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经筵的主管机构是“讲筵所”，“讲筵所”即北宋初年的“说书所”。北宋庆历年间，改“说书所”为“讲筵所”，寓资善堂。
资善堂建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最初为仁宗学习的场所，后一直作为宋代皇子读书之地，宋哲宗时还曾经一度在此讲读。
宋哲宗
南宋皇帝大多积极地选择经筵官，并对经筵讲学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进讲义、进故事，开晚讲之制，增讲读之官，经筵制度的发展日臻完善，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有序的体系。
经筵制度的机构与运行
宋代经筵一年两讲，分别是春讲自二月起至端午节止，秋讲八月起至冬至日止，这确立于北宋仁宗时期，其目的是使讲学活动避开严寒酷暑之日。
南宋的经筵制度基本沿袭北宋，但由于受南宋时期政局的影响，执行得并不好，其中有几个因素会影响经筵讲学的进行。
另外，皇帝的身体状况也是影响经筵活动进行的因素之一。皇帝是国家统治重心，也是经筵活动的主体，他的安危与国家息息相关。
若遇皇帝身体不适，经筵活动也须做调整。经筵讲读在北宋时期多为日讲，而晚讲为南宋的创新。
深夜学习的仁宗
宋宁宗在位时“欲增讲官至十员，各专讲两日，一次五人上讲。早二晚三，早讲殿上，晚小衫坐讲。”
说明宁宗不但增加了讲读官的人数，还明确规定了每位讲读官的职责，将一天中的讲学定为早二讲，晚三讲。
从此经筵讲学不再仅仅拘泥于日讲，讲读时间更充裕，对于皇帝习经也更有帮助。南宋朝廷仅据江山半壁，失掉了一半祖宗基业，连故都也沦入敌手。
建都临安后，南宋君臣立刻着手修建皇宫及各官署办公之所。然而临安毕竟非沛京，以南宋的国力也难以重现北宋之行制。
南宋皇帝赴太学时讲经者多非讲读官，但其内容还是以经史为主，所以应当视为经筵活动的一种特殊方式。
赴太学听讲一方面表现了皇帝对太学的重视，另一方面，讲学的官员不再拘泥于讲读官，而是有太学的学官的参与。
使经筵讲学形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具备了一定开放性，对皇帝之学自然裨益良多。经筵制度发展到南宋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讲读方式及方法。
宋代的讲读主要有坐讲和立讲两种，南宋二百余年的经筵活动中，这两种方式几经更换。
坐讲还是立讲在南宋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一方面大臣认为讲筵坐讲是对讲读官的尊敬，也表达了皇帝们尊师崇经明道之思想。
经筵官的选任
“自古经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兹选，盖精神气貌之感发威仪，文词之著见于讲，磨丽习之间有熏染浸灌之益。”此乃南宋曾任崇政殿说书的吕中之言。
南宋讲筵官员的选任大致延续此原则，即入选者首先必须为博学明经之士。其次，既身负讲读之责，其人则需具备较好的道德品质。
南宋的经筵官多为当世之名儒，这体现了南宋在选择经筵官上对学识、人品的看重。经筵官的人选一般由皇帝亲自决定，不过其他朝臣或经筵官的推荐也是经筵官入选的途径之一。
北宋时的贾昌朝即为翰林侍讲学士孙爽所荐才得以入侍经筵的。南宋朱熹任职侍讲也是由于黄裳、彭龟年在皇帝面前多有推荐所致。
经筵官的选任范围在两宋三百余年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南宋经筵官因其“帝师”的特殊地位，不仅拥有更多接近皇帝的机会，更是受到皇帝特别的礼遇，在社会上亦拥有较高的声望。
南宋官员一般仅仅以旧书任命，而经筵官却得以使用告书。此制是为了彰显皇帝对儒学的尊崇，经筵官能享受宰相亦不能享受的待遇，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荣誉。
南宋经筵官的俸禄收入较北宋相比有所提高。南宋的傣禄制度主要沿袭北宋元丰年间以寄禄官为本带，辅以职事官寄职钱的禄制。
而经筵讲读官在寄禄官及职事官俸禄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收入。南宋立国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刚刚经历亡国之乱，朝廷上下疲于躲避追兵、稳定国基，一些有识之士陷入对以往政治的反思。
南宋的经筵官，有的是忧国忧民的饱学之士，有的是身负要职的官员，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政治理念，有自己对于时局的认识以及对国家举措的看法。
备选经筵，成为帝师，无疑是接近皇帝并向其阐述自己理论的最佳途径，所以那些被任命为皇帝老师的经筵官们自然不免会将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一些对君主的期待灌输进经筵讲学之中。
经筵讲学可以说正是实现他们自己政治理想的过程，然而，他们的理想是否能实现则主要取决于皇帝是否认可，又会认可多少。
此外，周围政治环境如何，宰执与经筵官的关系如何同样会对经筵官个人理想的实现产生影响。经筵官若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获得君主的支持是最基本也是重要的条件。
无论见解多独到，多切合实际，多有利于执政，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位可以予以肯定的君主，一切都仅仅是空谈而已。
