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兰尼王朝奠基与阿富汗民族国家疆界的雏形
阿富汗地区在历史上深受蒙古、突厥、莫卧儿帝国与波斯萨法维王朝多重势力的影响。在反复的被征服和统治及反抗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阿富汗的民族意识的萌芽。当阿富汗统一政权建立时，新政权往往为了巩固版图反过来对以上势力展开对抗与反击。
1747年由年轻的军事将领艾哈迈德建立的杜兰尼王朝正式拉开了阿富汗君主制国家的序幕。杜兰尼王朝是第一个把所有的阿富汗人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中的王朝，它将阿雷汗各民族、部落和宗教派别集中起来商讨阿富汗的未来，这标志着阿富汗民族意识形成的开端。艾哈迈德经部落高层宗族势力推举为国王之后建立政府各级机构并迅速开始了征服活动。
艾哈迈德注重运用军事征服和政治宣传两手策略相结合逐步扩大阿富汗国家的版图。这些征服活动在初期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然而随着政府规模的扩大逐渐也体现出了艾哈迈德作为征服者的侵略野心。他首先挥师东进与莫卧儿王朝展开争夺从而打通首都坎大哈至白沙瓦的战略要道。成功占领白沙瓦之后他进一步深入印度地区的行为实际上使其征服行动具有侵略扩张的性质。
阿富汗的西部地区与波斯接壤，波斯化的痕迹极为明显。至今阿富汗通行的双官方语言之一的达里语便与波斯语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为了确立西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门户赫拉特，收复赫拉特便成为艾哈迈德的必然选择经过艰苦的围城战之后，西部重镇赫拉特终于被纳入阿富汗的版图。艾哈迈德还命令将领征服了北部的迈马那、巴达赫尚等地区。
艾哈迈德的征服活动一方面是意图将波斯和印度等毗邻的异族势力驱逐出新王国的版图之中;另一方面，随着阿富汗王围的版图已大致确立。他发起的征服运动无疑也具有努力拓展君主制影响力的目的。杜兰尼王朝的奠基者艾哈迈德死后，阿富汗在经历了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之后进入了内外势力相互作用及影响的阶段。
事实上，阿富汗的君主制自建立之后其发展便与阿富汗自身独特的内在历史传统和外部环境密切的结合在一起。君主制无论在相对稳定统一的时期或是在分裂混乱时期都与其面临内外因素息息相关。这种状况深深的漫入阿富汗以后的政治发展及其变革之中。随着历史的发展阿富汗国家相对的统一与形式上的政治军事权威始终伴随着内部纷争和外部干预的独特格局，这一状况成为其历史的典型特征。
英俄大博弈时代的定型
从外部环境来看，阿富汗的领土格局还深受英俄两国殖民国家的影响。阿富汗的权力集团与外部势力特别是俄国与英国的互动关系极为突出。到了 19 世纪以后，世界殖民势力全面崛起。英俄两国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在亚洲的扩张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碰撞。双方之间进行了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大博弈”
阿卜杜尔·拉赫曼国王是阿富汗历史上构建民族国家的一位具有强力手段的君主。他统治时期阿富汗的疆域基本定型。阿富汗的大国包夹的战略处境实际上从大博弈时代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正是在拉赫曼统治时期阿富汗在英俄争霸时代背景下被迫与英国签订了英印地区和阿富汗领土的划界条约即《甘达马克条约》。
该条约一方面使阿富汗丧失了外交独立自主权利。英国从此成为干涉阿富汗对外交往的关键角色，其版图的演变自然与英国及大国的讨价还价息息相关。该条约也正式确立了阿富汗的“缓冲国”角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富汗自身转变为一个缓冲国，充当着将俄国和英国控制的领分开来的角色。阿富汗的缓冲地位最终取决于圣彼得堡和伦敦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妥协。
1893 年拉赫曼在英国威吓之下被迫签订了《杜兰协定》。该协议成为奠定阿富汗东南部与英印地区划界条约。以杜兰为代表的英国使团的强权行为将数以百万计的普什图人强行划入英印一侧。《杜兰协定》既是殖民国家与落后国家不平等交往的反映同时“杜兰线”的形成为日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围绕跨界的普什图族及其领土争端埋下了种子。
此外，中阿之间狭长的瓦罕走廊也是在英俄两国牺牲阿富汗利益的前提下强迫阿富汗接受的利益交换的产物。显然近代阿富汗国家的边界的确立一方面是由于“铁腕埃米尔”拉赫曼的有效征讨和管理同时也离不开西方殖民国家的强制介入和变更。人类学家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认为以往的民族研究过分的强调或注重文化的区别和差异以及带来的各种民族问题。
