘟疫似的传开了，妓馆老板们连夜就把红灯笼换成了新的纱灯，灯罩上印着“官许”两个字，一排排挂在胡同口，把雪地都映红了。

1938年2月21号，正式贴布告那天，冷家骥自己跑来剪彩，剪子一落，鞭炮就响起来，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官酒井隆用不咸不淡的中国话宣布，“今日起，八大胡同为大东亚共荣服务”，人群里，那些穿灰布棉袍的老百姓都低着头赶紧走，就几个穿貂皮的汉奸在那鼓掌，当天夜里，一下就新开了六十七家妓馆，红灯笼从珠市口一直挂到天桥，比打仗前最热闹的时候还多了两成。

那红灯背后，就是“花捐”，伪政权给皮肉钱起的个好听名字，1939年算总账，这笔钱占了全市财政收入的27.4%，就比盐税少一点，为了把指标搞定，伪公署就默许了“包税人”制度，谁能一口气把全年的税都交了，谁就能拿到一条街的经营权，南城有个叫“花豹子”徐世昌的地痞，他拍出七万银圆，换来了珠市口到天桥两条胡同的“独家保护”，他把原来各处零散的暗娼全都赶到这两条街上，门口挂上白底红字的木牌子写着“官许”，进门先收两毛钱，出门再收两毛，姑娘接一次客，先要被老板抽走三成，再被“花豹子”抽走两成，最后还得给宪兵队交“茶水钱”，一个十六岁的姑娘得接三个客，才能攒够钱买一包大婴孩粉，却连一块杂合面饼都买不起。

更阴毒的是搞“艺妓培训”，1939年深秋，伪社会局弄出来一个《艺妓培训纲要》，把煤市街南口的大舞台指定成“教室”，每个礼拜三、礼拜六下午，那个酒井隆穿着和服，亲自在台上示范“媚声九调”，什么嘴唇张开三分，舌头顶着上颚，还配着三味线的录音，台底下坐着穿军靴的日本尉官、梳着油头的新贵翻译，还有些被迫过来“观摩”的中学音乐老师，三个月以后，这批录音就被送到了保定、天津的前线，给日军的“慰安所”里循环播放，录音里，北平少女的哭声被抹掉了，只剩下三味线沙哑地哼着《何日君再来》。

1940年春天，伪妇女会贴出招“家庭工艺传习生”的告示，说是教刺绣、编织，可地点却是在韩家潭的“春艳院”，二十多个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就这么被专车接走了，三天后送回来，每人发了一件湖蓝旗袍和一个烫金的会员证，证上印着“华北新民会少女服务队”，背面却写着“凭此证可代付茶资”，知道内情的人说，这些女孩很快就被送到了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专门陪日本军官跳舞，跳完舞就直接上楼，不到半年，就有四个人怀了孕，被秘密送到天津日租界的“同仁会”医院堕胎，其中两个人因为感染死在了手术台上，就给埋在了西便门外的乱坟岗，连块木牌都没有。

沦陷区的报纸就成了这场淫化政策的遮羞布，《新民报》开了个叫“花事杂咏”的专栏，用旧体诗写什么“海棠着雨”“芍药笼烟”，配的图却是半裸的照片，日文的《京津日日新闻》还连载“北京名花列传”，按照姿色给姑娘们排名，最后还注明“拿着本报的剪角可以减价三角”，有个叫方奈何的有良心的编辑，在《实报》副刊的夹缝里写了篇杂文《哀姊妹》，里面说“国破山河在，花残不忍看”，报纸当天就被宪兵队给没收了，人也被抓进了沙滩红楼，灌了辣椒水以后就押送到保定，从此再也没了消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前线吃紧，后方的“慰安”需求一下子就多起来，伪北京特别市公署干脆出台了《女子勤劳奉仕条例》，规定凡是十七岁到二十五岁没结婚的女子，都必须到指定地点“奉仕”三个月，要是过期不去，家长就按“反抗日协力罪”论处，东四牌楼有个小学教员叫林淑兰，她拒绝报名，结果被当众剃了阴阳头，她的父亲林慕唐被吊死在煤渣胡同口示众，到了1942年11月，伪警察局统计，“奉仕”的人数达到了四千二百三十七人，其中将近一半都是在校的学生，年龄最小的才十四岁半。

色欲的背后，是系统性的掠夺，妓馆必须用日元结算，宪兵队每个月都按汇率的差价抽“汇水”，嫖客喝醉了酒常常丢下军票，第二天就有人拿着票到前门火车站去兑换洋面、白糖，更隐蔽的是，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部把“花柳病统计”列为情报，每个星期汇总一次，看哪个部队的感染率高，就暗示它的战斗意志衰退了，需要调回国内，这种把性病当作战力指标的做法，连关东军都看不下去，曾经发密电要求“节制”，却被华北方面军用“支那特殊民情”给顶了回去。

1943年夏天，美军飞机第一次空袭北平，南城一片火海，八大胡同的红灯被气浪掀翻，火星落在绸缎门帘上，烧出一条焦黑的口子，妓女们光着脚逃命，怀里还抱着日本军毯和牛肉罐头，那是昨天晚上刚得到的“赏赐”，大火过后，伪公署又在废墟上搭起了简易的板房，挂出“复兴乐户”的木牌，继续征税，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那个晚上，一群从良的妓女悄悄摸到西直门外，把那块木牌劈成了柴火，煮了一锅粥分给逃难的孩子，木牌上“复兴”那两个字，在火光里扭曲成了再也认不出来的焦痕。

战后清算，伪北京特别市的市长余晋龢在供词里承认，“淫化政策”是奉了南京汪伪政府和日本特务机关的双重指令，目的有三个，一是拿肉欲消磨中国青年的志气，二是用“花捐”来筹措占领经费，三是通过性病的传播来削弱中国人口的质量，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法庭外面聚集着几百名曾经被逼为娼的妇女，有人当众扯开自己的衣领，露出胸口上用日文刺的编号，哭声震天，那块被劈成柴火的“复兴乐户”木牌，后来被人捡了回去，半截刻着字的被送进了北京档案馆，另外半截就埋在了老墙根下，年年雪落，年年草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