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作为一部叙事性作品，其中的人物是最为关键的，所有的事件都要围绕人物而展开。因此，一部作品艺术成就的高低，关键要看它是否刻画了足以让读者记住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水浒传》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被金圣叹盛赞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而其作者施耐庵也被看作是天下才子的典范，这与其在《水浒传》中的人物塑造之功是密不可分的。
具体而言，施耐庵在人物刻画方面的高超技巧主要是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统一性，同时，塑造了立体、传神的人物形象。
01
善于刻画富有个性的人物性格
性格，大体来讲，是人对周围世界的稳定态度和惯常行为方式的心理特征。如果性格只是被情节所淹没，不以表现人为中心，是不能真正打动人的，也就没有了艺术生命。人是文学表现的中心。如何表现人？人物性格的刻画就是表现人的最好方式。
金圣叹认为“才子”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刻画了各种性格的人物。在《水浒传》序三中，他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
《水浒传》所写的人物虽然众多，但是绝不会有千人一面的感觉，每个人都有属于自身的个性，这种个性是区分人物最主要的标志。读者对某一个人物形象感兴趣，首先就是从这个人物身上所具有的鲜明性格开始的，例如《水浒传》中李逵的粗鲁天真，石秀的精细狠毒，吴用的足智多谋，读者对某个人物可能不会太熟悉，但只要一提到他们的故事，他们在故事中展现出来的性格，就一定会马上辨认出来。在另一部“才子书”《西厢记》中，人物性格的刻画同样的成功，如莺莺的衿贵多情，张生的诚挚执着，红娘的聪慧热心，全部都给人以栩栩如生之感，金圣叹就此对作者的刻画性格能力赞叹道：“盖事只一事也，情只一情也，理只一理也……而彼发言之人与夫发言之人之心，与夫发言之人之体，与夫发言之人之地，乃实有其不同也”。
“才子”对人物性格刻画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即使是同一种性格，同一个事件，放在不同的人物身上，就具有不同的个性，也会显现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来，《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绊，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
《水浒传》的作者塑造了许多的艺术形象，塑造过程中，他都把这种性格个性作为主要的着眼点：“写杨志又另是杨志，不是史进，不是鲁达，不是林冲，细细认之”。
史进、杨志和林冲最后全部投奔梁山，但是投奔梁山的道路各不相同，作者于此处刻画他们的个性来，林冲本是禁军教头，只因高衙内引来无妄之灾，五岳楼下，白虎堂前，草料场中，一忍再忍，最后走投无路投奔梁山。
杨志是将门之后，有建功立业之心，也想博得个“封妻荫子”，即使是被逼无奈途经梁山，依然不肯落草，还想着通过贿赂官复原职，最后是在黄泥岗再次失事，复官无望，所以选择了彻底反抗。
而史进又有不同，当朱武劝说史进选择落草时，史进不肯答应，因为他的目标是“讨个出身，求半世快乐”，自己“是个清白汉子，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作者写出这些人物都与官府势不两立，最后逼上梁山的共性时，又着力描写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可以说，这对人物个性的发掘描写是极具深度的。
此外，金圣叹认为“才子”在刻画人物性格时，还精细刻画了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巧妙地处理了这些侧面之间的关系。以《水浒传》为例，首先，在刻画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之时，“才子”有主次的安排，其中的一个侧面处于主导的地位，是决定人物性格的核心因素。其他的侧面处于从属的地位，是主要性格侧面的补充部分。
《水浒传》中，李逵这一人物性格的主导方面是天真烂漫、粗鲁朴直，而其次要方面则是虚假奸猾、使乖说谎。又如鲁达这一人物，用金圣叹的话说：“爽直是鲁达天性”、“爽直自是天性”，他的精细曲折是他性格的次要方面。
