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包含了三方面特点：一是“交易型领导”风格，即注重短期可衡量的收益，不惜牺牲长期总体利益；二是“杰克逊传统”，即扩张主义和民粹思想；三是美国两党共识，即遏制打压中国。随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启，中美博弈将加剧，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权力格局调整进程中的积极参与者，全球地位显著增强。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不可能继续由美方单独定义。

作者：埃弗·肯·古尔肯 (Efe Can Gürcan)，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客座高级研究员

1月20日，总统特朗普将正式就职，开启第二任美国总统任期，此时恰逢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最动荡的时期。当全世界都在猜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可能会如何塑造美国的外交政策时，有一个问题显现出来：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特朗普是会像第一任期时那样继续采取对抗性策略，还是会做出调整？

为了更好地预见未来，我们有必要看到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每个方面都值得好好研究：一是“交易型领导”风格，二是“杰克逊传统”，三是利用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等领域的优势不断发展。

一种普遍观点认为，特朗普的领导风格本质上是“交易型”的，交易主义是他第一任期的特点之一。他热衷于短期、可衡量的收益，往往以牺牲长期战略或联盟总体利益为代价。他把达成交易放在第一位，而不是连贯的政策制定和意识形态承诺，利用不可预测性来为谈判“生造筹码”。

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特朗普时而发表充满敌意的指责，时而发表出人意料的赞扬。这种看似飘忽不定的行为就是一种交易策略，为的就是让对手摸不着头脑，最大化地发挥自己手中的杠杆作用。特朗普的做法包含了“高点锚定”和“边缘策略”的元素，这种策略的特点是设定极端要求，突破可谈判的界限。他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60%的关税就是一个例子。

在TikTok问题上，特朗普的态度从提议封杀到反对限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正是体现了他的不可预测性，反映了他把问题作为谈判筹码的一贯做法。同样，他威胁要“重新夺回”巴拿马运河，表明他为了短期利益不惜升级争端，这往往模糊了谈判和挑衅之间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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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交理念的角度来看，特朗普的风格往往被认为是继承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杰克逊传统”。这里的杰克逊指的是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他是一个有着拿破仑式扩张野心的奴隶主、对印第安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暴君。特朗普把这样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政治偶像，在他眼中，自由贸易、国际合作和多边协议都是对美国的约束。

特朗普对“收回”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等领土的关注，与当年杰克逊的扩张主义遥相呼应。杰克逊通过购买土地的方式寻求领土扩张，向墨西哥提出购买当时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但遭到墨方拒绝，于是他暗中支持美国南部奴隶主，在得克萨斯境内策动武装叛乱，使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而独立。杰克逊政府还在苏门答腊岛动用海军来投射美国力量，确保美国的利益。他的这一战略和今天特朗普的民族主义野心如出一辙。

似乎正是出于杰克逊式民粹主义，特朗普接连做出了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批评北约“过时”，以及他为什么反对多边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支持双边协议。特朗普针对中国也发出过不少民粹主义言论，比如将中国称为美国知识产权的“小偷”，更是反映了这种杰克逊主义。此外，在特朗普主义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从反恐转向了同所谓的“修正主义大国”（尤其是中国）的长期竞争。这样一来，同中国打贸易战、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打压华为等中国科技企业的行为就变得合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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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特朗普特立独行性的风格和民族主义不谈，他的对华政策还与美国两党更广泛的对华共识保持了一致。这种共识早在本世纪头十年，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之前就出现了。当时的美国政治精英就开始将中国的和平崛起视为战略威胁。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始，随后又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时期继续扩大和加强。

在奥巴马的“重返亚洲”基础上，特朗普于2017年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才有了后来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等联盟机制，并推动了在中国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2018年，美国通过了《更好地利用投资带动发展法案》（俗称“建造法案”），成立了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特朗普的对台政策也成为其对华战略的基石，包括对台军售正常化、通过“台湾旅行法”，以及促成高层外交往来等。

特朗普的许多做法在拜登时期继续扩大，包括加大对中国的关税和制裁力度，提出“印太经济框架”倡议，发起了“芯片四方联盟”，并与澳大利亚和英国达成了AUKUS安全协议。过去三届政府反映了美国两党共识，即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地缘政治挑战，因此无论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如何，中美竞争延续是肯定的。

最后，从特朗普的内阁人选和竞选捐助者名单也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的强硬立场将继续下去，这也强烈反映了两党共识。他的主要竞选“金主”，如赞扬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蒂莫西·梅隆，以及倡导美国在太空探索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罗伯特·毕格罗，都与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议程保持一致。而埃隆·马斯克的立场则稍显微妙：虽然他反对美国提高关税，主张同中国保持商业联系，但中国通过自主创新，降低了对特斯拉电动汽车和星链的依赖，可能会让马斯克感觉愈发“不爽”，让他与特朗普走得更近。

特朗普的内阁人选更是个个展现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候任副总统詹姆斯·戴维·万斯、国务卿候选人马尔科·卢比奥和候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茨是铁杆反华鹰派，他们主张采取诸如禁止中国电信设备、武装台湾，以及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准备等措施。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爱丽丝·斯蒂芬尼克曾指责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还呼吁切断中美学术合作。候任防长皮特·海格塞斯和候任中情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则专注于遏制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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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两党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与特朗普第一任期相比，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改变了，因为中国的全球地位已经显著增强。经济上，中国制造业、绿色科技、人工智能等战略性产业取得了重大进展，“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东南亚和欧洲等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军事上，高超音速武器、海空军水平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中国对抗美国扩张主义的能力。外交上，中国与俄罗斯、伊朗和沙特等国进行了多元化的多边接触，挑战美国围堵中国的努力。如果对中国不断发展的实力没有细致入微的了解，单靠强硬手段就想遏制打压中国可能很难奏效。

特朗普重返总统宝座可能会加深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对抗，但这种对抗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外交领域的显著进步，确保了它在全球权力调整的进程中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跟随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虽然在制度和理念维度，美国干扰破坏中国和平发展政策是连贯的，但特朗普不可预测的交易风格却是个变数，对此中方已经做好了应对准备。

说到底，特朗普第二任期究竟影响几何，不仅取决于他如何平衡自己外交政策的以上三个方面，还取决于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在这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美关系即将谱写的最新篇章可能会重新勾画出全球力量的格局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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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责编：宋平 栾瑞英

编辑：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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