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英，

是风靡全球的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的译者。

她将神秘的意大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

引入中文世界，

也让“我的天才女友”成为无数女性的力量源泉。

2012年至今，

陈英陆续翻译了40余本意大利语著作，

获得意大利总统颁发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

今年，她又有3部新译作出版。

陈英在歌乐山下的家中

“那不勒斯四部曲”被改编为电视剧，同样口碑出众

在任教的四川外国语大学旁的歌乐山脚，

陈英过着“半山居”的独居生活。

在“一个人自己的房间”里，

她阅读、翻译、写作，

守卫着“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的自由。

在陕西乡村长大，

之后到北京读研、远赴意大利读博，

陈英不断感受到偏见与歧视的存在，

也持续地与这些困境斗争，

捍卫女性读书的权利与工作的意义：

“我们需要不断自我赋权，

躲过各种暴力和陷阱，

独立、坦然、自在地存在于这个世上。”

在这座山城的雨季里，一条拜访了陈英。

她带我们登上了歌乐山顶，

谈起她“保持战斗”的人生故事，

以及通过翻译与写作“接近女性真相”的过程。

编辑：陈必欣

责编：鲁雨涵

陈英在阳台上种了米兰、月季、罗勒，还有摘下来就可以吃的小番茄

从陈英家的阳台向外望去，就是郁郁葱葱的歌乐山。夏季的早晨，山林氤氲在潮湿的云雾里，陈英常常坐在阳台上吃早餐：“清晨的鸟鸣响彻山谷，雨气扑面而来。”

2021年，陈英开始这段“半山居生活”。她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执教意大利语，工作的间隙，她喜欢一个人去骑行，爬上歌乐山，或是从磁器口出发沿着长江北上。二三十公里下来，大汗淋漓，什么都抛之脑后：“不能老想着工作，要疯掉的！”

2004年至今，陈英一直保持着骑行的爱好

社交媒体上，她分享穿着骑行服的自拍，晒出自己“女教授的小腿”，表示要“保卫肌肉”，将3500公里骑行的成就纪录称作她的第二枚“骑士勋章”。

2021年，陈英获“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

2021年，陈英凭借在意大利语文学翻译上的贡献，获得总统颁发的“意大利之星骑士勋章”。过去十数年里，陈英翻译了40余本意大利语著作，其中最为广为人知的，是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

这部系列小说在2011年面世后迅速全球闻名，英国文学杂志《Granta》曾评价：“如果现在你还没读过费兰特，就好比在1856年没有读过《包法利夫人》。”陈英用四年时间完成全系列的翻译，2017年，四部曲的首部《我的天才女友》在国内出版，好评如潮，“天才女友”也随之在中文世界中成为流行词汇。

之后，陈英又陆续翻译了多部费兰特的作品，她形容，费兰特的文字背后是世界文坛中罕见的一种“沉稳、温和、理性”的声音——属于成熟女性的声音。她将“那不勒斯四部曲”比作一把刀，划开了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社会的历史变革，也划开了有关女性生活状态的真相。

骑士陈英紧紧握住了这把刀，为中国读者开辟出一条通向真相的道路。

陈英翻译了40余本意大利著作，书架里摆了满满一格

陈英在便签上列满了细致的工作计划

这些年来，她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工作效率，每年都有多本译作出版：“如果说‘著作等身’的话，我个子比较高，好像也已经差不多啦。”

谈起个人生活，陈英总带着这份轻巧的幽默感。家里一直没有装电视，晚上八九点她就会关掉手机，专心读书：“相当于每天晚上都有人跟你聊天，新的老的死的活的都有。”她常在清晨五六点就起床工作，翻译任务精确到每天要完成的页数，长期伏案写作，她调侃自己已经成了一个“向生活低头的女人”。

成长在乡村，陈英回忆童年里“常在地里乱逛，也做过一些具体的体力劳动”

2002年，陈英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第一届意大利语专业研究生

但实际上，俯首案前是陈英的“战斗姿态”。1977年，陈英出生在陕西咸阳乡村，母亲从小就被剥夺了上学的机会，但极力为幼时的女儿捍卫读书的权利。

这段童年经历，被陈英称为“一场可怕的战争”，并继续贯穿了陈英的整个青年时代——

到北京读研时，陈英能感受到一些人对来自偏远地区的自己带有偏见；后来到意大利读博，每次办居留手续，她都被当地警官粗暴地对待；还有人曾发公开信批评她：“一个女人，三十几岁了，还在海外读博士”。

陈英在意大利

面对这些来势汹汹的攻击，陈英以最温和也最坚决的方式回击——“疯狂地去继续读书”。“我是伴随着歧视长大的，后来我就成了意大利共和国的骑士。”——陈英曾这样为自己总结，带着熟悉的幽默感，但掷地有声。

“想一想，接受挑战”，这是陈英如今的人生格言。当初接下“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翻译工作是如此，如今作为译者与学者频繁在女性议题中发声也是如此。她形容自己“不是特别擅长善罢甘休”，所以一直在读、一直在写，守卫住独立而平静的生活。

