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嵯峨山）
北朝西魏年间，有个地方叫做北雍州。
这个北雍州，具体地点在今天的陕西三原县西北大概三十多公里的嵯峨山附近。
嵯峨山，位于今天陕西的淳化，三原，泾阳三县交界之处，山势雄浑，层峦叠嶂，秀拔苍翠，不过山势虽然陡峭，但是却并不难以攀登，反而是比较平缓的扇形地貌，假若登临嵯峨山，可饱览群山环抱之势，小半个关中更是尽收眼底。
终南之北太华东，万丈巍峨耸碧空，峦叠嶂深沟壑秀，山青水绿物华丰。
相传，黄帝曾经在这里铸造宝鼎一尊，鬼谷子曾经隐居此地，老子李耳也曾经在这里讲学，不仅如此，嵯峨山更是漫山遍野樱桃树，粉白与翠绿交织，树枝轻轻摇曳，花瓣随风飘落，纷纷扬扬，美不胜收。
可以说，北雍州钟灵毓秀，是一块风水宝地。
但是在西魏的时候，北雍州却难称福地，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记载：
《周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九》：州带北山，多有盗贼。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北雍州这个地方啊，因为山太多，易于隐蔽的地方也很多，所以这个地方滋生了很多的匪盗，有光天化日拦路抢劫的，有一到晚上就入室偷盗的，是大到杀人害命，小到偷鸡摸狗，就没有这帮人不敢干的，他们疯狂作案，搞得老百姓没有办法安生过日子，可以说，当地这社会治安是相当的不好。
这北雍州啊，曾有过很多任刺史，没有十个也有八个了，但是这些刺史无论是手段强硬的派出衙役四处搜捕，武力镇压，还是安慰招抚，道德感化，效果都不怎么样，这盗匪不减反增，那是越来越猖獗。
剿匪剿贼不利，明面上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是刺史的力量实在有限，他调动不了太多的兵马。
（盗匪横行）
什么叫刺史，主要体现在这个刺上，这里边这个刺的意思，是检核问事，是监察，说白了虽然很多时候都把刺史当做太守用，但他本质上并不是本地的地方长官，而是朝廷委派下去的临时职务，属于是特派员。
这官员都是外地来的，本来调兵就调不了多少，他往往还不太了解当地的情况，做起事情来就很容易事倍功半。
这第二呢，跟北雍州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当地多山，山多，路就难走，峰密，那就能藏人，这种地形地貌很不容易开展搜捕工作，往往是一波一波的衙役派出去，三五天也捉不到一个贼。
而且，北雍州处于三县交界之地，人口流动频繁，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情况相当复杂。
一般人到北雍州去做了刺史，还真不一定能把这份工作给干好了。
明面上的原因已经很难搞，而暗地里的因素则更加棘手。
因为，这些匪盗之所以如此猖獗，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是有后台的。
而他们的后台，就是雍州本地的豪族和乡绅们。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在古代，一个县的县令，一个府的知府，一个州的刺史（太守），那他们就是当地权力最大的人，我们把这种职务称为父母官，意思是他们就好像拥有古代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力一样，生死荣辱，生杀予夺，全都被官员们拿捏在手里。
他们是朝廷命官，是一地的最高管理者，他们更是能轻而易举的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事情。
从理论上来讲的确如此，但是其实操作起来，却发现有诸多不便。
（古代衙门）
比如北雍州的刺史，他在北雍州城里应该是有办事的衙门的，有府邸，可整个衙门里算上三班衙役，师爷书吏，仵作更夫，家丁护院，使唤婆子，把战斗力和非战斗力都算上，有两百人就算是很了不起了。
虽然说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刺史已经从监察性质逐渐变成了一州之地的行政长官，到了隋唐时期更是改刺史为太守，但行政的力量究竟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的。
区区几百人的衙门，怎么管理庞大的人口基数，这就需要当地的豪族士绅们来出力。
这豪族士绅们，家资颇丰，反正肯定是要比刺史有钱，平时地方上修桥铺路，要靠他们出钱出力，年节活动，祭祀典礼，也要士绅们来牵头。
他们以亲缘关系相互连结，一个豪门望族中，有在朝廷里做高官的，还有在朝廷里做完高官告老还乡退下来的，他们政治环境中则更有话语权。
一个刺史，由中央朝廷选拔出来，下放到地方，他本来就人生地不熟，而他治下的大部分吏员，捕快，衙役，师爷，书吏，管粮食的，管账房的，却基本上都是世代世袭下来的职务，而这其中又有多少是士绅家族之中的人呢？
所以，刺史相对来说是比较孤立的，尤其很难和豪族士绅们对抗。
北雍州的匪盗们有士绅们做后台，士绅们给他们武器，给他们藏身的地点，给他们通风报信，给他们各种支持，你区区刺史，调兵要等兵部的文书，文书下来了，给你几百人，或者就算是给你几千人几万人，跟匪盗和士族们里应外合，你也很难对付。
所以，北雍州一直动乱不绝，朝廷也很头痛，但一直也没什么好办法。
直到，一个叫做韩褒的人赴任。
（韩褒 形象）
韩褒，字弘业，昌黎大棘人，也就是今天的辽宁朝阳。
《周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九》：褒少有志尚，好学而不守章句。
说韩褒这个人，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很有理想，想要干大事儿，而且他这个人还十分好学，有文化，但是他学习的方式和别人不太一样，他从来不读死书死读书，不拘泥于传统礼教文化，而是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和理解，所以自小他这个人的想法和思维，就比较跳脱。
