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山西，除了在宁武关遭到山西总兵周遇吉顽强抵抗外，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投降，监军太监杜勋、杜之秩投降，居庸关守军唐通、大学士李建泰投降，不到一月时间便从河南攻至北京。太监曹化淳哭道：“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

说到魏忠贤，这是明朝史上最复杂的一个太监，与王振、刘瑾之流不同，无法定义他是好是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魏忠贤是忠臣、能臣。基于这个观点，很多人认为，假如魏忠贤不死，明朝就不会亡，最起码也能续命几十年。 万历年间，朱翊钧怠政，奏章多不批阅，廷臣们开始结党，以过激言论抨击国政，并以此为荣，言官们利用风闻奏事特权，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大肆攻讦宰辅大臣，以此来卖直邀名。他们以吏部尚书顾宪成为首，因其创办了东林书院，因而被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之“党”并非近代政党，本质上仍然是朋党。东林人士借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之名，行包庇地主、为富商巨贾争利之实，表面上廉洁奉公、忧国忧民，实际上却是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嘴里喊着振兴吏治革除积弊的口号，却对明末饥荒的悲惨状况视而不见，对征款赈灾行为大加阻挠，以保护自身的利益。 东林党的存在，对皇权是一种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魏忠贤靠着天启帝的奶娘客氏上位，形成一股足以抗衡东林党的势力——阉党。阉党的存在对皇权来说是件好事，设立司礼监本来就是为了牵制势力庞大的内阁，而且阉党只能依附于皇权存在，是皇帝手中最忠实的鹰犬。东林人士尾大不掉，魏忠贤就成为皇帝手中的一柄利剑。

魏忠贤执政期间，对东林党展开残酷镇压，东厂缉捕人员四处横行，大肆缉拿东林党人，逮捕江浙人士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遵素、李应升等，除高攀龙投水自尽外，其余人均死于狱中，因而引发苏州百姓暴乱，颜佩韦等五人被处死，《五人墓碑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魏忠贤倒行逆施，搞得海内天怒人怨，但不得不说，他是个能做实事的。他忠于天启和崇祯，凡是皇帝的诏令，都能脚踏实地地落实到位；皇帝缺钱了，他总能变着法儿搞来银子；大臣们结党了，他就能除掉皇帝看不惯的人。总之，魏忠贤忠实地贯彻了天启帝的每一项指示，什么脏活、累活、挨骂的活，全是魏忠贤做的。他做的这些事，不是那些自诩清流的文臣能做的。 天启死后崇祯即位，当即有东林人士弹劾魏忠贤十大罪。崇祯素来知晓魏忠贤罪恶，将其发配凤阳守陵。魏忠贤在去凤阳途中仍豢养大批亡命之徒，带走数十车财宝，崇祯得知后大怒，命锦衣卫将其追回下狱。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彻夜痛饮一番后自尽。

魏忠贤虽死，但明末党争并未停止，阉党旧人温体仁、薛国观相继执政，与东林党人水火不容，明朝陷入更严重的政治危机。不但如此，东林党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朝财政收入更加单一，更加依赖于普通民众。底层民众不堪重负，再加上天灾不断，终于激起明末农民大起义。 东林党与阉党，谈不上谁对谁错，只有腐败和更腐败。然而在明末当时的局势下，这两股势力缺一不可，也不能让某一股势力得势，只有相互制约，才能让明朝这艘破船多撑几年。魏忠贤的死打破了这种平衡，崇祯执政十七年后终于走向穷途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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