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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萨宾娜和《素食者》中的英惠，都对生活不满，也都进行了反抗。

萨宾娜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画家，她拒绝承担生命的重量（责任、承诺以及我们中国人都爱强调的归属感）；英惠则是韩国的一个家庭主妇，长期扮演着妻子、儿媳、妹妹等角色，她的生活被社会规训（婚姻中的义务、家务劳动、性别期待等）所束缚，身体精神都处于麻木的“正常”状态，她被丈夫形容为“普通到毫无特点”。

她们的反抗都始于一个轻盈的姿势，萨宾娜摘下贝雷帽的瞬间与英惠推开盛着肉的餐盘的刹那，如同两片不同经纬度的落叶，开始在各自命运里翻飞。昆德拉选择让萨宾娜的帽子在虚空里划出抛物线，而韩江则让英惠盯着瓷盘上凝固油脂，看见“无数道栅栏在肉色纹理间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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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宾娜的行李箱总在震颤，拉链齿间卡着布拉格的雪和日内瓦的雨。她背叛父亲对她人生的规划、背叛情人们沉甸甸的期许、背叛祖国深情的抒情诗。她就像湖边的一叶扁舟，任意东西。

她尤其厌恶宏大的叙事（意识形态、主义游行、宗教仪式等），她认为这些都是对人类真情实感的粉饰。她和因相似的“轻”而彼此吸引，他们都追求身体的自由和情感的疏离，但萨宾娜更彻底地践行“背叛”。她和弗兰茨相爱，弗兰茨试图将萨宾娜塑造成一个反叛符号，萨宾娜清醒地看穿了这种虚伪，选择了离开。她还在画画中通过破坏来揭露世界的荒诞。

而英惠的抵抗是向内的坍缩，像被暴雨浸透的纸灯笼，在黑暗里蜷缩成倔强球体。当父亲、丈夫都在强迫她吃肉，“吃吧，这是为你好”。她闭紧了嘴，她的坚持最终刺破所有坚硬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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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里的萨宾娜解开衬衫纽扣，在托马斯的镜头前，每一寸肌肤都是自由的宣言。在萨宾娜看来，存在的轻盈是不断地减重，就连墓碑都可以变成可拆卸的积木。而英惠的皮肤下正在爆发寂静的革命，青色血管蔓延成地下的沉默根系。她用倒立的方式，希望长成一株树的形状。

最终，萨宾娜的火焰在苏黎世公寓里静静燃烧，灰烬中升起不妥协的青烟。孤独是自选的勋章，别在她这个流浪者的大衣上。而英惠疯长的枝桠，被剪掉，如同修剪“不正常”的棱角，她的树化症是反向地飞行，当天花板垂下藤蔓般的输液管，她把自己种进了精神病院的盆栽里。

可是，萨宾娜的“绝对自由”导致她与世界隔离，甚至无法找到生存的意义。完全拒绝生命的重，可能会因过于轻盈而陷入虚无。而英惠的沉默，即是反抗，也是崩溃，她的自我毁灭并未终结暴力，她的丈夫、姐夫甚至试图帮助她的姐姐，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新的施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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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宾娜的行李箱在记忆的深处里咔嗒作响，英惠手背上的静脉隆起碧绿的藤纹，两种不同的叛逃或许是千百年来很多女孩选择的路径。想起《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想起《祝福》里的，甚至想起最近带着孩子一起跳水走向另一个世界的年轻妈妈……

现代女孩不必学萨宾娜永远流浪，也不必像英惠彻底疯癫。真正的叛逃往往发生在秩序的缝隙。就像《红楼梦》里的黛玉和宝钗，黛玉在大观园里葬花，和宝玉偷偷进行着一场甜蜜的恋爱，而宝钗则在晨昏定省的间隙读书写诗，有时在春光明媚里扑一回蝶，这些微型暴动就好像混凝土里的菌丝，最终会让我们的人生困境长出裂纹。

也像说的，人生没有一种局面是完全不愉快的，有害无利的——只要我将讲话当做笑话看待。

作者：樵髯，民国女子专栏作者，热爱红楼的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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