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500元，挨70板子！
贪污3万元，流放3000里！
贪赃4万元枉法者，斩！
贪赃6万元不枉法者，流放3000里！
监守自盗2万元者，斩！
……
以上刑罚如果都是针对枉法官员的，让人看了那得多大快人心！别说是被斩首了，即使是挨上70板子，半个月也起不来床了。
你一定会说，这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而已，可的的确确，有个朝代的法典就写进了这样的条文。
究竟是哪个王朝，对贪官的惩罚如此严苛？
当然是明朝洪武时期。
《大明律》洪武二十五年的修订版规定：“受财王法者，一贯以下杖七十……至八十贯绞……盗官钱者，一贯以下杖八十，至四十贯斩。”
明朝对贪官的严苛，堪称史无前例。
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贫苦，当过乞丐，也当过和尚。他既不像刘邦那样，是个基层官员；也不像李世民、杨坚、赵匡胤这些开国皇帝那样，是官二代。
用今天的话讲，朱元璋是个典型的草根，逆袭成为皇帝。
年轻时候的遭遇，使得他对底层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朱元璋父母去世之后，他穷得连个破棺材都买不起，更不用说买一块坟地了。
他跪在东家刘德面前，希望对方赊给自己一块山地，把父母埋葬了，然后有钱了就还人家。谁知道地主刘德听了，向朱元璋啐了一口唾沫说：“傻小子，你是不是发烧了？让我给你一块地，做白日梦吧！”
后来，在另一个地主刘继祖的帮助下，朱元璋才埋葬了父母。
因为来自底层，朱元璋比任何一个开国皇帝更恨贪官，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将他们剥皮抽筋、碎尸万段。
在朱元璋看来，大家之所以要造反，王朝之所以会更迭，就是因为有腐败官员贪赃枉法，盘剥百姓。他们贪得无厌、不择手段、横征暴敛，让老百姓水深火热，饥寒交迫；让百姓铤而走险，逼良为寇。
他们丧尽天良、徇私枉法、失去底线，让百姓有冤屈无处伸，揭竿而起，反叛朝廷。
朱元璋登基之后，坐在金銮殿，他高高在上，俯视群臣。从此之后，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整天锦衣玉食、花天酒地，可以为所欲为，生杀予夺。
这时候他才明白，当时嬴政统一六国，登上皇位之后，为何把自己叫“始皇帝”，想要祖祖辈辈干下去。因为当皇帝的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正因为当皇帝有数不完的特权，他才想让江山永远姓朱。爹传子，子传孙，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须防患于未然。或者说，要想大明江山稳固，千秋万代永不换人，必须对贪官污吏零容忍，用重典，严惩不贷。因此朱元璋想方设法反腐，绞尽脑汁肃贪。
众所周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绝对的权力诞生绝对的腐败。在古代，只要有一丁点权力，想要廉洁比登天都难，反腐反贪是高难度工作。
现在的反腐靠的是公正的法律和舆论的监督，还有群众举报。那时候没有电话和网络，也没有电台和报纸，无法进行舆论监督，举报渠道有限，反腐的方法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重责。
说白了，就是采取重刑，让贪腐官员不堪忍受，让尚未贪腐的官员触目惊心、望而生畏，产生恐惧心理，让他们想贪而不敢贪。
在此背景下，朱元璋才制定了史上最严酷反腐败的法律。
毫不夸张地说，明朝对腐败官员的惩处，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朱元璋登基之初就开始废寝忘食制定法律，铁腕反腐，严惩贪官。
他老人家亲自制定并颁布了多部法律，如《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等法，共计236条，其中有关惩治贪官污吏的条款，占了六成还多，达到150条。
不仅条文多，而且刑罚残忍。
《唐律》已经废除了“五刑”——墨、劓、剕(也作腓)、宫，大辟（墨刑－在额头上刻字涂墨；劓刑－割鼻子；剕刑－砍脚；宫刑－毁坏生殖器；大辟－死刑），因为太过残忍了。
取而代之的，是笞、杖、徒、流、死，这新“五刑”。
