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

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上面这首诗歌，是我国著名诗人郭沫若1958年4月1日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作品，题目就叫《咒麻雀》。

在这首诗歌发表的同时，一场全国各地齐出动围剿麻雀的运动，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这场运动不但普通老百姓纷纷参与其中，甚至连中国科学院的2000名师生，包括钱学森、华罗庚等科研巨擘也参与其中。

这场斗争是如何开始的？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

轰轰烈烈“除四害”

1958年2月12日，一份名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经中央研究后通过国务院下发到全国各地。

这份指示中提出，要在十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消灭老鼠、苍蝇、蚊虫、麻雀这四种有害生物。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

这场“人雀大战”首先从四川开始掀起波澜。

当时四川的干部率先对消灭麻雀做出了两条标准：一，分管区域看不到麻雀飞，听不到麻雀叫，没有麻雀窝；二，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一天之内看到两只麻雀及以下者，只是能算“基本无雀”，不能算合格。

在这么严格的标准下，四川的基层干部以及农民工人，为了消灭麻雀可谓绞尽了脑汁。

在工具上他们使用了各种武器，竹竿、红旗、鞭炮、石子、弹弓、锣鼓、喇叭筒、洗脸盆、气枪、假人、草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

人员不分老人孩子，不论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全都投入到了打麻雀的汪洋大海之中。

一时间整个四川红旗飘扬，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在跟麻雀的“战斗”中，四川的农民群众很快总结出来一条经验：麻雀这种鸟虽然有翅膀，也会飞，但是它的体力却实在不咋地，只要一直追着它们不让它们落地，飞不了一会儿就会累的摔下来。

这个经验是四川省郫县的红光农业社的农民总结出来的，被当时四川的一位高级领导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

当时四川下辖的市县，男女老幼齐齐上阵，少则几万人，多则十几万，手里拿着锅碗瓢盆、响器火枪等工具齐心协力的驱赶麻雀，让麻雀没有落脚之地，麻雀往往飞不了几个田埂，就累的自己掉了下来。

根据四川一些县市遗留的资料记载，在1958年的“灭雀大战”中，县市出动的人力普遍在十几二十万人以上，他们通过采取掏、毒、套、打、烟熏、疲劳轰炸等各种战术，对麻雀展开了灭绝性的进攻。

如《郫县志》中记载，当时郫县至少发动了10万群众，开展了历时三天的“灭雀大战”。

这三天的时间里，学校还专门放了“打雀假”，以方便学生们参与打雀运动。

而地方干部也采取了指派专人专地分割轮换，小组责任分包的模式，以火枪配合锅碗瓢盆人声吆喝，开展灭雀活动。

麻雀在这种有组织、有纪律的大规模进攻中，几乎没有丝毫的生机，仅郫县一个县在三天的时间里，就消灭了上百万只麻雀，至少在局部区域实现了“不见雀飞，不闻雀鸣”的指标。

全国各地打麻雀

四川省的先进经验传开之后，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类似活动。

1958年4月28日，上海市在领导的一声令下，发动全市人民向麻雀们发起了如火如荼的进攻。

这场“灭雀大战”从早晨5时开始，战斗总指挥发动了上海几乎每一个市民。

由于上海是大都市，出于安全考虑禁用了枪支，全靠人力和麻雀战斗。上海不愧是商业之都，在这场战斗中充分展示了什么叫做“斗智不斗力”。

市民们在总指挥的部署下，手持红旗、响器等工具，预先埋伏在屋顶、树下等麻雀经常出没的区域。

待总指挥一声令下，顿时伏兵尽出，红旗招展、锣鼓齐鸣，人声鼎沸，麻雀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顿时被吓得到处仓皇飞窜。

但这些麻雀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总指挥算无遗策，早就预判到了它们所有的反应，不但在地上安放了不计其数的草人、假人，还按照地形排兵布阵，平均每10米就安排一个驱赶麻雀的岗哨。

这些可怜的麻雀们飞起来之后，很快就发现它们再也没有了落脚之地，下边的人群压根儿不给它们一点喘息的机会，它们只能飞到用尽所有的力气从天上掉下来。

人群手持红旗和工具密切地注视着麻雀们的方位，一旦有麻雀累的飞不起来，就一拥而上把它们抓住，大声欢呼胜利。

除了对付成年麻雀，上海市还鼓励群众从源头抓起，上房上树捣毁麻雀窝，掏麻雀蛋。

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仅上海某钢铁厂的先进工人鲁姓父子四人，就在一天之内捣毁麻雀窝600多个，掏到麻雀蛋750只，并且还生擒了胆敢负隅顽抗，保护麻雀蛋的母麻雀3只，极大地打击了麻雀们的嚣张气焰。

在总指挥的英明领导下，上海在一天之内单麻雀蛋就掏了25万颗，捕杀成年麻雀超百万只，取得了“打雀战争”的辉煌胜利。

作为首都的北京，在“打雀战争”中也不甘落后，由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亲自带队，发动了300万群众参与行动。

首都的“打雀战争”比之上海谋划更加周祥严密，分工部署也更加周全。

为了打赢打好这场“灭雀大战”，北京不但发动了群众，还调来了大量的神枪手、摩托兵、船只等，多兵种配合，军民一体联合行动。

1958年4月19日凌晨，首都上百万群众、学生、士兵蓄势待发，准备向麻雀们发起总攻。

凌晨5点整，高级领导一声令下，百万雄师全军出动！

一时间北京城内红旗招展，锣鼓齐鸣，人声鼎沸中夹杂着大呼小叫的喊声。

人们按照事先的规划，冲向自己的战斗岗位，向麻雀们发起总攻。

这一天“围剿麻雀总指挥部”不但在北京城内830多个地区撒上了毒饵，还在麻雀出没较多200多个区域埋伏了大量神枪手，30辆摩托车在替总指挥部传达命令的同时，还兼职侦查敌情。

