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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在群雄跃跃欲试之际,一代枭雄董卓率先挤进东汉王朝权力机构的核心,由此搅起一场彻底摧毁东汉王朝统治的祸乱。
1、董卓的崛起
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两汉时的临洮,即今甘肃岷县,那时是一个防御羌人的边陲重镇,为陇西郡的南部都尉治所。
这一带山高水险,不宜农桑;同时,这里的汉族人长期与羌人杂居,所以都擅长骑马弯弓,养成了勇武剽悍的习性。董卓就是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中成长起来的一个雄略人物。
董卓出身于一个武官家庭。他父亲董君雅担任过颍川纶氏县尉,负责缉捕“盗贼”和维护地方治安。
在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董卓练就一身出类拔萃的武艺。他不仅臂力过人,而且骑马弯弓的本事使素来擅长骑射的羌人也为之叹服。
董卓既有边塞人的粗犷勇武,又不乏汉族豪强地主的机诈。他年轻时游历羌中,尽与羌豪相结,精通羌胡事,被羌胡人视为豪侠好汉。董卓的这些经历为他日后的发迹奠定了重要基础。
东汉末年的边患,特别是羌胡扰边之患尤为严重。西北边地的兵连祸结,为董卓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董卓是在汉羌战争中,从一个军中武夫,升为中郎将、前将军的。
董卓年轻时从军,由于才武出众,被凉州刺史成就辟为从事,衔领凉州兵马掾。兵马掾是边地的重要武职,作战时参与策划,并身临前线,交锋对阵。在任兵马掾期间,董卓不仅巡守边塞,击破羌胡,而且协助刺史参与军事策划,军事才干得到了重要锻炼。
桓帝末年,经并州刺史段颍推荐,董卓由凉州边鄙之地来到京师洛阳,不久即当上了羽林郎。
在洛阳,中郎将张奂出于对董卓的才武及其在凉州知名度的欣赏,便以董卓做了自己的军司马,让他随自己出征凉州的羌人。在汉羌战争中,董卓等斩杀、俘虏了侵扰羌中的万余羌人,使三辅地区转危为安。
战争结束,董卓因军功拜郎中。稍后,由于军事才干,董卓晋升为蜀郡北部都尉,迁西域戊己校尉,后官至并州刺史、河东太守。
2、功盖天下的董卓
在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任上,“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中平元年(184年),董卓被起用为东中郎将,率军出击河北、山东黄巾军,因兵败被免官。可是不久,董卓又重新获得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就在董卓军败抵罪这年冬天,西北羌胡再度燃起反抗东汉王朝的烽火,羌胡数万铁骑入寇三辅,侵逼陵园。在万分危急之际,灵帝任命左骑将军皇甫嵩率军征讨。与此同时,董卓被任命为中郎将,作为皇甫嵩的副手,因而得以再次回凉州。
由于羌胡联军过于强大,一时间官军在军事上毫无进展,再加上朝廷内部矛盾斗争的影响,翌年秋七月,官军主帅皇甫嵩被征还,而且还遭受免职削爵的处分。司空张温继皇甫嵩为西北战场的主帅。
作为皇甫嵩副手的董卓不仅没有因军事失利受影响,而且还由中郎将晋升为破虏将军,在张温麾下继续征讨羌胡联军。
十一月,董卓即率众在美阳大破羌胡联军;紧接着,包括董卓部在内的六军去陇西追击羌胡联军,结果其他五军皆一败涂地,唯独董卓军全师而还。