相反，文化的特征不是民族产生的重要因素，研究的焦点应该集中在不同民族生活和交往的社会边界上，因为民族是具有动态和协商性质的群体。“历史表明，给阿富汗国家带来各种挑战之一正是涵盖各种民族的夹杂外部因素影响的边疆问题。
英国对阿富汗的影响特别是外交政策的控制不仅决定若阿富汗国内政治格局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阿富汗近代地缘政治版图的塑造和定型。
阿富汗的领土遗问题一一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普什图尼斯坦“包括今天阿富汗的东南部和巴基斯坦的西北部。英国殖民者一手制造的“杜兰线’把该地区的普什图人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核心是生活在杜兰线东侧的普什图人的地位和该地区领土归属问题。”自20 世纪40 年代英国民者正式实施印巴分治决议后不久该问题成为影响阿巴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
达乌德任首先时期的阿巴关系的破裂
达乌德主政时期，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关系从极度紧张到完全破裂。两国因为“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相互指责并且兵戎相见。达乌德在首相任期内一直支持巴基斯坦普什图族聚居区的民兵武装，并且在各种场合批评英国在殖民时代一手炮制的杜兰线对普什图民族带来的伤害并且一直同情并声援巴基斯坦国内的普什图族的自治要求。由于达乌德在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上坚持强硬的主张，阿巴两国因为“杜兰线”和“普什图尼斯坦”的地位问题各持已见相持不下。
1961年9月，阿巴关系彻底破裂，巴基斯坦关闭了两国边界。作为一个封闭的内陆国家，巴基斯坦一直为阿富汗提供贸易通道。两国随后口水战升级。一方面，达乌德的强硬立场触犯了巴基斯坦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把阿富汗拖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泥潭当中。
因为“不仅阿富汗出口商品尤其是新鲜水果及干果(它们是阿富汗主要的出口产品)趋于停滞，而且所有来自西方的资金和商品，大部分来自美国以及对阿富汗的援助物资在巴基斯坦的大量囤积。”“阿巴关系的紧张以及附带问题所累积的代价是阿富汗无法承受的。虽然伊朗巴列维国王曾试图调解两国的争端，但未能从根本上缓解两国关系的紧张。最终该问题也成为达乌德下台的重要原因。
宪政时期的阿巴关系的转变
查希尔国王亲政之后，阿巴关系迅速回暖。一方面，伊朗继续为两国关系融冰担任调解国的角色。1963 年5 月，阿巴两外交使团在德黑兰举行会谈，双方就双边关系正常化最终达成一致。阿巴两国的外交、贸易以及商品运输等全面恢复。这反映出了查希尔国王执行了比较现实的外交政策，愿意搁置普什图尼斯坦历史争议问题，从而有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以及地区的和平及稳定。
另一方面，阿富汗在美苏冷战背景下主动调整对巴政策为两国关系改善提供了契机。在阿巴冲突问题上，美国和苏联始终对阿富汗缺乏深入认识和调解意愿。阿富汗只能主动调整其外交政策并向巴基斯坦抛出善意的信号。1966 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对喀布尔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关系取得了进一步进展。1967 年查希尔国王对巴基斯坦进行了回访。阿巴关系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总体而言，阿巴关系在查希尔时期较之达乌德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阿巴关系的缓和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两国之间的棘手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不可能彻底得到解决。对于双方而言，求同存异的原则才是符合两国关系的基本思路。在执行较为现实的外交政策方面，阿富汗始终把握的一条核心原则仍未打破即始终坚持不结盟方针，维持阿富汗作为该地区中立国的基本立场不变。
时至今日，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依旧是影响阿巴两国关系的核心问题。该问题反映出殖民势力播下的领土争端的恶果，随着其不断发酵最终演变为以民族边疆问题为表征的国家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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