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宋时，民族矛盾激化，前期受到北方金朝的军事劫掠，末期又与女真征战不休，兵变的问题愈发严重。靖康之难导致大量败兵南逃，这些逃兵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两淮地区发动变乱，威胁南宋统治。
一、宋代两淮地区的兵变事件
兵变虽贯穿整个宋朝，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其类型和原因不尽相同，对朝中政局的影响也因而有异。
兵变的类型有两种，一是自官军中叛出，不抗击外敌，而专肆残害百姓，对抗官府这种变乱的性质较为单一，也较好理解。另一种兵变类型则具有两面性，他们既有忠君报国，抗击侵略的属性，又有残害百姓，对抗官府的特点。两淮地区的部分兵变正具备这两种特质。
从时间上看，北宋初期两淮地区的兵变次数较少，自真宗朝官吏肆意克扣军饷、苦役军兵起，变乱次数逐渐增多。至南宋，两淮地区兵变的次数迅速攀升，宋高宗一朝最多，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南宋所面临的军政背景较之北宋有显著的区别。
宋高宗即位时，面对金军屡次攻击南宋的局面，高宗一方面“通问二帝”，幻想乞和；另一方面起用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主持抵御金军，朝中军事顾此失彼，为高宗时期两淮地区兵变的滋生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从两淮地区的政区角度来看，宋代两淮地区兵变的地区并非固定不动，随着他们武装力量的不断积聚，波及的地区也愈来愈广。另外，兵变的路径在淮南东、西两路也有明显的疏密之别，淮南东路的兵变主要集中于楚州。
众多兵变之所以集中于楚州、寿州，与两地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有关。熙宁五年九月，分淮南为东西两路，楚州在当时属淮南东路，独特的气候条件促进了该地农业的发展，使得楚州在“淮南、宿、亳等州灾伤，米价高处七十七文”时，仍能保持“谷熟米贱”这一状态。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臣自颍至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该地产出充足。”
南宋和金、元交战时，楚州一度成为前线。建炎初年，该地兵戈扰攘，政府忙于外患，为内部变乱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楚州交通便利，水运条件优渥，为盗贼辗转于楚州邻近州县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埋下了变乱的隐患。
二、宋代两淮地区兵变的原因
普遍而频繁的兵变，对两宋政权产生较大影响，宋代两淮地区的兵变共43起，尽管非两宋兵变之全部，但可从中了解两宋兵变的基本概况。宋代两淮地区军官与士卒的变乱原因不尽相同。
军官变乱的原因，首先是因为统治者的猜忌。北宋初年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变乱就属于这一原因。李重进的身份特殊，他为后周太祖之甥，负责掌管禁军，曾任殿前都点检一职，在后周随军征战，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柴荣在位时，另一禁军首领张永德经常在酒醉时说李重进的坏话，甚至曾“密遣亲信，乘驿上言”，但李知道后，并未与张爆发冲突，反而是主动找到张，劝其“吾与公皆国家肺腑，相与戮力，同奖王室，公何疑我之深也”从而化解了禁军之间的矛盾。
由此可知，李并非心胸狭隘之人，且为人坦率，所以李重进的兵权历来为宋太祖所忌惮。太祖即位后，接受各地节度使朝拜，当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上书时，宋太祖的态度却很反常，“上意未欲与重进相见”、“善为我辞以拒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君为元首，臣作股肱，虽在远方，还同一体，保君臣之分，方契永图，修朝觐之仪，何须此日。”
除此之外，宋太祖还让李昉写了一封诏书来敷衍李重进，赵匡胤接见了诸多地方官，甚至还接见了同为地方节度使的李筠，却唯独不见李重进，可见其防范之心。宋太祖通过平定李重进之乱，也成功将地方节度使的军权重新掌握到中央手中。
