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正月，朝中反对革新之声愈加激烈，范仲淹遂上书仁宗，请求出知邠州。仁宗也很无奈，他一方面想留下范仲淹，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得罪朝中诸多大臣，在权衡一番利弊之后，他只好同意了范仲淹自贬的请求。随着范仲淹、富弼等革新派大臣的离京，历时仅一年有余的庆历新政也随即被废止，改革以失败告终。
对于范仲淹来说，离开京城或许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但也并非是一件坏事。至少，对于范仲淹将要前去赴任的当地百姓来说，他的到来起码令十数万灾民得保性命。
范仲淹在邠州的时间很短暂，第二年就被调往邓州任职。在邓州任职期间，他不但创办了花洲书院，还经常抽出时间亲自去书院讲学。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范仲淹在邓州创作的，而非写于岳阳楼，一时间邓州文运大盛，各地士子纷纷赶来求学。后来朝廷下旨调范仲淹去荆州任职，因当地百姓苦苦挽留，而范仲淹也喜欢此地，于是就又留任了一年。
皇佑元年，范仲淹调任杭州。第二年，浙西地区发生大饥荒，无数灾民饥肠辘辘，范仲淹一方面调集粮食赈灾，另一方面还想到了一个让灾民吃饱饭的好办法。只是这个办法传到朝廷后，差点让他晚节不保，要不是百姓们纷纷传唱他的功绩，说不定就被仁宗给就地正法了。
在灾情爆发后，范仲淹并没有第一时间开放朝廷粮库赈灾，反而大兴土木，建设了许多看似无用的工程。消息传到朝廷后，范仲淹的政敌们都纷纷幸灾乐祸，认为范仲淹莫非是老糊涂了，灾情这么严重，不想着赈灾，反而做出如此劳民伤财之举。如果说此举只是让范仲淹的政敌幸灾乐祸，那范仲淹后面的举动，更是直接令他们惊掉下巴了。
既然是闹饥荒，那说明百姓们肯定是因为买不起米吃，所以只能饿肚子。而范仲淹得知这一切后，非但没有控制米价，反而下令继续涨米价。这样的操作，不要说范仲淹的政敌们无法理解，就连一向以宽厚仁慈著称的宋仁宗都差一点爆粗口，难道范仲淹真的是老糊涂了吗？不知道灾民流徙的可怕？一个处理不好，可是要动摇大宋根基的啊！
各地的商人听说杭州闹饥荒米价暴涨的消息后，纷纷闻风而动，很快就运来了大批粮食，准备趁此机会大赚一笔，可很快他们就发现情况有点不对劲。虽然杭州的米价确实很高，可商人把粮食运来后，却一直无人问津，根本没有百姓前来买米。这下商人们坐不住了，赶紧派人去打探消息，经过一番打探后，他们才发现了其中的原因。
原来，范仲淹在灾情爆发后，就以朝廷的名义兴建了一大批的土木工程，然后聘请了好几万的灾民当工人，由官府供应他们每天的伙食。然后范仲淹又故意上调米价，各地的商人以为有机可趁将大批粮食运来后，范仲淹立马开仓放粮赈灾。如此一来，灾民们有了吃的，自然就不会去找商人买高价米了。
对于商人来说，赚钱其实还是次要的，他们最怕的就是货物烂在手里卖不出去。可范仲淹已经开仓赈灾了，他们也不敢跟官府叫板，而且他们也不可能看着粮食一直积压在手中，于是只好降价出售。就这样，虽然是灾荒时期，杭州的米价反而较平时还低，无数百姓也因此保全性命。
宋仁宗得知范仲淹在杭州“胡作非为”的消息后，原本还十分愤怒，以为范仲淹老糊涂了，派出使者前去找范仲淹算账。可使者来到杭州后却大吃一惊，只见百姓们非但没有说范仲淹的坏话，反而纷纷夸赞范仲淹，称他是青天大老爷，不愧是朝廷派来的好官。使者弄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后，返回京城如实禀报皇帝，仁宗才知自己错怪了范仲淹，朝中的那些政敌得知后，也都对范仲淹的做法佩服的五体投地。
值得一提的是，在范仲淹赈济灾民的这件事情中，商人逐利的天性可以说是暴露得一览无遗。皇祐三年，范仲淹调任青州，恰逢河朔也发生饥荒，于是范仲淹再次用他去年在浙西地区采取的策略，利用商人逐利的天性，既平抑了当地的粮价，又帮助青州百姓渡过了青黄不接的艰难时节，无数人得以保全性命。
在范仲淹人生的最后几年，不顾年老体衰多病的身体，一直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实现了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言。从庆历五年正月开始，他先后出任了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等地的知州。皇佑四年正月，范仲淹调知颍州，几个月后病逝于徐州，享年64岁，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宋仁宗得知范仲淹去世的消息后，悲伤的几天都吃不下饭，下旨追谥范仲淹“文正”。这是古代文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谥号，所以后世也称范仲淹为范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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