以下是陈英的讲述，根据我们的对谈整理。

在书桌前工作的陈英

在翻译费兰特之前，我可能没有那么集中地关心女性的处境，但现在会渐渐发现，我其实是挺本能的女性主义者。社会、家庭对我的塑造，很多时候就是不利的，只是我正好一直不太理会这些，才没有成为一个受害者。

小时候我们家里是没有任何读书的氛围的，没有一张书桌，没有任何一个学习的角落。我的文学启蒙来源于家里一个在文化站工作的叔叔，文化站淘汰下来的书、杂志，他会运回来给我看，好几大袋子。从四五年级开始，我就整天钻到房间里看这些书。

从小我好像就和别的小孩不太一样，人家小时候都觉得我要长得漂亮，但我就觉得一定要脑子聪明。智商不在线和悲惨的生活是相关的，我从小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一直疯狂地想要去继续读书，觉得这是人生最要紧的事情。

我的家人一直是支持我读书的，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有些邻居、甚至亲戚会说“女孩子都那么大年纪了，念书不如生孩子”。我妈虽然没有念书，但她就会说这些人念了书有什么用，思想还那么封建，她觉得我如果是读书的料，就去读书。

北京读研期间的陈英，她形容自己“读研把性别读没了”

到北京上研究生的那段时间，我读了《第二性》、法拉奇，还有其他一些意大利女作家的作品，开始真正跳出性别的框架去生活，特别开心，发现呼吸都畅通一些，无论是穿衣服还是行为举止，都不会去设限了。那段时间也喜欢听摇滚，那种叛逆、否定的态度，对现存秩序的打破，对我特别有启发性。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伍尔夫，她说要有“一个人自己的房间”，和我内心对于独立空间的长久渴望就相连了，后来我就给自己买了一个房子。这是读书直接指导了我现实生活的一件事情。

陈英曾做过导游兼职（左图）；本科毕业后在深圳华为做技术翻译（右图）

从大三大四到研究生阶段，我一直在边读书边打工赚钱，带家教、在工厂里做翻译、接一些零散的口译和笔译，后来到欧洲读博，又开始写专栏、教汉语。我有个意大利朋友调侃我，说好像没有我没干过的活。

但我从来没觉得辛苦，不能光整天仰着头做梦，你得为你的梦想做一些具体的东西。我也不是想发财，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

陈英和妹妹

本科毕业后，我工作了一段时间，攒下了一些钱，就一直在供我妹妹读书。我比她大8岁，她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每年开学的时候我都会把学费给我爸，现在她读书出来，也很独立自主地生活了。

读书是可以让人自由的。“解放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事情，当我去继续读书，就会觉得这件事有了理论支撑，发现我有权利对我的生命做出决定，这就是一个赋权的过程。

剧版《我的天才女友》

我第一次读《我的天才女友》，是在2014年左右，当时一个晚上就看完了意大利原著。费兰特的声音，从小说一开头就出现了，一种沉稳、温和、理性的调子，属于成熟女性的调子。

她描述女性的处境，有一种切肤感，和以往那些男性作家从外部去描述女性故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切肤感，就是接近女性真相的时刻。

陈英形容莉拉和莱农的友谊：“相互帮助，也相互洗劫，互相盗取能量与智慧”

比如她对莱农和莉拉之间关系的描写，女性友谊被挖掘得那么地丰富，作为文学题材是特别新的东西。她们互相友爱、互相帮助，同时也互相嫉妒、互相洗劫，其中激发出来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烈的。

有关男性的友谊叙事历经几千年，已经很稳定了，但女性友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建立的条件。因为建立友谊必须是在独立的个体之间，在公开范围内得到承认。像“闺蜜”这个词，是在“闺房”中的，有很私密的感觉，似乎还是一个封闭的关系，所以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词。

女性友谊应该像男性友谊一样，是公开的、社会层面的东西，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叙事。

费兰特描写女性对生育的恐惧：“另一个人的生命，先是寄居在你肚子里，当他彻底出来时，就会囚禁你”

费兰特的女性视角还体现在她对性爱与生育的描写上，她打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将女性作为主体，把有关性爱的那些梦幻般的浪漫描写全部给过滤掉了，赤裸裸地描写那种不适感。

过去的叙事都在写成为母亲多幸福多阳光、母爱多么无私，但费兰特把这些一下全部撕裂了。对于自己的身体在发生变形，一个生物在占据你的身体，很多人其实会感到恐惧，费兰特就把那种恶心感全描述出来了。

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联结，也是费兰特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种联结在过去的文学作品里常常是一种失序的状态，母亲应有的权力、权威没有得到呈现。女性很多时候会产生一种自我厌弃的情绪，常常就是因为在家庭中，母亲的地位很低，她的劳动、工作没有得到承认，女儿在母亲身上看到自己的未来，就会对自己也失去价值感。