就西北战事而言,灵帝对董卓的重用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从长远及全局看,董卓的被重用和董卓的胜利,却埋下了危害王朝统治的隐患。
3、董卓的野心
规模巨大的黄巾起义、羌胡反叛,严重地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董卓随之萌生出异志。
朝廷统治急剧衰落之际,灵帝对董卓的重用,不仅没激励出董卓对朝廷的忠诚,反而让他觉得虚弱不堪的朝廷,必须依赖他这员西北悍将,心怀异志的董卓于是便开始桀骜不驯起来。
张温出任主帅不久,董卓便有意稽延张温的军令,并十分傲慢地应对张温的责问。在军情十万火急的战场上,主帅张温完全可以对跋扈违令的董卓以军法论斩。军司马孙坚也力劝张温斩杀董卓。
董卓的所作所为,当然令张温恼怒万分,但是他却不得不容忍董卓,因为他很清楚,此次征讨羌胡联军,绝对不能缺少董卓这位威震凉州的西北猛将。
官军在镇压羌胡反抗中的屡战屡败,以及朝廷对跋扈军将的无奈,将灵帝统治的虚弱无能暴露无遗。董卓的实力及其在军事上的胜利,则在朝廷虚弱无能的映衬下,被极大地强化了。
董卓的政治野心由此受到刺激而急剧膨胀起来。
中平五年(188年),韩遂率东山再起的10万羌胡联军东进三辅,包围陈仓,形势万分危急。灵帝遂拜董卓为前将军,命他与左将军皇甫嵩联兵进讨。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在这次征战的重大军事问题上,董卓出现了极为反常的糊涂与无知。韩遂人多势众,所据陈仓的工事坚固,易守难攻,董卓却主张立即与韩遂苦打硬拼。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也绝不至出此下策,所以主帅皇甫嵩断然拒绝了董卓的意见。
官军围陈仓八十余日后,韩遂部人疲马乏,自行撤离陈仓,皇甫嵩则率部奋起直追。这时,董卓却将“疲兵”与“归众”、“穷寇”混为一谈,竭力阻止皇甫嵩的追击行动。皇甫嵩再次拒绝董卓的意见,最终大获全胜。
此时的董卓已是行伍三十多年、身经百战的老将了。同时,陈仓之战前后的许多事,表明董卓无论用兵打仗,还是玩弄权术都很在行,说他雄韬武略冠绝一时是不为过的。然而,这样一个雄略人物,却在重大军事问题上出现上述无知与糊涂,这不能不叫人怀疑他居心叵测。
4、汉灵帝的“无奈”
董卓的所作所为,引起了灵帝的警惕与深重忧虑。
近几年来,汉灵帝一直忧虑的西北悍将与羌胡结合起来威胁王朝统治之事,在董卓那里已经可见端倪了。这些年,由于镇压羌胡反抗的需要,一直将董卓置于其土生土长、且势力又盘根错节的凉州地区,现在看来,那些做法无异于养虎贻患。
在长达数年的征讨过程中,董卓趁机得心应手地培植他自己的势力,逐渐拥有了以骁勇善战的羌胡兵为核心的几万兵力。陈仓之战中,董卓的作为表明,羽翼丰满的西北悍将已按捺不住自己的那份异志与祸心。
值得庆幸的是,皇甫嵩还足以制衡董卓。想到这一点,心情异常沉重的灵帝顿时轻松了许多,便琢磨究竟怎样解决董卓的问题。
陈仓战事结束不久,董卓便接到一纸诏令,晋升他为少府,同时令他将军队交皇甫嵩指挥。
诏令表明,灵帝欲将董卓由凉州调至京师任职,借以剥夺其兵权。董卓自然明白灵帝的意图,只是此时的董卓已完全没将灵帝放在眼里,捧着诏令的董卓从心底油然升起一缕对灵帝的轻蔑之意。
看看自己的江山成何体统了,自黄巾起义开了头,各地的起义、反抗便风起云涌,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形成,那些拥有兵权的州郡长官们,有几个不在暗中保存和扩充实力,坐观时变?
