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雍正十三年三月十六日，这一年是雍正王朝的最后一年，具体来说距离雍正驾崩的八月二十三日，还有五个多月，当然这一切当事人并不知道。也就是在这一天，一个普通民众上访案件惊动了雍正。
河南汝宁府上蔡县（驻马店）。
事发当日，上蔡知县贵金马正在乡下朋友家里喝酒，就在这个时候，师爷派来的衙役来到贵知县身边耳语几句，贵金马一听顿感大事不妙，酒也吓醒了一半，随后带人骑马一路狂奔赶回县衙。贵金马之所以如此紧张，就在于当时数百名百姓闯入县衙，嚷嚷着要找知县老爷讨个公道，如果此如果处理不好激起民变，贵金马这个七品县令就是干到头了。
实际上，如果就是老百姓闹事，贵金马尚不至于如此紧张，关键在于挑头闹事不是一般人，挑头的是当地武举人王作孚以及当地富户萧天福等人，那可就不简单，这些人都是县里的核心阶层，县里的许多事情都得这些人来干，而这些人一旦聚众闹事，绝对会引发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
而闹事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对朝廷开垦地亩的政策表示不满，因为根据雍正的要求，各个地方必须要开垦荒地，如果完成指标有奖励，而完不成将危及官帽，可问题在于，河南当地已经没有荒地开发了，可巡抚衙门还一再催促上蔡县要完成规定指标，上蔡县上下无不是苦不堪言，难度也不言自明。对于百姓的难处与诉求，贵金马是十分清楚的也很同情，但又无可奈何。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作孚等人要求贵金马撤销开垦地亩的命令，但这事不是贵金马可以做主的，双方一度剑拔弩张，现场火药味十足。贵金马见无法劝阻百姓撤离，于是以聚众哄堂的罪名将王作孚等为首十一人拘押。人是拘捕了，但后续处理呢，贵金马直接将事情报告给了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王士俊。
河南开封，巡抚衙门。
王士俊时年52岁，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康熙六十年的进士，入翰林院任检讨。雍正元年因上书雍正被接纳，得以获得雍正的赏识，并任命为河南许州知州，官声不错。雍正三年赴广东任事，任命为琼州知府、雍正六年升任广东布政使，得“专折奏事”特权。雍正八年升迁湖北巡抚。
雍正十年调迁河东总督。河东总督专管山东、河南两省内黄河事务，雍正十三年兼任河南巡抚，因王士俊政绩突出，雍正皇帝特赐王士俊孔雀花翎。终雍正一朝，王士俊政绩声誉皆佳，得皇帝宠信不亚于他人，史称“世宗不次用人，士俊被特达之知，与李卫田文镜并称”。
刚刚接任河南巡抚的王士俊看完贵金马的报告，总督王士俊也深感苦恼之中。因为自雍正即位伊始，对开垦一事是极其重视的，乃至将其直接与官员考核挂钩，以激励各级官员。而在摊丁入亩的大背景下，地亩多寡决定着朝廷赋税的规模，这才是雍正鼓励开垦的真实用意。既然如此，地方官员无不拼命开荒，雍正朝第一任河南巡抚田文镜到河南后，几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开垦事业中，任内累计开垦地亩一万三千余顷，成绩斐然，深受雍正赏识。
作为田文镜的继任者，王士俊自然是有样学样，深知自己必须将开垦一事做得更为出色，方能得到雍正的青睐。王士俊上任后，河南累计上报开垦地亩多达一万八千余顷，竟超过了田文镜的业绩。一时间，雍正对能臣王士俊赞不绝口。但这个数字是虚报的。
可无论田文镜还是王士俊都运用了数据造假这一手段，可问题在于，开垦数据越多，对百姓的损害愈发严重，虚增的田亩必然需要新增赋税，这凭空而来的赋税重担必然要压在百姓的肩头。这也是为何上蔡县王作孚等百姓要到县衙抗议的原因。
对于此事，王士俊向雍正汇报了这起发生在河南上蔡的案件。但王士俊没有如实汇报，而是诬陷乡民在王作孚鼓动下，蜂拥至上蔡县衙请求降低盐价，但被知县拒绝，于是，王作孚等拥至商人程效公盐店，各按每斤十六文强买盐千余斤，并规定此后依照此价售卖。王士俊串通下属，凭空捏造了一起百姓为减盐价而聚众闹事的恶性事件，不惜犯下欺君之罪，也要保住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被蒙在鼓里的雍正自然对此一无所知，只是批复道：“此风不可长，当严究以惩刁顽。”
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驾崩。当年十二月，河南开封。
就在王士俊准备继续处理上蔡县问题时候，吏部的一纸调令送抵开封府，乾隆任命王士俊为兵部侍郎，令其即刻启程回京。工部侍郎富德接任河南巡抚一职，这属于平调，当京官倒也没有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也正常。关键在于王士俊这次任命，是因为他被参了。原来在十月的时候，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兵部尚书朱轼向乾隆上疏，公然抨击雍正先帝开垦地亩政策之弊端。朱轼指出，各省在开垦地亩数据上造假严重和弊端。
有人带头，各路官员纷纷响应，户部尚书史贻直迅速跟进，直言罪魁祸首就是田文镜与河南巡抚王士俊。对于开垦荒地的错误，乾隆自然是一清二楚，而对于那些先朝旧臣，乾隆也并无半点好感。新朝新气象，一扫开垦之积弊，正好成为乾隆革新朝政的最佳突破口。当然错误只能是这些庸官，而不可能是英明神武的雍正皇帝，况且乾隆当宝亲王的时候，对田文镜就十分厌恶。
不久，乾隆颁布上谕（大意）：“河南这个地方，自田文镜任督抚以来，苛削搜求，以严厉相待。其属员又都按他的意思办事，因此剥削成风，河南百姓深受其害。而王士俊接任河南后，非但不能加意惠养，反而扰民更甚，还以此为自己的政绩，借着开垦地亩的名义，造成了一系列累民的巨大危害，河南百姓实在是可怜啊！”
在这种情况下，王士俊被调令回朝，你说王士俊能不害怕吗，富德一上任，就开始对王士俊的过往行径进行彻查。不查不知道，一查就查到上蔡县王作孚等人聚众闹事的案件，这是王士俊捏造的冤案。如此一来，吏部提请对王士俊的处分：“王士俊隐匿真情，罗织罪名陷害无辜，请将王士俊革职。”此时的王士俊已被乾隆任命为四川巡抚，乾隆考虑到王士俊为官清廉，又是先朝老臣，最后仅下令将其革职留任，乾隆已经是从轻处罚，但王士俊觉得处罚太重。
乾隆元年七月，北京紫禁城。
此时王士俊上表自辩的奏报摆在了乾隆面前，因为王士俊看来，开垦地亩是国策，是雍正的意志，自己不过是按朝廷的旨意办事，即便无功，也不至于有过。朝廷的处罚他不接受，自己绝不受这不白之冤！然而，王士俊错了，他的奏疏非反而招来了乾隆的滔天怒火。你不肯替皇帝被黑锅就是最大错误，震怒之下的乾隆下诏，将王士俊逮拿回京，交刑部议处。不久后，刑部按大不敬罪拟判处斩立决，后由乾隆下旨判为斩监候。第二年，为体现自己的仁德，乾隆最终下诏将王士俊削职为民，遣返原籍。
实话实说，王士俊为官十分清廉，罢官后于乾隆二十一年病逝，死后家无余财，子孙生活贫苦，以至于连葬礼都办不起，云贵总督刘藻听闻后专程遣人赠金三百，以纾其困。实际上，王士俊就是给雍正背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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