例如在《水浒传》第二回中，在安排金老父女乘车离开之后，“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做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的远了，方才起身，径到状元桥来”。这种精细的性格不是鲁达本质特征的反应，只是某种时段才会发生，是其性格的次要侧面，但对人物性格的丰满却是一个必要的补充，这样写的好处是“粗中有细，妙绝”。
其次，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虽然有主次之分，但是彼此之间却不是断裂的，性格的次要方面对主要方面常常会起到一个强化、补充的作用。依旧是鲁达的一个细节描写验证了这种观点，《水浒传》第四回中，鲁达缺少行路的盘缠，故偷走了桃花山山寨里的酒器，怕被李忠等人撞见，从后山滚了下去。这一细节似乎与鲁达豪爽光明的性格不相符，金圣叹却不做此观：“要盘缠便偷酒器，要私走便滚下山去。人曰：‘堂堂丈夫，奈何偷了酒器滚下山去？’公曰：‘堂堂丈夫，做甚么便偷不得酒器，滚不得下山耶？’益见鲁达浩浩落落。”偷酒器、滚下山似乎不太光彩，与人物的英雄形象不符，但却不掩其形象的完美，因为这从另一方面展现了鲁达不拘小节的开阔胸襟。
人物性格的次要方面能够为主要方面起到强化、补充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次要方面对主要方面的补充上，《水浒传》第三十七回中，李逵与张顺相斗，被张顺骗到了水里灌水，李逵“在江里探头探脑，假挣扎赴水”，金圣叹就指出：“偏写他假处，偏是天真烂漫，令人绝倒”，李逵的性格特征中，粗鲁天真是主要方面，虚假乖觉是次要方面。写李逵的“假”，就愈发增添了他的“真”。
另一个是性格的次要方面能够反衬出主要方面，《水浒传》之二十二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写武松醉酒之后，不听店家劝阻，执意要过冈，及至庙前读了印信榜文，方信以为真，欲再次返回酒店。见到有虎而心生忌惮，这是武松的平凡处。然而“有此一事，反越显出武松神威”，正是武松也对虎有忌惮的平凡处显现出了武松打虎的勇猛神威。
综上，才子对人物性格独特性的刻画是精到的，对人物性格不同侧面的刻画更是细致入微。《水浒传》作为“才子书”之一完全彰显了才子这种刻画个性人物的能力。叶昼说；“《水浒传》文字妙绝千古，全在同而不同处有辩”，这对才子创作才能的肯定是十分恰当的。
02
对“某一类人”性格的准确把握
“才子”还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共同之处。在金评本《水浒传》的“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说道：“《宣和遗事》具载三十六人姓名，可见三十六人是实有。只是七十回中许多事迹，须知都是作书人凭空造慌出来。如今却因读此七十回，反把三十六个人物都认得了，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文字有气力如此”。读者之所以对作品中的人物有似曾相识之感，是因为这些人物身上蕴含了生活中很多人共有的一些性格特征。
以《水浒传》中的“王伦”为例。他对林冲的上山入伙始终保持戒心，百般阻挠，先是要林冲缴投名状，在林冲上山入伙后，又试图以杨志对他进行节制。金圣叹认为，作者在刻画“王伦”这个人物时，不仅刻画了王伦的独特性格，更是为了刻画出以王伦为代表的一类人的性格特征。
他在评点王伦时指出：“白衣秀士经济，每每如此”、“秀才心数，往往如此”、“写秀才经济可笑”、“秀才自大语，每每有之”。至此，可以看出金圣叹评王伦时不像评价其他人物，直呼其名，而处处以“秀才”代之。就是说王伦不仅仅是“王伦”，而是代表了普天下的“秀才”，具有普天下“秀才”所共有的一些性格。
并且金圣叹处处批以“每每如此”“往往如此”“每每有之”，即“秀才”这类人说话做事、行为心理全部都如此。这就是人物性格的相同之处。这种显现同一类人共同性格的某个人物高度了浓缩社会上某一类人的生活状态、思想特点、行为心理，正如鲁迅所说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人”，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反观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阎婆惜和林冲身上所体现的性格特征征，以至于提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觉得“旧时熟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便是《水浒传》的精妙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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