可是到了朱元璋时期，皇帝发明了形形色色的新刑罚，这些刑罚惨无人道、骇人听闻，让人闻之色变、不寒而栗，跟唐朝废除的旧五刑比起来有异曲同工之妙，残忍程度比起来毫不逊色。
比如抽肠、剥皮、枭首、千刀万剐（凌迟）、挑膝盖等等。
更厉害的，当属株连制度，一人犯罪株连三族，或者株连九族。
反腐高潮时，朱元璋在安徽专门找了一个地方，将贪腐官员的皮扒下，里面塞上稻草，让老百姓参观。
由此可见，朱元璋跟腐败官员势不两立的态度。
问题来了，朱元璋只有一个，又不会分身法；而且他一天到晚在皇宫大院，几乎足不出户，他是怎样发现官员腐败贪污的？
明之前的朝代，主要是靠国家执法部门如吏部、刑部等。可是朱元璋明白，这些部门时间长了也会被腐蚀，跟腐败官员称兄道弟，蛇鼠一窝。
要想反贪，必须建立一个新的部门，给他们搜集情报、调查官员的特权，对官员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监视，以保证及时发现官员违法行为，将他们绳之以法。
这个新的机构，就是特务组织锦衣卫（明成祖时期又成立了东厂，明宪宗增设西厂）。
事实证明，这个机构还是很靠谱的，办事效率非常高。只要贪官一伸手，就能把他们捉住。因为锦衣卫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对官员的监视到了超乎想象的地步。
朱元璋也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设立了百姓举报制度，以及制定出保护举报人的法律，打起了反腐败的人民战争。
上述手段还是非常奏效的。一个有力的数据就是，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全国各级官员几乎没有人能善始善终，干到任期期满。往往还没有到终考，就被免职、判刑或者被杀头，
长此以往，以至于有的衙门竟然出现了无人办公的奇葩现象。
在此情况下，朱元璋不得不别出心裁，让那些被免职的罪过不大的官员戴着手铐去打卡上班——“徙流还官”。
据记载，洪武年间，在各级府衙中，戴罪办公的官员随处可见，一度达到320人。
于是，在大明帝国的官场上，便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坐在公堂之上的官员，问案时面无表情，心神不宁；因为他手中虽然拿着惊堂木，脚上却戴着镣铐，人生的小船开向哪里，还是个未知数。
朱元璋是个聪明的皇帝，他知道仅仅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制止贪腐的，必须提高官员的思想觉悟，才能根治腐败。
所以他除了严惩，还进行品德教育；两手都抓，两手都硬。
他当皇帝不久，便派出很多人，每天在人们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就走上谯楼，吹起号角，口中念念有词，开始向全城市民广播“难难歌”：
为君难，为臣又难，难也难；创业难，守成更难，难也难；保家难，保身又难，难也难！
不仅如此，在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还让翰林们编写了一本《醒贪简要录》，在每天上朝的时候，年过六旬的他亲自站在那里，不辞辛劳地向百官宣读。
除此之外，他还下旨将《责任条例》刻版印刷，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张贴宣传，希望官员吏员们严格遵守。
榜样的力量是无尽的，朱元璋除了严惩和教育，还推出廉政楷模，让大家向他们学习，当一个清官。
总之，为了防止腐败，惩治贪官，朱元璋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他耗费的精力，采取的措施，超过了前朝任何一个皇帝。
洪武时期，杀掉的贪腐官员多达15万。这样做的效果究竟如何？
史书上说，反贪之后，百年之内官场风气很好。——“吏治澄清者百年”《卷三十三 明史》。事实真的如此吗？
朱元璋是1398年驾崩的，仅仅过了不到50年，规模化腐败就卷土重来。
明英宗时期（1435—1449年），腐败现象已经死灰复燃，非常严重。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宦官王振，依仗皇帝的宠幸，大肆卖官鬻爵，挥金如土。