但在“那不勒斯四部曲”里，随着莱农的成长，她对母亲的情绪从排斥到认可，发现很多力量感是归于母亲的，费兰特就这样把有关母女关系的叙事重新规整了一下。

作为川外教授，陈英近年与学生合作翻译出版多部作品

关于翻译中的性别视角，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其中的问题挺严重的。比如说意大利的纯情男诗人彼得拉克，他原本的措辞是非常高雅的，基本不会赤裸裸地描写人的某个身体部位。但我看到的翻译版本里充满了“玉体”“酥胸”，带有色欲的男性凝视特别明显，我估计彼得拉克看见要气死了。

译者生活经验层面的缺失，就会导致翻译时常识的缺失，作为一个女性译者，我们的擅长就在于我们有过女性真实的体验。比如但丁的作品里，写一个姑娘长得很漂亮，走在路上大家都看她，实际上他写的是“看的人看得很高兴”，却被翻译成“姑娘被看感觉高兴”，把姑娘翻译成特别轻浮的人。作为女性，我们一读就知道不对——你走在路上，别人在后面蛐蛐你，明明多惨呀。

所以现在翻译的时候，我脑子里也会过一下，有一些东西不能这样处理，我只是想要去遵守一些常识。

陈英作为嘉宾在“埃莱娜·费兰特笔下的女性和世界”讲座中分享

通过文字，能给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带来一些影响，是有价值感在里头的。有好多姑娘跟我说，读费兰特的小说，汲取了一些力量，做了一些人生重要的决定，比如继续学习，我就觉得好高兴呀。

“新女人”和“旧女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现在去看100年前的“旧女人”，和现在的“新女人”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然我们还可以更加“新”，再过了100年，那时的人说我们现在这些女人都是“旧女人”，我们那时候就更高兴了。

陈英给自己书房取名“尘世书房”，谐音“陈氏书房”

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开了一个小卖部，跟安妮·埃尔诺（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的情况特别像，人来人往，特别纷乱。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放学后一边卖东西一边写作业。有的时候写作业写到很晚，没有客人来了，那种安静的感觉让我很享受。

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拥有一个独立空间产生了长久的向往。在任何时代，有一张安静的书桌都不容易，你要去为自己创造这样的条件。

走在山林里，陈英谈起这个有关“树”的比喻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不生孩子，这其实是特别不正义的一个问题。举个例子来说，当你看到有一棵树长得挺好的，你是个木匠，就会说把它伐下来做个桌子挺好的，但这是你出于社会的眼光去看，那棵树本身肯定不会觉得自己在那是为了做桌子的，它一直长那不是挺好的吗？有些人会觉得做母亲真好，但我就觉得我不是那个料。

我现在特别喜欢的一个词是“战斗”，要去做一件事情，全力以赴。比如我现在忙着赶一篇论文、翻译一本诗集，就像在进行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结果有人问你怎么不回家做饭。我不能一边打仗一边又去做饭。

陈英每晚八九点就会关掉手机，开始读书

一个女性要找到成熟、自洽的状态，必须经过很多的生活经验，“每次都要跌倒，但每次都爬起来”，摆脱不想要的生活状态，经济、思想各个方面都很独立，找到身心方面的平和。

所以，虽然很多读者觉得莱农在中年为了尼诺离开丈夫和孩子是“恋爱脑”，但我觉得这件事最大的一个功能，是打破了一种僵死的局面。如果没有这一步，莱农就一直处于封闭的环境里，变成一个“怨妇”，她想要走向自我、找到自己的思想和声音，都会遇到无数的阻碍。

后来她认清了尼诺，带着两个孩子居无定所，也是她走向独立非常重要的一步。必须有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到最后，她才不会像尼诺那样陷入自我吹嘘，或是沉迷于对过去的过度怀念，而是以一种很冷静的状态活在当下。

一个人了解自己想要什么，就解决了一辈子的大部分问题。搞清楚自己的想法，需要巨大的寂静和空间，老是拿着手机刷短视频是得不到人生答案的。你得看见自己，知道我原来是想要这个，想去工作，还是想生孩子，要做任何事情，高高兴兴地就好了，愿不愿意是最重要的。

登上歌乐山的陈英

至于生活的一些困难、痛苦，总是会存在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巴黎的臭虫》，呼应了卡尔维诺的那篇《阿根廷蚂蚁》。其实就是一个隐喻，就像巴黎有臭虫，阿根廷有蚂蚁，我们南方有蟑螂，生活中总有一些不会消失的困局，你去接受、去分析、去抗争，就会达到我现在的一种状态，自得地去迎接所有的安排。

我就挣我那点钱，有衣服穿，有酒喝，有肉吃，就高兴得不得了。有一个独立的空间，独立地生活，谁能干扰到我？什么都要挟不到我的。

陈英家挂着的壁虎装饰，是她在欧洲逛集市时买下的

大概十几年前，我就想，即便是只有一个人，也要有一个图腾，我的图腾就定为壁虎。首先它是无害的，它只是非常耐心地等待自己的蚊子经过。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为了自由，舍弃掉自己的尾巴也没有关系。

我的人生宗旨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只是一直在做自己而已，这场战争一直在继续，阻止别人妨碍我做自己的一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