韩褒在北魏时就在朝廷任职，后来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他转而依附了西魏宇文泰，立有军功，因此被委派为北雍州刺史。
韩褒到北雍州的时候，当地的治安非常乱，本地衙门对盗匪猖獗的情况基本处于漠视的状态，倒不是他们不想管，而是他们管来管去根本管不了，无奈之下只能放弃。
韩褒是武将出身，上过战场打过仗，比这更凶残的局面他见过，比这更顽固的敌人他也对抗过，所以似乎捉两个乱贼流寇对他来说实在是小意思，但是韩褒明白，匪盗的根源不在于匪盗本身，而在于匪盗背后的后台，衙门除掉一批匪盗简单，可是除掉这一批，豪族士绅们又会培养起另外一批来。
所以，想要彻底的解决匪盗问题，必须从士绅们的身上下手。
但是问题是，你也没有士绅们违法犯罪的证据，你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抓起来或者全都消灭了。
而且，这豪族士绅，他们是西魏社会的重要阶级，是精英群体，他们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他们是为了自保而豢养匪盗也好，是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纵容匪盗行凶也罢，还是和匪盗达成了利益关系，这对韩褒来说都不重要，因为，以韩褒刺史的身份，他没有办法直接和士绅宣战，更不能把自己放在和士绅们对抗的位置上，因为实际上主导北雍州的不是他韩褒，而是士绅，真要是把士绅全都得罪了，士绅们今天不交钱了，明天闹意见了，后天找人去朝廷里给自己说黑话，弹劾自己，那么韩褒这个刺史恐怕也没得做了。
（豪绅士族）
所以，韩褒采取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做法，那就是，他把北雍州的士绅们全都找来，说了这么一段话：
《周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九》：“刺史起自书生，安知督盗，所赖卿等共分其忧耳。”
韩褒说，我呢，虽然是刺史，是武夫，但其实我最开始是文人出身，经验不足，这回又是初出茅庐，缉盗捕贼这种事儿我肯定是不行，我肯定办不好，所以关于北雍州的治安问题，还得各位士绅们出力帮助，由你们来和我共同负责。
您看，韩褒这一席话，就把当地的治安问题变成了他韩褒和全体士绅的问题。
并且，衙门这么多年下来，说没消灭盗匪，其实也消灭了一些，还捕获了这一群群盗匪之中的不少头目。
这些头目，基本上是每年秋天砍一回，但韩褒认为他们很有价值，不仅没有处理他们，反而授予他们官职，又给他们划定各自的管辖范围，让他们成为治安管理的一部分。
韩褒说了，我呢，知道你们是贼首出身，但是朝廷宽宥，给你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现在我把北雍州分成了好几块治安区，你们每个人都负责一块，当然官儿不是白干的，到日子那你们得把自己片区的治安管好了，得把区域内作乱的盗匪都给我捉住。
捉住了，朝廷有赏，可要是捉不住，那就要追究你们的责任。
两手操作，实在是耐人寻味。
以前士绅们包庇匪盗，几乎是没有成本的，这批被官府剿灭了，他们又组织起另一批，反正他们有的是钱，有的是人，这对他们来说无所谓。
但是，韩褒一下子把自己和士绅变成了命运共同体，那么形势可就大不一样了。
（江山无垠）
以前匪盗不绝，吃瓜落受处罚摊责任的只是刺史自己，但现在豪族士绅们也有责任，而且韩褒更是通过自己的行政权力，几乎把剿灭匪盗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全都转移到了士绅们身上，士绅们反而成为了主要责任的承担者，这匪盗一日不绝，被处罚被打击的反倒成了豪族士绅这个群体。
这是什么操作，这是典型的风险转移和责任共担，韩褒利用了士绅们的自利心理，因为，士绅们在北雍州的任何行为，当然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以前，和匪盗勾结可以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士绅们对匪盗纵容袒护，但韩褒改变了这个现状，现在的情况变成了，只有消灭匪盗，士绅们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
如此一来，他们不仅不会再和匪盗勾结，反而会尽心尽力的剿除匪盗，士绅们当然是被迫的，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而古人对韩褒的另外一手操作，也给出了具体的分析：
《折狱龟鉴·卷七·察盗》：褒取名簿勘之，一无差异，并原其罪，许以自新。
这些匪首们获得了将功赎罪的机会，必然尽心尽力，帮助衙门提高捉捕匪盗的效率，而韩褒之后更是贴出告示，以从轻发落的条件来鼓励那些犯案的盗匪自首。
这么一来，盗匪们的后台倒了，匪首们大大提高了剿匪的效率，更有不少主动投案的，因此不过几个月时间，北雍州的匪盗就绝迹了。
不费一兵一卒，而只靠身份的错位，利益的勾连，以及，韩褒本人巧妙的智慧。
韩褒一生，经历颇丰，从北魏，西魏，再到后来的北周，他一直都有显赫功名，官儿也越做越大，北周丞相杨坚，也就是后来的隋文帝对韩褒则更加敬重，每次韩褒回朝廷里拜见杨坚，杨坚都会亲自赐座，亲切的和韩褒攀谈，礼遇颇厚。
能在王朝更迭中游刃有余，能在乱世变化中波澜不惊，这又不仅仅是靠个人的智慧就能完成的，更因为，韩褒了解人性。
孟子说，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人性二字，写出来很简单，读出来也很容易，但其中千变万化，想要参透，却往往需要，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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