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非洲三十年战争"是非洲历史上一场充满痛苦的灾难。
苏丹、利比亚等国相继陷入其中，这场战争不仅深化了民族仇恨，还导致大量武器流入民间，对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宗教和民族问题不仅是引发冲突的直接原因，也是非洲国家独立后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这一问题的背后既有文明冲突的背景，也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
"非洲三十年战争"的历史再次彰显，非洲国家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和落后，更重要的是在发展过程中如何妥善处理好民族和国家构建的问题。
一、非洲三十年战争的背景与经过
"非洲三十年战争"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乍得内战的爆发，这无疑是理解整场战争的关键。
在1965年，法国结束了对乍得北部的军事统治，撤出博恩提三省，将该地区的控制权交给了托姆巴巴耶的军队。
在托姆巴巴耶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引导下，驻扎在北部的萨拉族军队起到了"占领军"的作用，激起了乍得北方穆斯林的反抗。
北方部族领导人和曾在托姆巴巴耶迫害下被迫流亡的高官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了以易卜拉欣·阿巴查为首的
“乍得民族解放阵线”。
到1969年，政府只控制了乍得全国大约100个行政区中的不到15个，乍得内战全面爆发。
正值乍得与苏丹关系紧张之时，利比亚的介入使本已难以控制的乍得内战变得更加复杂。在与埃及关系陷入僵局后，卡扎菲将目光转向苏丹。
1973年，利比亚军队进入奥祖地区，宣称根据1935年的《罗马条约》奥祖地区归利比亚所有。
随后，利比亚在奥祖地区建立了空军基地，设立行政管理机构，重新绘制地图，向当地居民发放居民证，并故意将发放日期提前。
从此，奥祖地区成为卡扎菲干预乍得的主要基地。1987年8月8日，乍得政府军再次集结优势兵力向北方进军。
由于卡扎菲军队缺乏训练且士气低落，在与乍得政府军接触后很快溃败。乍得政府军随后一举收复了被利比亚占领了14年之久的奥祖市及周边地区。
1990年11月10日，代比亲自率领2000余人的军队从苏丹达尔富尔越过苏乍边界，开始向乍得政府军的边界哨所发起进攻。
11月30日，代比的部队继续向西挺进，先后攻克了乍得军事重镇阿贝歇与首都恩贾梅纳。哈布雷逃往喀麦隆，结束了他的执政生涯。
代比上台后，两国同意将奥祖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进行仲裁。
1994年2月，国际法院做出判决，确认乍得对奥祖地区的领土权。乍得和利比亚随后均表示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
1994年5月30日，两国在奥祖地区举行了领土交接仪式。奥祖问题的解决不仅标志着卡扎菲的大利比亚计划破产，也为非洲三十年战争画上了句号。
“非洲三十年战争”的全过程显示，宗教和民族问题不仅是导致冲突的直接原因，也是非洲国家独立后必须应对的主要挑战之一。
站在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背后既有文明的冲突，也带有殖民统治的遗留。
二、文明的冲突
乍得与苏丹北部位于非洲萨赫勒地带，这一地区是非洲传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隔与交汇带。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三种宗教（将众多非洲传统宗教暂且看作一种范畴）在此相互交汇，而宗教之间的冲突性远远超过了融合性。
大约在公元8世纪左右，大批柏柏尔部落开始向乍得与苏丹迁徙。
到了10世纪前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这一地区的穆斯林人口迅速增多，并建立了一些伊斯兰政权。
这些伊斯兰政权颁布法律，鼓励中亚与北非的穆斯林移居到此，伊斯兰教在这一时期开始迅速传播。
在乍得北方，除了阿拉伯穆斯林各部族外，还形成了图布、加涅姆、卡努里、巴吉米尔、瓦达伊及及豪萨等新的部族或部落联盟。
他们都已阿拉伯化，并信仰伊斯兰教。乍得与苏丹北部的伊斯兰地区由此形成。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当伊斯兰政权试图穿越撒哈拉沙漠向南传播伊斯兰教时，他们遭遇到了当地居民的激烈抵抗。
乍得南部最早的原住民之一，萨奥人，组成了一系列部落联盟，共同抵抗来自北方穆斯林的侵略。
由于实力悬殊，他们最终被迫不断向南迁徙。最终他们到达了乍得湖以南的热带地区，这里雨量充足，土地肥沃，属于热带草原气候，非常适合农业生产。
