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伍子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后有勾践卧薪尝胆。
我国古代最早有着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围绕着“复仇”而展开。
而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大人物之间的快意恩仇，也体现了当时最朴素的法律价值观念。
以牙还牙，合情合理，在民间，仍然如此。
与奴隶制向封建大一统转变时的乱世重典、残酷刑罚相比，当时就已经有了异样先进的法律概念——“正当防卫”。
自古的正当防卫
西周，礼法兼用，也可以说是礼法融合不分，家族制制度下，家族之人替其他被害家人复仇都是礼法所应当遵循的内容。
在西周，不仅有“在遇到危害之时进行防卫”的思考，还有着“违背礼法或者受到侵害之后，是否可以复仇”的思考。
而复仇和防卫的区别就是在反击的时间段，复仇不限制时间，而防卫是要当场做出。
在彼时，防卫是被立法所允许的，无限制的复仇也是被礼所允许的。
《春秋公羊传》：
“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即父亲若是被无辜杀害，儿子被允许正当复仇。
但对于无限制的复仇还是有所限制，在父亲因为正当理由被杀害，比如被官府判罪，或者在行凶过程中受到伤害，那么儿子再去报仇，就应当被认定为“互相仇杀”。
而儿子去报仇后，对方的儿子也要再次复仇，如此一来，恩怨剪不断理还乱，无限制循环。
所以，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无限复仇逐渐被所抛弃，正当防卫逐渐完善。
中国古代最早的正当防卫概念还含有紧急避险的意味，《尚书》中主张“眚灾肆赦”，也就是在遇到重大灾情紧急处理，从而触犯了法律的话，可以赦免。
可见，不仅是在自身遇到危害从而反击侵害者，在遇到一定的危险的时候，行为波及到了无辜者也可以免予刑罚，但需要进行补偿。
眚灾肆赦只是一种法律思维，没有具体的执行方法，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关的程序和理解逐步颁布。
《周礼》：“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
在遭遇强盗、盗贼的时候，自身、财产与家人安全受到威胁，可以进行反击，就算是杀死也不犯罪。
对该条有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反击之后不用报官，意为鼓励“私刑”，各扫门前雪，一方面快速保护自身安全，另一方面也从一定意义上威吓了犯罪人。
对方可以直接反击且不用接受调查，犯罪人心里总归是有恐惧意味的。
另外一种是因为伤害来的过于突然，根本没有时间思考和报官，所以允许自我反击，但要在案件发生当时，也就是危险来临之前与之中。
可见，此条已经开始逐渐区分正当防卫与无限的报复行为，也正映了“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的思想。
控制无限制的报仇，鼓励当时性的反击。
保护私宅与孝道
在汉代，正当防卫不仅更加成熟，还加入了时髦的私宅“条款”。
《汉律》：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
即私闯民宅，进入别人的马车与船舶，准备着手进行犯罪行为的，在室内之人可以直接格杀并免于罪责。
此条有私人处所不可侵犯的意味，且可以看出条例严格，将闯入私人空间加犯罪意图作为了反击的要件。
也就是无论是能够伤人性命、健康，还是单纯求财的抢劫、盗窃，亦或者有其他“不轨”意图，就算不危及性命，也可以直接“反杀”，不讲究法益的相对性。
这种防卫实际上有过当防卫的意思，但在汉代为正当防卫。
此外，汉初无为而治，后又独尊儒术，对于孝的继承非常推崇。
“十年心事苦，惟为复恩仇；两意既已尽，碧山吾白头”。
唐贺知章所作此诗，写的正是汉代所推崇的一则复仇而无罪的故事。
主人公为董黯，其母亲被王寄殴打致死，董黯前去复仇，看到王寄的母亲也已年迈。
虽然王母经常数落王寄，王寄也十分叛逆，但王母无论如何也离不开王寄的照料。
所以，董黯决定忍辱负重，时刻不敢忘记仇恨，一直熬到王母自然病去之后，找到王寄，提刀复仇。
最终，董黯不仅没有被判刑，而且被邀做官。
由此可以看出，为亲人复仇，在汉代被支持，而且无论时限，不限制当时性。
汉代对于“血亲复仇”有着单独法文《轻侮法》，按照正常情况，为血亲复仇而“降宥”。
但对于董黯一案有特殊情况，即其在复仇之中还考虑到了对方母亲的状况，不仅孝且敬老，这种冤有头，债有主，祸不及家人的理性行为被当朝大为称赞，所以是免除了处罚。
集大成者
到了《唐律疏议》，一是自战国致隋以来的集大成者，二是现存最为完整，内容便于考究。
所以，我们能看到唐朝正当防卫中的考究与科学。
正当防卫规定在“斗讼篇”，斗讼主要是用来规制民间的斗殴，互相伤害的行为。
汉朝所支持血亲复仇，一时在民间掀起了复仇浪潮，无论是父母受到伤害，还是血亲受到侮辱，民间一般暴起杀之，受到处罚的少，多还被称为孝子。
所以无论事大事小，也许是一个小不敬，或者是误会，只要找到“孝子”的名头，就可以随意杀人，如此《轻侮法》也被批判抨击。
到了唐朝，对血亲复仇进行了规制。
“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至死者，依常律。”
血亲在遭受殴打的时候，子孙允许反击，但要有限度，如果没有把人打到肢体折伤，也就是轻伤，则按无罪。
但是把人打到残疾，需要比对正常斗殴的处罚而减轻处罚，如果把人打死，那么按照正常规定处罚。
之外，唐朝对防卫的尺度以及入室防卫都有所限制，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情节。
“诸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若知非侵犯而杀伤者，减斗杀伤二等。其已就拘执而杀伤者，各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
能在唐朝看到这样的法条，着实令人惊讶，首先无故入人家限定了时间为夜晚，也就是只有在夜晚私闯民宅才能“格杀勿论”。
而且要求主人“登时杀者”，也就是当场反杀，并非是追杀，如果将人赶出门外，或者对方已经逃出家门，无法再造成危险，即不允许继续追赶砍杀。
其次，对闯入者进行了限定，如果闯入并非是为了侵犯，主人是不允许直接砍杀的，如果床人者是老弱病残，比如难民，手无缚鸡之力，主人也不允许使用“格杀”条款。
由此可见，唐朝的正当防卫，要求及时性、危险性、防卫手段正当以及限度合理的性质，堪称现代诸多正当防卫条款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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