总指挥部下属的各区总指挥、副指挥，乘坐轿车亲赴一线督战。

在领导们的鼓舞之下，8700多平方公里的北京城红旗招展，杀声一片，各个地区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战果。

在天坛，30多名神枪手齐齐出动，一天之内就打死了966只麻雀。

在陶然亭公园，2000多名居民老少齐上阵，连赶带毒大半天就消灭麻雀400多只。

海淀区的玉渊潭一带地形复杂，麻雀们仗着自己有翅膀，在湖中心的小岛和陆地之间来回飞。

为了歼灭这些狡猾的麻雀，海淀区发动3000多名群众，借来了小船和神枪手水陆并进，把麻雀们堵在湖面上落不下来，死于枪击和累到落水淹死的麻雀不计其数。

北京的这场“打雀战争”不仅群众广泛参与其中，就连高校的广大师生们也纷纷加入。

著名的物理学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生物学家郑作新等科研专家，也加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当中。

只不过科研人员虽然智商很高，但对剿灭麻雀却也没有什么好的手段和办法，只能和普通群众们一样，只能用普通工具参战。

比如钱学森和华罗庚这两位科研大才，也只是拿着响竿跟群众一起驱赶麻雀罢了。

北京的“灭雀大战”从4月19日凌晨5点开始，到4月22日天黑结束，如火如荼的持续了3天时间。

在这3天的时间内，300万北京群众共剿灭麻雀40多万只，捣毁麻雀窝、麻雀蛋不计其数，取得了空前绝后的伟大胜利。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灭雀大战”也都在轰轰烈烈的进行当中，剿灭的麻雀总数多达16亿只以上，捣毁的麻雀窝、麻雀蛋同样不计其数。

天下无雀的“后遗症”

1958年轰轰烈烈的“打雀运动”过后，全中国的麻雀被一扫而空。

根据一些老年人回忆，当时的华北地区别说麻雀了，有时候走几个村子都看不到一只鸟。

因为当时打麻雀、掏鸟窝的时候是大规模出动，根本没有办法分辨哪些是麻雀窝、麻雀蛋，很多人看到鸟蛋、鸟窝都通通捣毁了。

这种激进的做法对当时的鸟类种群造成了很大的伤害，造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天空无鸟飞的情况。

现在的我们都知道麻雀其实是杂食性鸟类，它们除了吃粮食之外，同时也吃昆虫和野草的种子，把它们全部杀光其实弊大于利。

况且鸟类是昆虫的天敌，在那种“一扫而光”的形势之下，很多无辜的鸟类也受到了冲击。

而一个完整的食物链当中，如果没有了鸟类压制，结果必须会是各种农业和林业的害虫层出不穷。

1959年春天，包括上海、广州等一些城市爆发虫害，城市中绿化树上的叶子竟然被害虫全部吃光。

同年全国各地的农田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虫害；豆青虫、黄粉虫、桃小食心虫、天牛等害虫不但吃庄稼，还造成了树木大面积的死亡，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

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生物学家张作新等科学家注意到这种情况之后，当时就明白麻雀不能再打了，不然会引发更多无法预测的损失。

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顶着压力写材料为麻雀“平反”，试图通过向高层进言的方式，把麻雀从“四害”之中剔除。

当时担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在看了科学家们的材料之后，心里的触动非常大。

1959年11月27日，张劲夫专门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呈送给高层。

他在这份报告里说：“科学家一般都认为，由于地点、时间的不同，麻雀的益处和害处也不同；有些生物学家倾向于提消灭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

张劲夫的这份报告和科学家们整理出来的材料，由胡乔木转交到了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后亲笔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时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至此被穷追能打一年多的麻雀，终于被“平反”，重新获得了一线生机。

“灭雀运动”的背后

在现在的很多人看来，当年的“打雀运动”似乎很可笑。但这场运动的起源，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就是生活条件的问题。

1958年前后，我国的粮食产量严重不足，很多地方根本就吃不饱饭。在那样的情况下，粮食自然是能省则省。

麻雀作为一种杂食性鸟类，确实有偷吃粮食和果物的习惯。

现在大家丰衣足食了，觉得它们吃一点没什么，可是在当时那种食不果腹还比较常见的情况下，吃那“一点点”就足以判它们“死刑”了。

其次就是社会环境的问题。

主席在1955的农业会议上，第一次提出麻雀是“四害”之一。可是在随后的几年里，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在生物学家之间，其实还有过一些争议。

1957年1月18日，当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周建人，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麻雀是害鸟无须怀疑》的文章，指出“麻雀是害鸟，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周建人不但是鲁迅先生的弟弟，同时也是一名生物学家，他下的定义毫无疑问还是有一定权威性的。

关于麻雀是不是“害鸟”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只是在某段时间里，被别有用心的人提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导致很多人心里有意见也不敢说出口。

而当时的高层们忙于解决粮荒等国家大事，根本无暇深究麻雀是不是“害鸟”这种琐碎而又专业的问题，所以才造成了后来浩浩荡荡的闹剧。

回望过去，我们当以史为鉴，在保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同时，也要对别用心的人，时刻保持警惕！千万不能再给他们机会欺上瞒下，搅风搅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