想到这些,董卓便毅然挥笔写下了抗命上书:
听说臣将供职于少府,所部将士牵挽臣车,使不得行。又臣所部多为羌胡之兵,与臣情同手足,不可须臾分别,如勉为其难,恐变生于不测。
董卓拥兵自重,挟“羌胡”以威胁朝廷,口气中已饱含对朝廷兵刃相见的杀机。面对如此嚣张的董卓,灵帝寄予厚望的老将皇甫嵩却显得那样束手无策。从此,董卓问题便郁结成灵帝的一大心病。
不久,灵帝便染病卧床。病卧的灵帝也许担心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便抓紧制约董卓,改拜董卓为并州刺史,再次令他将军队交给皇甫嵩。
董卓立即上书表示:
所率军队惟属董卓个人,也只听从他的命令,完全可以带到并州,没有必要也绝不可能交给皇甫嵩。
一纸上书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朝廷的蔑视与挑战。董卓既拒绝交出军队,实际上也没赴并州就任,只是将部分军队屯驻在司隶所属的河东郡,观看朝廷内部的变化,同时也观看皇甫嵩的动态。
董卓自恃整个朝廷已没人能奈何他,所以才胆敢拒诏抗命。
实际情形也的确如此。
5、皇甫嵩的“养虎遗患”
皇甫嵩的侄子皇甫郦替自己的叔父和朝廷的安危捏着一把汗。他认为,不管从个人利益的角度,或是从朝廷安危的角度,都应该对董卓下手了。
从个人的角度,这势力相当的两雄,已到了“怨隙已结,势不俱存”的地步;对朝廷而言,董卓“被诏委兵,而上书自请,此逆命也。又以京师昏乱,踌躇不进,此怀奸也”。
所以皇甫郦建议叔父“杖国威”讨伐董卓。
其实,皇甫嵩比他的侄子更清楚董卓专兵抗命的危害,可是他却以“专诛也有罪”为由,委婉地拒绝了皇甫郦的建议。皇甫嵩知道,他侄子所言的两雄“势不俱存”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灵帝促成的。
灵帝一再令董卓交兵权给皇甫嵩,是为了在皇甫嵩、董卓两人之间制造矛盾,然后利用两者的矛盾,使皇甫嵩以武力解决董卓。
可是老谋深算的皇甫嵩也有自己的盘算:
自己掌握的兵力从数量上看虽然与董卓的兵力相当,并且自己有朝廷作后盾,但自己所部的战斗力,却完全不能与董卓军同日而语,因为董卓拥有最富有战斗力的羌胡兵。
在天下大乱之际,离开了实力,朝廷的支持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于是皇甫嵩只得将灵帝踢来的皮球又踢回去,很是详细地向灵帝奏报董卓如何拥兵自重,如何抗拒朝命,“使朝廷裁之”。
既然重兵在握、威震天下的大将都不敢对董卓有所动作,灵帝又还能怎样“制裁”董卓?
这样,心怀异志而毫无顾忌的董卓便心安理得地在河东养精蓄锐,等待时机的到来。
中平六年(189年)七月的一天,从京师来的几匹快马大汗涔涔地飞奔到董卓的营帐前,带来了使董卓欣喜若狂的消息。
6、董卓的收兵权
董卓实在没想到,最近朝中正酝酿着一场诛灭宦官的血腥政变,大将军何进传令要他率军进京助威。
凭直觉,董卓敏感到叱咤政治风云的良机即将来临。于是,狂喜的董卓快马加鞭地朝京师洛阳奔去。
董卓恨不得能插翅飞到京师,以便尽早在激烈而血腥的搏杀中显露他的雄略本色。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赶到渑池时,何进却传令让他停止进军,原地待命。董卓根本不听这一套,强行从渑池奔到离京师更近的河南,才极不情愿地驻扎下来。
当宦官与外戚、官僚拼死搏杀之际,驻扎在洛阳附近密切注视着京师局势变化的悍将董卓,忽见洛阳方面燃起了大火,东北的天空被映得通红。他马上意识到京师已发生了变故,于是便率部加速赶向洛阳。
董卓率军逼进京都,得知少帝和一帮大臣正在北邙山,便率兵前去迎帝还宫。
一进京都,董卓立刻感觉到,虽然朝廷出现了权力真空,自己又抢先一步进京,并将太后、少帝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是,由自己来填补权力真空也并非易事。
他面临的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局面:
在朝廷里他没有一把正式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也算不上一个什么人物,他当时的兵力也不过三千而已。
针对这些弱点,进京后的董卓做了三件大事。
中平六年(189年)八月,董卓入京师时,京师官兵甚众。司隶校尉袁绍拥有西园八校尉禁军的指挥权;大将军何进被宦官诛杀后,何氏的兵力由后将军袁术控制;济北相鲍信又募来一支山东兵;执金吾丁原掌握着一支骁勇的并州兵。
这些力量合起来大大超过董卓军。相形之下,董卓自觉势单力薄。于是,他便略施小计,虚张声势。
