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块来自明朝的信符和一块沉睡千年的唐代界碑重见天日，两块文物共同指向麦克马洪线，关于印度边界，历史文物给出了答案。

中国学者高志凯在电视辩论中一句“我们也能沿恒河划线”的言论，引发印度舆论海啸般的愤怒与恐惧。

印度网民疾呼“西藏当属印度”，然而此时部分中国学者却暗贬高志凯的“恒河线”过于随意，力捧英式麦克马洪线至少按山脊划分。

尘封的明朝信符同时指向恒河流域时，谁还敢说中国历史在这里没有的资格与此评说？

恒河天竺北界石和明朝符令，这里曾归古代中国管辖！

对于中印边界的舆论争议，来自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高志凯参加了一场中印对话节目。面对印度代表执着地引用1914年英国殖民者“用铅笔在地图上随便画的”麦克马洪线作为所谓“法定边界”依据，高志凯一针见血地反诘：“殖民者画的线算数？那我们今天在恒河画条线，说整个恒河流域归中国，印度答应吗？”

印度代表瞬间情绪失控，甚至被描述为“气坏了，连线都断了”。

这一言论的组合，在印度国内引爆了前所未有的舆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极端言论，有网民高喊“整个西藏都该是印度的！”

印度一边抱着殖民主义那套东西（麦克马洪线）不放，一边对有历史根据的地理划分各种否定。

更值得深思的是部分国内观点，竟有学者以表面理性论调贬低“恒河线”，声称“麦克马洪线至少按山脊划分，恒河线太随意”。

如果自己人都开始贬低自己，谁还会尊重先辈用血肉守护的土地？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网上开始流传一份珍贵的考古传闻。

印度恒河，当地民众与考古人员清理后惊奇地发现，石面上镌刻着清晰可辨的汉字“天竺北界”。经网传消息初步判断，这块界碑“字是中国古代刻的，大唐年间的东西”，虽历经沧桑，石头很旧，但字迹还能看清楚。

这个“天竺”即古代印度核心区域的称谓，此碑标记虽然非常清晰，不过对于这块碑究竟是真是假，仍然有待考察，毕竟这块碑出现的实在巧合，又经过各种真假评说，很难确定其真实性。

不过关于唐朝对印度的这块历史，确实有真实记录存在的。

公元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正值大唐鼎盛。唐太宗李世民派遣使团出使天竺，时任正使便是王玄策。然而，当王玄策率团抵达当时天竺核心区域时，遭遇了剧烈政治动荡，中天竺老王去世，权臣阿罗那顺弑主篡位，并对唐朝使团发起突袭。

据《资治通鉴》记载，阿罗那顺的军队“杀王玄策的手下，抢夺了财物”。王玄策本人幸免于难，他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外交才能，单枪匹马向北疾驰，向吐蕃借兵。

他成功从吐蕃借得1200精兵，从尼泊尔调来7000劲旅，合兵8000余众，迅即挥师南下直捣黄龙。

王玄策率联军势如破竹，“直接打到恒河边”，彻底击败了篡位者阿罗那顺的大军，并一举将其“俘虏”，同时被俘的还有“二千多人，牛马二万余头”。

王玄策押解着俘虏和战利品凯旋长安，因立下“一人灭一国”的旷世奇功，被唐高宗封为正五品的朝散大夫。这段史实在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上得到了明确印证，碑文详细记载了王玄策这次传奇远征。

“天竺北界”碑的落点正在于此，它不仅标识了大唐军事力量的实际控制或影响力范围的南缘（直抵恒河），更深刻揭示了唐朝对整个青藏高原以南、恒河以北区域的强大支配力。

永乐信符，中国印记

如果说唐代碑石证明了华夏力量在恒河流域的存在，那么收藏于印度阿萨姆邦的明朝底马撒宣慰司信符，则以不可辩驳的形态揭示了古代中国对喜马拉雅山南麓印度东北部领土行使管辖权的确凿历史。

这方信符绝非普通器物，铜质鎏金，高22.5~23.5厘米，重870克，显尽威严。铭文正面中央为楷体大字“信符”二字；左上侧刻“永乐五年月日造”小字，清晰标注制于明成祖朱棣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