经筵制度与皇帝个人素质息息相关
宋代的皇帝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很注意吸取前代治政得失。无论在个人修养还是执政能力上，均有较高水平。
这与宋代注重经筵讲学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完善的经筵制度推动而成。既为“帝师”，那么文化知识的教授则应是重中之重。
这些皇帝在潜邸之时就已经研习了许多文化知识，大多已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即便如此经筵讲学的许多内容还是涉及文化修养。
在讲读中经筵官常常会对讲读内容做详细的解读，有些解读甚至细微至字句之间。如理宗朝的曹彦约就曾在经筵讲学中给理宗讲解字的音韵及注解。
讲读内容涉及历史、地理等知识时更会就其发展变化的源流做详尽的解说。“君德”是经筵讲学的另一个重点，宋代士大夫很强调“修身”的重要性，认为君主“修身”更关系到国家的兴衰。
南宋的经筵官在讲读中很注意提取那些先贤为道德典故，借古人谨守圣规的例子来启迪君心，以为规谏。
南宋从皇帝到士大夫均十分重视“王道”思想。皇帝希望自己贴近“有道明君”的形象，士大夫亦期望皇帝可以更符合“王道”之君的标准。
两方面的愿望使得南宋经筵重视对皇帝“王道”的塑造，不仅在讲读中处处渗入“王道”思想，将此作为讲读强调的重点。在君臣言谈中也常常提及，将此思想贯穿于生活中。
此外，南宋经筵讲学的作用除了体现在力图塑造一个更为接近“王道”之君的皇帝外，对皇帝施政的影响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南宋经筵制度在南宋皇帝施政的过程中发挥了信息传递渠道的作用。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一般较为闭塞，能接受到的信息多来自臣僚奏事嘴百官章疏、地方官员的奏报等。
这种情况下，如有宰执大臣刻意隐瞒，皇帝是很难得到准确信息的。而南宋的皇帝则经常会在讲筵之上向讲读官询问百官或民间情况。
当然，经筵官亦有借讲读之便，陈当世之事的现象。如此一来，经筵讲学实际为皇帝提供了一条了解国情、臣情、民情的信息传递渠道。
南宋经筵官们的议论为皇帝提供了一些治理国政的良策。
南宋赵鼎认为经筵官“列侍讲读，非欲分章摘句为书生事也。必将论道之余，访以当世之务，是乃祖宗设置经筵之义。”
赵鼎
他劝谏高宗“所当洛访于讲读之臣者，内则政事之得失，外则边事机筹一气而讲读官，之思欲献之于陛下者亦无以逾此。”这种看法无疑代表了南宋大部分君臣的观点。
南宋的经筵官已不仅仅满足于单纯为皇帝讲解经史。他们已注意到将学术结合到实际中来，在讲解过程中往往发明议论，切中实际，有时甚至明确地讨论现实存在的问题。
同时，这些经筵官往往对实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热衷于向皇帝出谋献策，提供切中实务的解决方案。
这对南宋皇帝施政无疑是很有利的，所以自然也会受到皇帝的欢迎。从某种程度上说，南宋经筵制度的存在是对“皇权”的一种约束。
虽然宋代从太宗朝起即强调自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实际上是处于皇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中。权力不断向皇帝一人手中聚集，若没有限制的话，势必会引起独断专行，寡头政治。
实际上宋代的台谏制度有很大一部分作用即是对皇帝的监督，然而这种监督是相对尖锐的。经筵在此就起到了和缓的监督、提醒作用。
作为皇帝老师的经筵官在讲读过程中寓前代故事于今朝，以一种较为和缓、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对皇帝进行规劝和进谏。
南宋有许多经济政策成为经筵上君臣交流的重点，理宗曾向徐元杰探求褚币愈轻的对策，徐元杰分析认为褚币之轻。
“不在秤提而在公家尝收用之，谓如州县官物半钱去处，使之以褚折纳，照民间实价，出入唯一，无有不行。”
并认为伪造褚币是其价值愈损的原因之一。又一日讲读后，理宗询问褚价与外方情况，徐元杰先回答了褚价情况：
“外方旧褚率是六十左右价，今若只据此听民自低昂，固亦无虑，但恐邦费方殷，则不可不熟议所以重褚。”
宋理宗赵昀
接着提出对策：“不必言秤提，只是公家二税常常收用，会子出纳一体而行，如此则褚以用而重，其取信当自公府始。”
这两次对话阐明了徐元杰对褚币政策的看法，他认为褚币增值重点在于公家使用，以取得民众的信任。
经筵制度在经历漫长的发展之后，到宋代进入相对完善的阶段。虽然其职能依旧是侧重于教授皇帝经史，以促进皇帝自身素质的提高。
但由于寄予了太多士大夫们以天下为己任，展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思想，而渐渐展现出与政治现实相贴近的趋势。
由此，南宋经筵制度的作用除了体现在皇帝教育方面外，在政治上也发挥得愈来愈明显。但应当可见，经筵制度对政治的影响大多是间接的。而这种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皇帝的接受程度。
若经筵官的言论为皇帝所同意并接受，那么这种影响作用就发挥得较大，若经筵官的言论引起皇帝的反感，那么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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