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汹涌澎湃的市民文化，最为壮观的远洋航行，最具个性的人文思潮，连同国际格局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资本主义曙光的出现……
       历史赋予明代皇帝如此宏大、如此灿烂的背景。
       但是朱明王朝的皇帝们却并没有好好珍惜历史赐予他们的机缘，而是更多地沉醉于个人世界，尽情享受皇权带来的特权、权利，忽略了对整个帝国的责任。
       特别是在明英宗、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光宗、熹宗和思宗身上显得更加突出，我们称其为“问题皇帝”，“问题皇帝”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一、“问题皇帝”“家”“国”不分，本末倒置，加深了社会危机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肩负着整个帝国兴衰存亡的重担，这就要求他在处理“家”“国”关系时必须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
       当自己的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尽量摒弃私心，“天下为公”。
       但事实上皇帝很少有这种自觉，他们往往以个人意志为中心，争夺财富，充实府库，尽量满足自己和皇族的物质享受，只有极少数皇帝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清心寡欲，如明太祖、明宣宗主动停止土木工程，与民休息。明代大多数皇帝不分轻重缓急，在重大国内外危机面前举措失当。
       从明英宗开始，大明王朝就出现诸多社会问题，边疆危机、流民问题、农民起义等一直困扰着统治者。


       面临严重政治、军事、财政危机，明代皇帝本末倒置，将私家利益摆在最前面，国内一些重要的问题因为资金不足未能得到有效地解决，隐患越积越大。
       第一、当供皇室宫廷消费的内库与供亿万之需的国库(太仓)之间出现紧张状态时，皇帝毫不犹豫地支持内库，拒绝削减内库开支。明英宗时期，外蒙古势力迅速扩张，也先部屡屡侵犯边疆，北方要塞衰落残败，守备力量薄弱，鱼待整顿军旅，巩固边防。
       此时国家军费支出严重不足，英宗却将原本用于支持九边军费的100万两“金花银”收归内库，供内廷使用，听任大同等军事重镇和北方防守力量的衰落。
       即使边军达到“饥荒旦夕难待”的状况也无动于衷，不肯将“金花银”还给国库。


       神宗在“家”“国”观念倒置中体现最为明显，万历末年各种社会危机总爆发，朝廷镇压农民起义和东南沿海的抗楼斗争，还有“万历三大征”、对辽用兵使明朝军费急剧上升，明王朝已经面临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宣府岁额京运主客晌银共该29.9万。
       自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未发银24.74万，而四十八年全未题发，及三十八年以前未发盐课3.97万两，民运银共该78.98万两，自四十二年至四十七年共欠63.35万两”。
       辽东用兵，军费约30万，而新铜则不下一千数百万。
       朝廷年年征晌，年年募兵以御边防，但军士经常处于“彼中告急，晌库一空，军士腹空”的境地，缺粮少食的军士遇战事溃不成军，和平时期动不动聚众闹事，或“哗变”、“兵变”，数与朝廷相抗衡。


       皇帝对户部、工部、兵部的财政危机充耳不闻，断然拒绝他们从内库拨款的请求。
       反而将所有的过错推到官员身上，认为官员的懈怠是导致国家财政不足的关键，十分反感官员向内库求财的做法。虽然明代后期的财政管理的确存在很大问题，官员的因循守旧、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使国家的财政出现极大漏洞，但是军费的激增和国家各种开销的扩大，入不敷出才是出现财政危机的关键因素。
       然而刚腹自用的皇帝只看到官员欺诈的现象，就轻率地做出一些并不太明智的决定，例如崇祯认为各边缺晌是因为有司不肯尽心办事的缘故，因而当户部、兵部多次请求拨款助边时，他误以为天下自有余财，群臣不肯实心任事，坐视不理，漫不经心，好生违玩，因而不许各地请发内帑、截留金花银或者擅议借留。
       要求各地官员加紧催征解进，铜银由兵户二部负责。


       “三铜加派”，向农民征收额外的附加税，是明末皇帝解决军事财政危机的重要形式，这种竭泽而渔、饮鸡止渴的方法进一步加剧百姓的负担，整个社会鸡犬不宁。政府向农民征派粮饷镇压农民起义，无以为生的农民又反过来，纷纷参加农民起义，整个帝国陷于恶性循环中。
       第二、“问题皇帝”将个人喜好、私人感情或恩怨摆在首位，在处理私事与国事时本末倒置。
       明朝进入光宗、熹宗统治时期已异常危险，帝国大厦处于崩溃边缘，在这种情况下登位的熹宗并没有成为众人期盼的救世主，也没有力挽乾坤的大气象:在国家财力物力大大削弱、宫殿和陵寝难以并举的情况下，仍大兴土木工程，将之视为头等大事，其他军国要务统统推后。在熹宗心目中，筹铜备边与皇祖、皇考的陵寝宫殿比起来，后者更为重要。
       大臣建议暂借内帑以充辽晌，缓建营造，提倡节俭，他却坚持“帑金乃皇考特发助工，岂得挪移别用”，断然回绝了工部与户部的建议。