明世宗时期（1521——1567年），腐败现象更加严重：“盖承平日久，吏治玩弛”——《明史》。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反腐制度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并没有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正因如此，明朝才在1644年被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推翻。不过，最终还是爱新觉罗建立的大清政权，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每一个新的朝代建立之后，都要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启动反腐。清朝也不例外，反腐力度不减。
不过，清朝皇帝的反腐方式跟朱元璋截然不同。
无论是顺治、康熙，还是雍正、乾隆，并没有像朱元璋那样进行声势浩大的反腐，也没有打组合拳。
那个时期有没有腐败？答案是肯定的，和珅案就是明证。不过和珅案发生在乾隆时期，雍正时期的吏治还是不错的。
雍正反贪的举措别出心裁，实行了两个举措，即建立了两个制度，一个是“火耗归公”，另一个是“养廉银”。
所谓的火耗，就是收缴的皇粮在往京城运输途中产生的损耗和成本，如人吃马嚼、雀食鼠盗等等。
考虑到这个因素，皇帝就允许官员在征收的时候多征收一点，让百姓承担这个损失。
这个损耗不低，一般在10%左右。
这个比例是弹性的，皇上没有死规定，这就给了各地官员很大自由度，有的地方损耗收到15%，甚至20%。与此同时，也就给了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
而雍正在位的时候，干脆宣布“火耗归公”，损耗是朝廷的，还定出了统一的损耗标准。
这一来，官员无法任意多收粮食，腐败被杜绝了。
官员也是人，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说大道理不顶用。十年寒窗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人前显贵，风风光光吗？收入低了，无法锦衣玉食，不贪污咋办？
朱元璋反腐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是农民出身，太抠门，对官员太刻薄。
明朝官员的俸禄不仅低于大宋，也低于元朝，也不能跟清代官员相比。明朝县级官员月俸禄只有26两，元朝是32两，宋朝是54两，清朝是35两（数额为大约）。
又要马儿快快跑，又不给马儿吃草，朱元璋一个典型的土财主做派。这样反腐，不累才怪。
为此，雍正吸取教训，制定了一个“养廉银”制度。
既然官员想过得体面点，那么你也不用费尽心思走歪门邪道，我就设身处地为你着想，增加你的收入。这样你就不会冒着丢官和杀头的危险，去徇私枉法，贪污腐败了。
一般来说，养廉银是俸禄的7到8倍。
一品官的年俸禄是180两，养廉银是1.6万。
二品官的年俸禄是155两，养廉银是1.3万两。
“养廉银”的标准，根据地区平均收入定，在富庶地区如江南一带当官的，皇上给的养廉银就相对少一些；在老少边穷地区当官的，养廉银能多领一些。
比如甘肃总督，养廉银每年能领2万两；而湖北总督只能领1.5万两。
“养廉银”的初衷是让你廉洁奉公，当清官的。前提是你不能贪，贪污了就不能领了，还要摘掉乌纱帽，锒铛入狱甚至被杀头，株连九族。
相对来说，还是贪污成本高，还有生命危险；而当清官只需抗拒诱惑，秉公执法就行。
实事求是地说，雍正独创的制度，还是比较科学的，它让那些人精官员们“不能贪、不敢贪、不想贪”。
那么，这样做的收效如何？
雍正登基的时候，官场已有腐败现象，国库存银只有800万两。在雍正开始反腐后短短五年，国库储银增加了6倍，增至5000万两。
据史料记载，康熙四十九年到五十八年的十年间，查处的影响较大的贪污案件有30次，平均每年3次。
而雍正四年至十三年这十年间，类似的贪污案仅4件，每年平均只有0.4次。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反腐措施还是奏效的，他执政时期，清代确实出现了一段政治相对清明的短暂时期。
有人说“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话显然有些夸张，但总的来说雍正朝确实比康熙、乾隆时期的吏治清明。
由此看来，反贪也是一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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