铭文背面正上方为篆书“皇帝圣旨”，彰显至高皇权。左下刻“合当差发”，右下刻“不信者斩”四字，三列文字呈品字形排列。右侧下端刻“底马撒宣慰司”小字，标明归属辖区。

侧面刻有“文、行、忠、信”四字半体，中上部设有骑缝编号，采用复杂的阴刻/阳文配对技术。这是防止伪造、确保政令通达的精密设计。

底马撒宣慰司从何而来？它与阿萨姆邦有何关系？

长久以来，由于清代学者编撰《明史》时的失误，将底马撒标注在“缅甸勃固东南”。近代史学泰斗谭其骧在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沿袭了这一错误。但通过信符记载与地理、民族迁徙史交叉印证，其实际位置清晰指向：今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地区。

这块信符是20世纪初由英国学者古尔登(P. R. Gurdon)在阿萨姆邦焦尔哈德县(Jorhat)的阿洪傣(傣族后裔)王室后裔家中发现，成为颠覆史册的关键证物。

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统率30万大军南征云南。次年（1382年）平定全境，设云南都指挥使司和布政使司，命沐英世代镇守，并在偏远民族地区建立“三宣六慰”制度进行羁縻统治。

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朱棣派宦官杨瑄、给事中周让深入云南，招抚更西南“百夷”（傣族先民）部落。使团历经数月艰苦跋涉，从云南滇池进入百夷，长途跋涉几个月，才到达底马撒。永乐四年（1406年），与底马撒邻近的大古剌（位于今缅甸勃固地区）酋长泼的那浪派遣庞大代表团随明使前往南京朝贡，并代表底马撒等部落向明朝表示愿意归附，请求设置官府统领管理。

永乐皇帝顺应其请，设立“大古剌”与“底马撒”两个宣慰司以及五个长官司。其中腊罔帕（腊罔帕）被册封为底马撒宣慰使。永乐五年（1407年）正是铸造这方信符并赐予他的时间。永乐六年（1408年）底马撒宣慰使腊罔帕亲自入京朝觐，贡马及方物，朱棣赐茶回礼，主从关系确立。

信符流落阿萨姆，指向其原主人腊罔帕的族群身份，傣（泰）族。 阿萨姆邦的主要民族阿萨姆人是13世纪从中国云南瑞丽(古勐卯)迁徙至此的傣族首领苏卡法所建阿洪姆王国的后裔。明初的底马撒政权，同样是由西迁傣族建立，并臣属于明帝国。明朝信符在此出土，彻底击碎了所谓“印度东北部与中华文明无关”的迷障。

1914年，英属印度殖民政府的代表麦克马洪爵士，仅凭一支铅笔，在西姆拉会议的地图上划了一条单方面的“边界线”，这便是麦克马洪线。其时，“印度还是英国殖民地，根本不是独立国家”。

这条线完全无视千年来的地缘政治现实和民族分布逻辑，更是对中国领土的公然窃取，印度以此为依据声称拥有中国藏南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土地。

阿萨姆地区的主体人群阿萨姆人，其根源可追溯至中国云南傣族（泰族）的迁徙，其文化与血缘与中华文明密不可分。

麦克马洪线正是这个大英帝国殖民工程的遗毒。而高志凯提出的“恒河线”，其依据是恒河源头在中国青藏高原的地理事实，是唐朝经略恒河的千年遗迹，是明朝信符在阿萨姆邦的统治烙印。它所代表的历史纵深与治理依据，远非一根殖民铅笔随意勾勒的线条所能企及。

恒河划线论”刺中了印度民众的两大软肋：其一，恒河源头在中国，5亿印度人的“圣河”命脉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其二，比地理依赖更致命的是，印度东北部主体民族阿萨姆人的根在云南傣族，其祖辈苏卡法于13世纪自瑞丽迁入的历史清晰可循，而中国明朝曾在此设置宣慰司、铸造信符的历史更是颠覆了其对“固有领土”的叙事。

这块土地的历史归属在永乐帝赐予的信符面前，容不得半分质疑。

沉默，或许是新德里眼下唯一能做的、最无奈却最安全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