宋朝军政的腐败分为四点：一是对贪夫庸将的宽容；二是武将的贪财黩货和兼并土地；三是私役军士；四是刻薄军士。以上种种原因，不仅挫伤宋军锐气，还恶化了官兵之间的关系。
终宋一代，士卒逃亡的现象一直屡见不鲜。大量士兵逃离军队，在逃亡过程中聚集成团伙，“大则谋欲杀官吏、劫仓库，小则谋欲劫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数”。这些逃兵在行进的过程中不断荼害百姓，发动变乱，对社会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
建炎元年十一月寿春卒丁进变乱。他“被罪而窜”，士兵犯法没有就地服罪，却选择逃跑，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宋代军卒犯法刑罚深重。宋朝建立之初就确定了“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这一政策，虽然宋朝制定了严格的军法，但对有武阶的军官犯法，往往是宽容、姑息的，通常可采取赎罪、官当等来抵消罪过。
宋代的士兵，其实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就算被招进了军营，也同样过着囚徒似的生活，脸被刺字，严禁逃跑，不许喝酒吃肉，不许久驻一地，而且经常要做苦工，还常常拿不到军饷，因此造成多次兵变。
部分宋朝官员的不作为。他们一味采取妥协、投降、逃跑的政策，致使贼卒在官府不管不问的情况下，兵力愈来愈盛。以黄潜善、汪伯彦为例，黄汪二人向来主张避害就利，这二人在政治、军事上百无一能，当高宗问及军事时，只会对战况东遮西掩。
三、宋代两淮地区兵变的特点和影响
繁多的兵变与民变成为宋代变乱的两个主流，从中国变乱史来看，兵变又是宋代变乱的一大特色。宋代两淮地区的兵变作为宋代变乱的组成部分，同样具有一定的区域特性。
宋代两淮地区兵变的特点之一，就是变乱集团成分复杂。他们有的是军官，如淮南节度使李重进、雷泽尉王善、寿州城西镇将李文谅与勇健军校孙同、沧州兵马钤辖丁顺、镇抚使郭仲威、御营使司同都统制范琼等。
也有的是兵卒，如亳州士卒、捉贼虎翼卒王伦、御营后军孙琦、真定府马军张遇、寿春卒丁进、丁进后军张胜、汤阴县射士张用等。军官和兵卒中也有部分是武装流民转换来的游寇集团，他们或是民间抗金武装、或是各地勤王军、或是被金人打败后溃逃的士兵。
两淮地区的兵变以南宋初年的数量最多。他们“跨据州县，递相屠掠，自余盗贼，千百万群，不可胜计”说他们成分复杂，是因为他们的组成成分除了军官士卒外，还掺杂着许多百姓和逃亡的溃卒。
他们在变乱的过程当中的所作所为，如烧杀抢掠、危害百姓的财产和生命等，不仅对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也对赵宋政权造成一定威胁。这些兵变团伙甚至还会以武力恐吓逼迫百姓入伍，从而壮大变乱队伍。
《李纲全集》记载：“不能节制其兵，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反复循环，无有穷已。”
兵变者接受政府招安且谋得一官半职后，出于某种原因，出尔反尔，再次反叛。他们斡旋于宋政府与金人之间，一边接受宋政府加官进爵的优待，一边攻城掠地，私下与刘豫、金暗自勾结。
部分兵变团伙在行进路途中往往合兵，成为一股更大的武装势力。庆历三年五月，军卒王伦带领士兵在京东路的沂州发动兵变，杀死沂州巡检使朱进，在南下的过程中，不断有困苦农民加入到王伦的队伍，人数遂迅速扩至数百。他们逞凶肆虐，两淮地区如海州、泗州、楚州、扬州、泰州均未幸免于难。
这些时而投降、时而叛变的兵变团伙，他们深谙人多势众的道理，到处拉帮结伙，使变乱队伍的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抗力量。不仅能够抵抗各种小贼小盗的骚乱，甚至还有撼动宋廷之势，这种团伙的危害，性往往比小兵小卒单打独斗所带来的危害，要大得多。
结语
两淮地区频繁的兵变给宋王朝带来很大损失，一方面，政府在调动军队平乱的过程中，不仅浪费兵力、物力，还要对止乱有功者进行赏赐，无形中加深了宋代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两淮地区的兵变威胁百姓生命，扰乱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了宋朝统治。但宋代两淮地区的兵变始终没有摆脱其固有的局限性，故兵变的队伍终被宋政府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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