他深更半夜将部众悄然拉出军营,天明后再擂动战鼓,挥舞旌旗,浩浩荡荡地拥进京师,造成援军进京的假象。一连这样闹腾了好几次,人们不知虚实,都以为董卓的兵马多得不可胜数,由此对董卓也多了几许敬畏。
接下来,董卓吞并了原属何进、何苗所辖的军队,又收买吕布杀了丁原,兼并了并州军。这样,董卓的兵力大大增强,成为具有条件控制东汉王朝的唯一实力人物。
7、立汉献帝
接下来,董卓便进一步着手排除控制局势、独揽朝政的障碍。
何进、何苗被杀之后,何氏外戚的势力虽然已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何氏的势力毕竟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在朝野已形成一个势力网,这股势力并没因何进、何苗之死完全烟消云散。
同时,少帝存在,幸免于难的太后继续临朝,就会使何氏外戚势力死灰复燃,从而成为朝官和名士凭借的旗帜,这无疑会大大约束董卓的权力。
与中原士大夫相比,尽管董卓缺乏儒学思想的约束,但是他仍然深谙擅政的步子不可能迈得太大、过急。
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步登天地取代刘姓皇帝,那自己也就成了众矢之敌,“鹿死谁手”就殊难预料了。因此,董卓需要寻求一位没有其他势力瓜葛的刘氏宗亲,取代少帝。
这样,董卓不仅可凭拥立之功抬高身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拥立的皇帝可以被他玩弄于股掌间,从而大为减少对他专权的约束。
当时,少帝异母弟、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拥立人选。因为刘协也是灵帝的皇子,这一条件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废立的阻力,同时陈留王的生母王美人当年被何后所鸩杀,收养刘协的董太后又被何进、何太后等人害死,所以无论怎样处置何太后与少帝,也不必担心自己拥立的皇帝产生敌对情绪。
董卓认清形势后,便立即实施自己的废立计划。
在废立皇帝的过程中,尽管遭到袁绍、卢植为首的公卿强烈反对,可是董卓军权在握,官僚士大夫的发言权,在强力下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使他终于以强力排除了废立中的一切障碍,成功地废掉少帝,将9岁的刘协立为皇帝,是为献帝。
同时,他又毫不手软地杀了何太后,拔掉了朝官和名士的旗帜,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美梦。
废除少帝、弑何太后,固然为董卓独擅朝政铺平了道路,然而擅废天子,动摇国基,有悖纲常,这就难免群巨离心,朝纲紊乱,天下汹汹,从而埋下了董卓与官僚、名土公开决裂的导火线。
8、董卓的得与失
董卓明白,他可以靠武力夺取政权,但这毕竟是一个被儒学浸润了好几百年的政权,离开了诗书礼仪这类润滑剂是绝对玩不转的,况且他的兵力还不足以控制州郡,因此他急需官僚士大夫的支持。
董卓废少立献之后,马上昭雪在宦官、外戚、士大夫争权斗争中被宦官陷害、打击的“党人”陈蕃、窦武等人的冤案,并恢复其爵位,还任用周毖、伍琼、郑泰、荀爽等“党人”名士,召回遭宦官打击、逃亡在外的著名大儒蔡邕,任为侍中。
然而尽管董卓费尽心机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要与他分道扬镳。
董卓主政后,一方面需要建立自己的稳固统治,以便从一种有序的社会中获取所需,而以上诸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适应这一现实需要出台的;可是另一方面,董卓毕竟是一个被羌胡文化浸染出来的汉族军阀,而由于经济因素和时代因素所规定,当时西北羌胡的野蛮性与掠夺性是很突出的,所以董卓将一般军阀的杀伐本性和羌胡的野蛮性、掠夺性在自身融为一体,以罕见的凶残与暴虐,无情地摧残着建立新统治所需要的既有秩序和社会文明。
他动辄以严刑威迫朝臣,弄得满朝文武个个惶恐,人人自危;他纵容军士在京城四处肆意掠抢,烧杀、掳掠、奸淫,连宫中侍女与公主也不能幸免。董卓暴行所涉之处,社会秩序基本荡然无存,由此激起了京城官民的普遍敌意和愤怒之情。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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