       工部针对国家的现状请求缩小陵殿规模，改变材料尺寸，延长时间期限，不为皇帝应允，坚持按旧例行事。
       神宗原本是一位有为之君，曾支持张居正改革，使明王朝出现短暂的中兴之光，但是当他迫于众意，不得将皇位传给爱妃之子，只能立出身卑贱且不为自己喜爱的皇长子为太子时，处处受制于文官集团。
       郁郁不得志的神宗在政治上受挫后，将重心与注意力都转移到聚敛财富上面，视财如命，用钱财物欲满足、麻醉自我，并且用钱财来弥补对爱子的亏欠。
       在福王“之国”与婚姻中，仅福王的婚费就赐予30万两，营建王府宅邸费用38万两，赐予二万余顷，还有各种金银珠宝，十倍于常制。


       二、皇帝不能充分发挥其国家元首的职责，使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低下
       皇帝是帝国最高的国家元首，在帝国行政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效，正如罗维所言，“一个皇帝的继续存在是必要的，即使有时他在中国政府中不起任何作用。
       没有皇帝，授权发布政令的整个政权机构就要崩溃，权力也就会丧失依据，一个皇帝，无论他作为个人是如何的无能，在实际生活中，他的存在对于维持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
       在权力分离而又互相制衡的明代社会，皇帝在行政事务中所具有的权利合法化象征的意义更加浓厚。
       离开了皇帝的支持，任何一方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控制时局，因而有明一代虽然屡屡出现宦官、权臣专政的情况，权宦、权臣却只能作威作福一段时间，随着新的皇位继承人的上台，旧有的势力立即土崩瓦解，不能继续为恶，因而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皇帝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


       前面我们总结归纳了明代皇帝的特征和明代“问题皇帝”的几种表现。
       他们政治能力的低下、荒政怠政和独立特行、远离角色规范的离经叛道行为对王朝命运造成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明代“问题皇帝”长年荒政怠政，影响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皇帝的勤政使朝廷运作机制高效运行，而皇帝的怠政则使政府运作缓慢:
       世宗最初励精图治，以身作则，天不亮就早朝，带动那些偷闲懒惰的大臣，君臣勤于政事，关系融洽，“诸边奏报、臣子建言，手批立决，无滞片刻”，使得“朝下而夕具奏，夕上而朝报可”，政府行政效率很高。


       被誉为“中兴之主”的明孝宗虽然有内阁大臣全力辅佐成就功业，但是如果没有他的勤于政务，积极配合文官，是很难实现“中兴之梦”的。
       当他晚年上朝渐晚渐疏时，臣子“奏事日止一次，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没有勤政作为基础和保障，纵有再好的治国安天下之策也难有作为，皇帝“章奏批答不时断决，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结果“事多奎滞，有妨政体。”
       大权独揽的皇帝一旦病倒，政府运作便失灵。虽然世宗、神宗久不上朝理政，但他们还是通过批阅奏章公文来处理国事，只不过在处理事情时有所取舍，不称己意或不是自己关注的事情就投入较少的时间精力，或不予理睬。
       当世宗、神宗病缠身无法及时批阅奏章或拒绝处理某些事件，不给予阁臣明确意见时，朝廷就处于半瘫痪状态:阁臣严篙、方从哲只能一味等待，除了对皇上专意静摄、章奏束之高阁的行为发发牢骚，别无他法。


       明代皇帝即使对政府工作不作任何具体指导，其作为国家最高首脑的象征性意义上也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
       通过武宗远离权力枢纽后朝廷的权力运作过程，我们可以清晰地证明这点。
       武宗巡幸漠北，南下江南，往往历时几月或大半年，虽然他在巡游前将封印交给有司，委托内阁全权处理日常事务。
       但是帝国重要的事务、朝廷的章奏和行政事宜的处理仍必须秉承皇帝的旨意，故一切重要的公文章奏都要用快马专人送往皇帝驻足的地方，前后往返耗时长，办事效率低，特别是武宗决意返回京城时，内阁六部都将公文留在皇城等着皇帝返回后再处理，结果文书积压长达大半年之久。


       此外，皇帝亲临主持例如郊祀大典、殿试进士、秋审决刑(法司会审、皇帝决刑)等，具有时效性，皇帝的缺席会造成许多不良的后果:
       武宗出巡，经年不返，这些案件积压，囚犯缓押，暂留不决，两年下来，监狱关押的人数太多，已经容不下了，况且这些人大多罪大恶极却不被处治，凶恶勾结，易生他变。
       大臣又不能擅自做决定，犯人处决。
       左右为难的大臣要求皇帝回来主持秋后典刑这一重要的皇帝职责，却被拒绝。冬至朝驾、大祀省牲，享太庙遣官行礼，皇帝也充耳不闻，不予理睬，使得郊祀一再改期，日复一日，如同儿戏。皇帝这种不负责任、朝令夕改的行为不仅加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官员和老百姓无所适从，而且削弱了他们的神圣权威。


