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舟山沈家门。

一间拘留室里，空气凝固。

朱枫的指尖在皮衣夹缝里摸索，最终剥出的是金链和金镯，带着最后的体温。

黄金很重，超过二两。她看着它们，眼神里没有一丝犹豫。然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她将这些冰冷的金属分批吞入腹中。

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后的抗议，也是最后的自决。

但特务们的动作更快。

警报响起，门被撞开，她被迅速送往医院。冰冷的手术器械探入她的身体，取出了那些寄托着希望与决绝的黄金。

任务，失败了。

她被押回台湾。从大陆到舟山，再回到海峡对岸，咫尺天涯。

策划并指挥这场抓捕行动的人，名叫沈之岳。

他当时是保密局浙江站的站长。一张由吴石将军签发的特别通行证，成了最终的线索。这张通行证本是朱枫回家的船票，却因叛徒的出卖，变成了她的催命符。

蒋介石的怒火从台北烧到了舟山。

密令下达，沈之岳在舟山沿海撒开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四五十万军民，被一遍遍地毯式筛查。空气里都是紧张的味道。

朱枫就是在这张大网里被找到的。

法庭之上，灯光刺眼。

她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碎花旗袍，外面罩着深蓝色的毛线上衣。全副武装的法警站满了整个空间，气氛压抑得让人无法呼吸。

但她只是双手交叠，身体轻松地倚靠在栏杆上，神情镇定。那份从容，仿佛这里不是审判她的刑场，而是她家的客厅。

这场抓捕，让沈之岳在蒋氏父子面前，立下了天大的功劳。

他切断的，是当时我党在台湾最重要的一条情报线。吴石将军冒死送出的情报，包括台湾战区的战略防御图，金门、舟山的海防兵力部署，以及一份足以动摇国民党根基的……大陆游击战应变计划。

这些情报，曾被小心翼翼地送到毛主席的案头。

现在，这条线断了。

沈之岳这个名字，从此在蒋氏父子的信任名单里，排到了最前面。

时间，倒转回十多年前。

延安，风沙很大，窑洞前有一棵老榆树。

沈之岳，那时的化名叫“沈辉”，他发现树下多了一个记号。是一张折叠起来的烟盒纸。

他捡起来，展开。上面是用暗语写的两行字，约定第二天中午，在甘泉县的杜甫祠堂见面。

这是他和毛人凤约定的联络方式。

那一晚，沈之岳彻夜未眠。

去，还是不去？

延安的保卫工作，比他想象的要严密无数倍。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任何一个不寻常的举动都可能暴露。

这个突然出现的接头信号，是机会，还是陷阱？

天亮了。

他做出了决定：不去。

他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

几天后，消息传来，边区保卫处在延安附近抓获了一个形迹可疑的僧人。顺藤摸瓜，整个“汉训班”特务组织被连根拔起，三十多人落网。

那个约他见面的“同伙”，就在其中。

沈之岳的背后，瞬间冒出了一层冷汗。

一张烟纸，救了他一命。

他当初以教授助手的身份进入延安，表现积极，熟读马列著作，和同志们一起劳动，人缘极好。甚至得到了康生的公开表扬。

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戴笠给他的任务，是潜伏到核心。但延安的铜墙铁壁，让他无从下手。在中央机关短暂的收发工作，也接触不到任何机密。

最终，他被派往浙江敌后。

途中，他金蝉脱壳，恢复了真实身份。

离开延安时他明白，这里的红色土地，不属于他。

但戴笠依然重用他。能在延安潜伏那么久，最后还能全身而退的人，实在太少了。

下一个战场，是海岛。

大陈岛，风很咸，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

沈之岳站在岛上，已经是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在岛上。他们都清楚，解放军的炮火，随时会覆盖这个小岛。

失败的阴影笼罩着所有人。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日夜思念的，是奉化老家的祖坟。

沈之岳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派出心腹，冒着极大的风险，穿越层层封锁线，潜回浙江内陆。

任务只有一个：拍照。

奉化溪口，蒋母之墓、丰镐房、雪窦寺……一张张照片被秘密拍摄，冲洗出来，变成厚厚的一沓。

当沈之岳把这些照片放到蒋介石面前时。

蒋介石一张张地翻看，手指微微颤抖，眼眶湿润了。

从此，沈之岳成了蒋氏父子最信任的心腹之一。

解放军的进攻，如期而至。

张爱萍，担任浙东前线总指挥。一江山岛战役，是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

战斗结束得很快。

大陈岛成了孤岛。在美国的介入下，岛上军民最终得以撤离。

沈之岳和蒋经国，就在那支撤离的船队上。

几十年后，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深秋，落叶满地。

沈之岳和妻子住了进来。他患上了前列腺癌，已经扩散。他来北京，是为治病。

大陆方面提出可以承担费用，他婉拒了。

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面。

来的人，是张爱萍将军。

两个曾经隔海对峙的对手，一个是大陈岛战役的总指挥，一个是当年岛上的高级特务。

坐下后，沈之岳开口的第一句话，让在场的人都有些意外。

他说：来感谢不杀之恩。

指的是当年大陈岛撤退时，解放军没有追击。

张爱萍笑了。

他说，那你要感谢毛主席，如果是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一个历史的玩笑，成了这场世纪会面的开场白。

外界对这场会面有无数猜测。甚至流传出张爱萍为他写挽联的说法，说他是“一事二主，两边无伤”。

但张爱萍的夫人和罗青长的儿子都出面澄清：绝无此事。

沈之岳的身份，不是所谓的“双面间谍”。

那么，一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特务头目，为何能在晚年得到如此礼遇？

公安部长王芳曾透露一个细节：沈之岳在澳门活动时，我方曾有绝佳的机会将他生擒，但最后放弃了。

这背后，是对一个事实的默认：各为其主。

对待敌人和对待叛徒，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态度。

敌人可以成为争取的对象，而叛徒，只有被消灭的下场。沈之岳从一开始就是国民党的特务，他潜入延安，从未真正背叛过自己的阵营。

他是一个敌人，而不是一个从我方叛变的“叛徒”。

第二年，沈之岳在台北病逝。

他的一生，落下了帷幕。

真正的答案，或许朱枫烈士在法庭上那从容的神情，早已给出。

坚定的信仰，从来不需要用敌人的态度来证明其伟大。

而那个曾经的对手，在晚年能来到北京治病，这份礼遇，恰恰说明了一个国家的自信与从容。

这场跨越海峡的会面，比任何历史评价，都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