萨奥人得以开始定居生活，并继续保持自己的传统习惯，拒绝伊斯兰化。
1900年后，乍得彻底沦为法国殖民地，与此同时，基督教的传播加剧了乍得地区的宗教冲突。
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法国在乍得南方积极推动基督教的传播，旨在在精神与文化上更好地控制当地民众，并培养自己的代理人。
亨廷顿曾指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是由差异性与相似性引发的。
三、殖民的遗毒
然而若仅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乍得乃至整个非洲大陆之间的矛盾，可能显得过于牵强。
因为殖民地内部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常常与殖民统治密切相关，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殖民统治的影响涉及不仅仅是文化问题，还涉及政治与经济问题。
正如弗朗茨·法农（FrantzFanon）所言：“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宗教将人民分成多个派别，挑起宗教社团之间的对立。这些宗教社团由殖民主义及其被其利用的人维持并加强。
在大陆范围内，这种宗教紧张关系可能呈现出最平凡的种族主义面貌，将非洲分为白人和黑人两个部分。
撒哈拉沙漠北部的人蔑视黑人，而南方的黑人则时刻提防‘从北方来的阿拉伯人’可能的入侵。”
实际上，殖民主义在结构上是分裂主义和地方主义的。
殖民主义者不仅不满足于观察到一个地区殖民地内各个部落的存在，还支持这些部落分裂，并通过殖民机制维持各个酋长原有的统治区域，有时甚至让即将灭绝的教团重新振兴。
换句话说，这些殖民者刻意在他们的殖民地范围内，试图分化那些本已存在矛盾的部落与群体，使其相互斗争和仇恨，有计划地将权力与财富集中在某个部族手中，加剧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
殖民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方式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为了扩大在乍得的影响力，法国殖民者故意将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与宗教信仰挂钩。
殖民统治优待某些地区，殖民地的经济没有纳入国家和整体。殖民主义决不会开发国家的全部。
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上，倾向于支持基督教的南方地区，导致南北方之间的发展水平逐渐拉开。
在殖民当局中担任下级公职人员的乍得人大多是基督徒，他们多数接受了法式教育，所学知识也是通过法语学得。
因此对于法国人的统治，他们不仅不反抗，反而大力支持，甚至引以为傲。
在殖民者抵达乍得之前，传统宗教与伊斯兰教的矛盾主要基于过去的历史原因，但法国人将其与现实利益挂钩之后，矛盾的根源变得更为现实。
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资源分配的标准，使本已激烈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1960年，乍得取得独立，信仰基督教与传统宗教的南方人上台执政。
南北方文化认同的差异在一个国家内部的共存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托姆巴巴耶上台后所采取的地区与民族歧视政策更加加剧了矛盾的升级，最终导致了战争的爆发。
四、结语
“非洲三十年战争”再次彰显了在后殖民主义时期，民族主义运动似乎很难超越种族和人种认同的挑战。
国家政权内外的团体都未能跳脱这些基于种族和人种的认同构建而困扰着他们。两个团体都受制于围绕种族和人种的争论。
实际上，若一个民族希望真正实现独立，就应该为建立一个充分尊重文化多样性的新国家而奋斗，创造一个有利于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民主条件，从而形成一个基于国家主义而非种族认同的民族认同。
社会资源和国家权利不应该只属于某一族群。
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非洲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应该在国家公民这一简单事实的基础上实现更大程度的团结。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独立”与“解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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