       第二、皇帝在用人选官上不负责任，或所用非人，或官员奇缺，政府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用人选官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一大重要内容，得人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的好坏，但是明代“问题皇帝”或心存偏好、所用非人，或干脆放弃用人权，无论哪一种行为都直接影响朝廷与政府的工作效率。
       宪宗朝万安、梁芳，武宗朝钱宁、江彬，世宗朝张惚、桂曹、严篙，穆宗朝徐阶、高拱，神宗朝张居正、申时行、方从哲，思宗朝周延儒、温体仁等得以长期任职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善于顺从、迎合皇帝意志，控制各种政治势力: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
       妒贤嫉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事。


       他们这种阻塞言路，排除异己的行为违背了政府机构正常运作的程序规则，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国家政局的稳定。
       明朝中央政府除了设立内阁六部外，还设置六科给事中辅佐官员处理日常事务与军国要务，六科之设原本是与六部互为表里，每科的都给事中专门负责印章，责任尤其重大，一日不可缺少，但神宗长年不上朝，连官员的任免与选拔权都无意揽取，对朝中官员的去留既不支持也不打击，听之任之，结果朝中官员极度缺乏，“六科止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
       十三道止五人，一人领数职。在外巡按率不得代。六部堂上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督抚监司亦屡缺不补。
       文武大选、急选官及四方教职，积数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不画凭，久滞都下，时攀执政舆哀诉。诏狱囚以理刑无人不决遣，家属聚号长安门”，“六科全无都矣，刑科全无都矣，大印尘封不启，科规制肘难行”，朝政日驰，中外解体，中央政府的运作难以为续。


       第三、皇帝疏于职守，对官员的控制、协调能力下降，各部门互相推诱，行政效率低下，帝国体制的应急调控能力大幅度下降。明代“问题皇帝”长期不上朝，与文武官员很少见面，主要依靠宦官传递消息，沟通内外廷，而宦官喜欢借传达圣旨的机会上下其手。
       当皇帝的言行举止有违大臣的期望，特别是背离皇帝的角色规范时，文官们总是怀疑皇帝被群小蒙蔽、欺骗，因而对皇帝的部分意见持怀疑态度，执行时大打折扣。
       皇帝“有真诚之志而臣下饰以欺，有躬行之实而臣下应以文，有精锐之功而臣下持以慢，有广大之体而臣下视以迁”，“在内或奎蔽不以上闻，在外或废格不以下布，是徒有尧舜之君在上，而百官不以尧舜之心为心”
       。他们或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或结党营私、官官相卫，“无复分忧于
       万机，无复同心于匡赞，或受腹心之托随即相负，或识卑器浅阁所建数”。


       政府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脱责任，各部官员不肯尽心用事，帝国很多十万火急的事情不能及时处理，行政效率十分低下。
       辅臣在非常时期不是替皇帝出谋划策、持危定倾，而是等闲票拟如故，对边地十万火急的军铜告急，置若圈闻，不应如故。
       辽东战争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皇帝要求兵部负责调兵遣将，制定方略;户部筹措军饷，解决资金;
       工部打造供应，负责衣甲器械，各部门理应同舟共济，共度时艰，但是相关部门仍视为平时，争执稽误，敷衍塞责，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兵部催兵的檄文无日不催，或报起行在途，或以陆续到关;出关兵兵部、户部多方斟酌，稍有次第;衣甲器械工部未有着落。


       崇祯时的行政效率更为夸张，清兵已退半载，而边臣那些告急奏疏还在继续下传，致使朝野震惊，还以为是清兵又来侵犯了。
       皇帝与文武百官不能精忠职守，封疆之臣平日全无备御，疏防怠玩，督、抚无权而将日懦，武弃废法而兵日骄，将懦兵骄而朝廷之威令并穷于督、抚，结果当沈阳防务危急时，应援各将却拥兵接营自固，不管朝廷、主帅怎样三番五次的催促，都犹豫不前，坐视陷城。
       此外，皇帝对文臣的不信任也不利于王朝事业的发展，例如崇祯在位十七年，阁臣四十九人，除温体仁和周延儒在职时间久外，其他阁臣更换频率极高，吏部尚书更换十三人，兵部尚书更换十四人，刑部尚书更换十七人，工部尚书更换十一人。作为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六部大臣更换的频率如此之高，无法形成稳定的领导核心。
       不同的当政者政见不同，朝廷在“剿”“抚”、“和”“战”之间摇摆不定，朝令夕改，不仅下级官员士卒无所适从，而且皇帝也在不同政见中摇摆不定，最终落得国破家亡。


       三、总结
       明代“问题皇帝”这种无视传统，无视皇帝责任与义务，超越、挣脱角色规范的约束、限制的行为不仅为他们自己遭来责难与批评，更对社会、国家造成巨大影响:
       其奢侈浮的生活加剧社会的经济负担、国家的财政危机，其荒于政务、无所用心的态度加深文主义作风、居间习气，其对政府机构控制力的消减使得政府行政效率低下，其扶植文官之间的朋党之争和文宦之争危害政局的稳定，使明代政治异常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